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6月18日深夜，北京城的雨下得很细，东交民巷的路灯把水珠切成碎银。几位从四川赶回首都的剧作家，顶着寒意，把一份厚厚的会议速记交到国务院办公厅值班室。里面记着一句刺耳的话——“川剧落后”。说这话的，是当时文化部的一位副部长。
四川那场座谈会不到半小时，就因这句话炸开了锅。一位地方干部忍不住拍桌子：“落后不落后，你说了不算，要七千万四川人来回答！”话音一落，会场鸦雀无声。副部长面色尴尬，只能搁下茶杯。速记员的笔尖却越写越快，这些字后来一路辗转，送进了中南海。
次日清晨，材料摆在周恩来案头。他从第一页看到最后一页，眉头锁得很紧。那年头，全国经济刚从三年困难中缓过气来，人民需要的是精神鼓劲，而不是行政长官随口给传统艺术判死刑。中午时分，总理决定亲自主持一次文艺工作座谈。
6月19日下午，国务院小礼堂灯光全开，墙角摆着几大盆盛开的栀子花。文化部、电影局、各剧种代表以及部分老艺术家陆续入座，连走廊都挤满了人。周恩来踱步进场，神情平静，却没寒暄，直接翻开手中的记录本。
他先淡淡地抛出一句：“上海人评弹听得津津有味，要北京人批准吗？”语调不高，却逼得在座不少人直冒汗。随后他把目光投向文化部席位，声音忽然严厉：“人民喜闻乐见，你不喜欢，你算老几？”八个字像锤子，敲得空气都抖了一下。连记录员的钢笔都微微发颤。
短暂的沉默后，总理叹了口气，语速放缓：“领导当然能有个人爱好，有的爱听昆曲，有的爱收藏碑帖，可个人口味不能当尺子。艺术得让百姓点头，而不是在部里走廊里贴张‘允许’的红条。”有人低头翻文件，有人悄悄抹汗，会场里连空调的嗡声都显得刺耳。
有意思的是，周恩来并没就此收住。他举了陈毅的诗、毛泽东的词做参照：“陈老总笔头快，一口气几首；主席要酝酿很久才落笔。两位都是领袖，谁敢要求他们统一步调？”一句话，道破文化生产必须多样的道理。紧接着，他又讲到朱德的电影口味——“老朱打了一辈子仗，不想天天看打仗片，这也正常。”听到这里，摄影组的年轻人悄悄互望，似乎明白了以后选题要多留余地。
周恩来没有只批评不铺路。他提出两条底线：一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内容绝不行；二是只要人民喜欢，哪怕剧场里凳子破点儿，也要让戏唱下去。简单、明晰，却把文化管理的度划在了人民而非衙门。
值得一提的是，这场会的气氛虽然紧张，却不乏建设性。有导演问：“总理，题材比例总得有个数吧？”周恩来摇头：“别把数写死，创作者怕框框。”一句回绝，把“指标思维”堵在门外。现场不少创作人员暗暗舒了口气，觉得接下来终于能放开手脚写点真正想写的东西。
会议结束前，总理再度环视全场：“文艺工作者和干部都是人民的勤务员。负责，必须负责；干涉，能少则少。”这两句话掷地有声，却没有任何空洞口号。说完，他合上记录本，礼堂里的栀子花香忽然变得清晰。
会后不到三个月，文化部悄然调整了一系列审批流程，川剧的发展计划也被列入年度重点扶持。成都的锦江剧院很快贴出了新牌子——“折子戏专场，每晚七时开锣”。票价不高，却场场满座。当地老艺人逗趣道：“总理这一句话，硬是给川剧敲了一记‘回春鼓’。”
时间线继续往后。1962年，全国文艺界逐步形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氛围。回看起点，恰是那次座谈会。周恩来只用了寥寥数语，把官僚主义的门栓撬开一道缝，也给传统文化留出喘息之机。
副部长那句“川剧落后”，最终成了教材里的反面案例。多年以后，一位参与会议的电影编剧在回忆录中写道：“若没有那声‘你算老几’，文艺园地恐怕要荒掉一大片。”字里行间看不出半分夸张，因为当时几乎人人都在场，人人都记得雨夜、栀子花，还有总理的目光。
事件过去六十多年，川剧依旧在锦江两岸唱出高腔、胡琴、灯调，观众里有白发老人，也有抱着爆米花的小孩。舞台后台的墙上，贴着一张发黄的旧剪报，标题只有八个字——“人民喜闻乐见最要紧”。它静静挂在那里，无需更多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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