驴，是一种苦命的动物。
早年间的驴，是农耕时代的“全职工人”，主业拉磨，副业拉车，偶尔还得客串“私人坐骑”。那会儿的驴，一天到晚围着磨盘转，眼被蒙着，蹄子在磨道里周而复始地转，耳朵里全是石磨“吱呀”的抱怨，鼻子里满是麸皮的呛味。主人家要是心善，傍晚能给把干稻草；要是遇着急性子的，鞭子“啪啪啪”地抽在背上，还得被骂“你这驴日滴，磨个面都磨不利索”。拉车更不用提，遇上坑洼路，车轮子陷进泥里，驴得弓着背、绷着腿，把浑身力气都灌进缰绳里，主人在旁边喊“驾！驾！”，它哪敢偷懒？
后来科技一发展，驴的苦日子（或者说“苦日子”里的存在感）到头了。拖拉机“突突突”一响，比驴拉车快十倍；电动磨粉机一启动，磨出来的面又细又匀，哪还用得着驴在那儿原地打转？这下驴彻底失业也彻底解放了，从“生产工具”变成了“闲置资产”。可人类从来不会让“闲置资产”闲着，天上的龙肉，地上的驴肉，有此一说，驴便又多了个“食材”的身份。
说起来驴也实在冤枉，自己兢兢业业干了几千年活，没享过一天福，临了还得靠“肉质鲜美”再火一把。有人说驴肉“肥美不腻”，脂肪层有韧劲，不像牛肉羊肉的脂肪，一口下去满嘴油花。这话听着像夸，但对驴来说，这夸就跟催命符似的。更离谱的是驴的某些部位，比如那别在腰间烟杆似的东西，非得煮到越煮越硬，再切片炒着吃，美其名曰“壮阳菜”，也因此诞生了一个成语：砂锅里煮驴球，越煮越硬；还有驴大肠，洗干净了和皮芽子（洋葱）、大蒜、青红椒炒一炒，就成了餐桌上的“驴板肠”，听着挺洋气，本质上还是把驴的内脏当珍馐。还有讲排场的，把整个驴头煮熟了，制作美味的蘸料，几个人围坐在一起，举箸下筷，大快朵颐，美其名曰“驴头宴”！最值钱的当属驴皮，经过熬制，名曰“阿胶”，再佐以玫瑰花、枸杞、大枣、核桃仁、芝麻等，名曰“阿胶膏”，一度成为妇女们追捧的“养生圣品”。一张驴皮按公斤卖，行情好的时候每公斤能卖到80到120元，不好的时候，也在50元左右，一张大点的驴皮，轻轻松松就能卖五千元左右。你说驴招谁惹谁了？活着被当牛做马，死了连皮都得被剥下来换钱，连点“身后体面”都留不下。
更憋屈的是驴在文化里的形象，简直是“负面典型专业户”。柳宗元写《黔之驴》，说驴“形之庞也类有德，声之宏也类有能”，结果被老虎一吓就露了怯，只会甩那几蹄子，最后还成了老虎的盘中餐，硬生生把驴塑造成了“外强中干、没本事还爱装腔作势”的窝囊形象。从那以后，“黔驴技穷”就成了骂人的话，谁要是被说“你这人跟驴似的”，保准得急眼。日常生活里，驴更是没少背锅：脾气倔叫“驴脾气”，人傻没良心叫“驴肝肺”，连骂人没脑子都得拉上驴，说“你这驴脑子怎么不开窍”。好像驴天生就是“蠢”“倔”“没用”的代名词，几千年的辛劳全被一笔勾销，只留下一堆负面标签。
但凡事也有例外，历史上也有少数“懂驴”的人。《世说新语》里记载，有个叫王粲的人，别的爱好没有，就喜欢听驴叫，说驴叫“铿锵有力，甚有气魄”，比那些文人墨客的吟诗作对好听多了。他临死前还特意立了遗嘱，说自己死后，朋友们要是真想念他，就到他墓前学几声驴叫，他也就死而瞑目了。结果他下葬那天，一群文人雅士围着墓碑，此起彼伏地学驴叫，“嗷——嗷——”的叫声响彻墓园，成了古代文坛最奇葩也最真诚的悼念仪式。你说这王粲，算不算驴的“知己”？总算有人没把驴当工具、当食材、当笑话，而是真把驴的叫声当“艺术”来欣赏，当知己来看待了。
还有神话里的张果老，骑着一头毛驴倒着走，那驴也成了“仙驴”，不用拉磨拉车，不用被剥皮吃肉，还能跟着主人云游四方，算是驴界的“人生赢家”。可这毕竟是神话，现实里的驴，哪有这么好的运气？大多数驴的命运，还是从“苦役”到“餐桌”，从“窝囊废”到“滋补品”，一辈子都在为人类服务，却连个好名声都没落下。
有时候就想，驴要是能开口说话，肯定得跟人类掰扯掰扯：“我当年帮你们拉磨的时候，你们说我‘勤劳’；现在我失业了，你们就说我‘没用’，还把我煮了吃、剥了皮卖钱，哪有这么欺负‘老员工’的？再说了，《黔之驴》里那驴，明明是没见过老虎才害怕，怎么就成‘没本事’了？换成你们人类，突然见着一头比自己大好几倍的老虎，不也得吓得腿软？”
可驴终究不会说话，只能默默承受着这“苦命”的人生。从农耕时代的“劳动模范”，到现代社会的“餐桌佳肴”，驴的命运就像一面镜子，照出了人类对其他生命的“实用主义”——有用的时候当宝贝，没用的时候当累赘，连一点温情都吝啬给予。不知道等哪天，人类连驴肉、驴皮都不稀罕了，驴又会迎来怎样的命运？是被放逐到野外自生自灭，还是彻底消失在人类的视野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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