1942年,河南大饥荒。
那个惨绝人寰的场景被电影《一九四二》拍成了史诗,数百万灾民在漫天风雪中倒毙。
但电影没敢拍的一幕是:就在灾民们为了一个白面馍卖儿卖女的时候,国民政府的粮仓门口,依然排着长队交公粮。
那些饿得只剩皮包骨头的农民,推着独轮车,车上装着他们全家最后的口粮,交给了国家。
如果不交,就是抗拒抗战,就是汉奸。
为什么?
蒋介石心狠吗?或许。
但在那个时间点,如果不这么做,前线几百万军队就会在3天内崩溃。
因为仗打到1941年,国民政府已经彻底破产了。
所有的沿海港口丢了,关税收入归零;所有的富庶省份丢了,盐税收入归零。
能支撑这场战争的,只剩下大后方农民碗里的那一点点米汤。
法币的“回光返照”与崩溃前夜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前夕。
那时候的法币,其实是硬通货。
100元法币可以买两头牛,或者一亩良田。老百姓信任它,因为这时候国民政府手里有黄金,有外汇,有英美的借款撑腰。
但随着上海沦陷、南京沦陷、武汉沦陷,这套金融体系瞬间崩塌。
国民政府最核心的税收来源——关税、盐税、统税(统称“三税”),全部集中在东南沿海和长江中下游。
日本人一来,这些税收瞬间归零。
1938年退守武汉时,国民政府的财政收入已经跌去了80%。
但军费开支却翻了10倍。
几百万军队要吃饭,要穿衣,要买子弹。
钱从哪里来?
孔祥熙给出的方案极其简单:印钱。
印法币。
只要印钞机转动,政府手里就有无穷无尽的“钱”。
但稍微懂点经济学的人都知道,这无异于饮鸩止渴。
没有物资支撑的法币,印出来就是废纸。
1937年,法币发行量是14亿元。
到了1941年,这个数字变成了150亿元。
物价开始飞涨。在重庆,1939年一碗面条要2角钱,到了1941年,已经涨到了5元。
但这还不是最绝望的。最绝望的是,即便政府印了钱,也买不到东西了。
因为大后方(四川、云南、贵州)本来就是贫瘠之地,物资匮乏。农民不傻,看着法币天天贬值,谁愿意把辛苦种出来的粮食换成废纸?
于是,农民开始惜售。市面上根本买不到粮食。
前线的士兵开始饿肚子。
1940年夏天,在宜昌前线,许多国军士兵因为长期营养不良,得了夜盲症。日本人晚上发起进攻,国军士兵根本看不见人。
更有甚者,整连整排的士兵因为饥饿而浮肿,走不动路,被日军刺刀挑死在战壕里。
如果不解决“钱买不到粮”的问题,抗战就要输在自己人的饭碗里了。
田赋征实——向农民“宣战”
1941年6月,重庆。
蒋介石召开了他一生中最沉重的一次会议:第三次全国财政会议。
摆在桌子上的数据触目惊心:
前线存粮只够吃一个月。
市面粮价在半年内涨了7倍。
法币信用已经到了崩溃边缘。
在这个生死存亡的时刻,蒋介石拍板了一个极其残酷的政策:“田赋征实”。
什么意思?
以后农民交税,不收法币了,只收实物(粮食)。
而且,政府还要“征购”。也就是强行摊派任务,农民除了交税,还必须把余粮按政府规定的“限价”卖给国家。
如果不卖?那就是囤积居奇,军法处置。
这实际上是一次对农民的抢劫。
因为政府给出的收购价(用法币支付),远远低于市场价。而且法币还在天天贬值。
这等于让农民白白把粮食交出来。
但是,为了抗战,为了那几百万军队不饿死,国民政府别无选择。
这道命令一下,整个大后方的农村,瞬间变成了另一个战场。
四川农民的血泪账
我们以当时的大后方基地——四川为例。
四川人民在抗战中的贡献是巨大的,但这背后是抽骨吸髓般的压榨。
在“田赋征实”之前,四川农民虽然穷,但勉强能吃饱。
政策实施后,情况变了。
保长、甲长带着士兵下乡,挨家挨户搜粮。
不管你家有没有余粮,只要摊派到了任务,就必须交。
有些贫农,家里只有几斗种子粮,也被强行搜走。
交不出粮食?抓壮丁顶数。
或者把家里的猪、牛牵走。
据统计,从1941年到1945年,四川一共征收了8000万石粮食。
这是一个天文数字。
这8000万石粮食,每一粒都沾着四川农民的血汗。
为了把这些粮食运出四川,运到前线,又有数百万民夫死在了运粮的路上(参考第一篇的物流损耗)。
在最艰难的1944年,四川有些地方甚至出现了“吃大户”的骚乱。
但政府的枪杆子是硬的。
为了保证前线供给,任何阻碍征粮的行为,都被视为叛国。
这不仅仅是经济掠夺,这是在透支未来的生存资源。
许多农民把种子粮交了,第二年就没法播种,只能卖地,沦为流民。
这也是为什么抗战后期,大后方社会矛盾极其尖锐,甚至爆发民变的原因。
中产阶级的消亡——黄金献金运动
如果说农民付出的是粮食和生命,那么城市里的中产阶级,付出的是几代人积累的财富。
除了向农民要粮,国民政府还需要外汇和黄金去买武器。
美国的援助虽然有,但远远不够。
于是,各种名目的“献金运动”、“购机运动”开始了。
在重庆、昆明、成都,政府号召市民捐款买飞机。
许多热血青年、爱国商人、知识分子,真的把家里的金戒指、银手镯、传家宝捐了出来。
那是一种极其悲壮的氛围。
大家知道政府腐败,知道这钱可能会被贪污,但看着天上日本人的轰炸机,看着前线溃败的消息,大家还是把钱掏了出来。
但更隐蔽的掠夺是通货膨胀。
法币的贬值速度,快过工资上涨速度的一百倍。
大学教授、医生、工程师、公务员,这些曾经体面的中产阶级,在1942年以后迅速赤贫化。
闻一多先生在昆明刻图章卖钱补贴家用,不是为了作秀,是真的没钱买米了。
抗战8年,实际上消灭了中国刚刚萌芽的一代中产阶级。
他们的财富,通过法币贬值,通过购买爱国公债(最后变成废纸),通过捐献,全部转移到了国家的战争机器里,化为了硝烟。
法币的最后崩盘与内战伏笔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
举国欢腾。
但在重庆的财政部大楼里,却没有多少欢笑声。
因为账本已经烂透了。
抗战结束时,法币的发行量已经突破了5000亿元。
物价相比1937年,上涨了2000多倍。
这场战争打赢了,但国民政府的信用破产了。
老百姓手里的法币,已经买不到一盒火柴。
农民对国民党充满了仇恨,因为那些带枪征粮的保甲长实在是太凶残了。
城市中产阶级对国民党彻底失望,因为他们的财富被洗劫一空。
这为后来的解放战争埋下了巨大的伏笔。
为什么共产党在解放区搞土改、分田地能得到那么大的支持?
不仅因为给了土地,更因为废除了国民党那套残酷的苛捐杂税和征粮制度。
为什么国统区的经济在1947年迅速崩溃?
因为那根脆弱的神经,早在抗战时期就已经被拉断了。
胜利的代价
我们常说“一寸山河一寸血”。
这血,不仅流在淞沪、台儿庄、长沙的战场上。
更流在四川大巴山的运粮道上,流在河南饥民的逃荒路上,流在每一个被法币榨干了积蓄的家庭里。
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国近代史上最伟大的胜利。
但这个胜利,是国民政府用极其野蛮、残酷、甚至不计后果的财政手段,强行把一个农业国家的每一滴血都榨干了,才勉强撑下来的。
它证明了一个真理:
在民族存亡面前,没有任何东西是私有的。
为了不当亡国奴,中国人民——无论是农民还是中产——真的付出了一切。
这笔账,太沉重了。
沉重到国民政府最终也没能还得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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