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名大元王朝的高官整整齐齐地跪在地上,不是在拜佛,是在等一张来自大都的纸。

可他们没等到皇帝的赏赐,等到的是一把铁锤。

那是在1339年的河南行省官衙里,平章政事月鲁不花领着六个同僚,都是有头有脸的蒙古贵族,正准备接圣旨。

这是个庄重又寻常的流程,没人觉得会有什么意外。

抬来的轿子帘子一掀,出来的不是钦差大臣,是个叫范孟端的汉人书吏。

这人在衙门里干了二十年,谁都认识他,但谁也没把他当回事。

范孟端手里攥着的不是笔,是把铁锤。

没等跪在最前面的月鲁不花反应过来,那锤子就带着风声砸下去了。

一下,正中头颅。

红的白的溅了一地。

旁边的人还没从惊愕中回过神,范孟端的同伙亮出了藏在袖子里的刀,议事厅里顿时血气冲天。

这场屠杀的主谋,既不是手握重兵的将军,也不是心怀不满的皇亲国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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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就是一个在官府里熬了二十年,连正式品级都混不上的八品小吏。

他没兵没权,就靠着一把锤子和一张假圣旨,愣是把整个河南行省给端了。

这事儿,在中国历史上,找不出第二件。

范孟端动手前的人生,平淡得像一杯放了几天的白开水。

他是个读书人,满脑子都是孔孟那套“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

可他生不逢时,元朝那会儿,科举考了好些年都不办一次,等于把汉人读书人往上走的路给堵死了。

范孟端读了一肚子书,最后只能在官府里找个吏员的差事,干最杂的活,拿最少的钱,还没有任何前途。

吏,在元朝的官场里就是个尴尬的角色。

说白了,就是干活的,不是当官的。

全省九成以上的具体事务,从收税到审案子,都得经过他们这些人的手。

他们是这部庞大国家机器上转得最快、磨损最厉害的零件,但在那些蒙古大官眼里,他们连人都算不上,就是个会写字的工具,可以随便使唤。

这种日子,范孟端一过就是二十年。

压在他身上的,不光是吏员的卑微身份,还有汉人的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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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个把人分成四等的时代,他属于最底层的南人。

他每天看着那些连汉字都认不全,甚至自己蒙古话都说不利索的蒙古官员,就因为出身好,一个个都身居高位。

他们把成堆的公文往范孟端桌上一推,自己喝茶聊天,到了论功行赏的时候,功劳簿上连范孟端的名字都不会出现。

他每天用毛笔抄写着自己都未必完全看得懂的蒙古文政令,心里头想的,却是哪天能亲手写下属于汉人自己的规矩章程。

他曾在墙上写过一句话:“人皆为我不办事,天下办事有几人。”

这已经不是简单的抱怨了,这是一个被体制压得喘不过气的灵魂,在发出最后的吼声。

在他老家杞县,上百年里,能从吏员转成正式官员的汉人,只有三个。

路,早就被封死了。

就在1339年,事情似乎有了转机。

靠着朋友到处托关系,范孟端总算弄到了一个汴梁路知事的位子。

官不大,从九品,但对于一个干了二十年吏员的人来说,这简直就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

这是他灰暗的人生里,看到的第一缕光。

他高高兴兴地跑去官府领俸禄,准备走马上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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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现实给了他一记响亮的耳光。

管钱的官员告诉他,蒙古官员的俸禄要先发,至于你们这些汉人吏员的薪水,已经拖了三个月了,再等等看吧。

就是这句话,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二十年来的憋屈、不公、歧视,在这一瞬间全都变成了怒火。

那点刚刚燃起的希望,被一盆冷水彻底浇灭。

他明白了,指望这个体制施舍,永远没有出头之日。

他决定不玩了,他要自己坐庄,用自己的命当赌注,跟这个瞧不起他的世界赌一把大的。

范孟端的计划,可以说是把元朝官僚系统的漏洞利用到了极致。

没人比他这个老油条更清楚这个系统的命门在哪。

首先是语言。

元朝的官方文件用的是蒙古文,但很多蒙古高官自己却不怎么学文化,看公文跟看天书一样,全靠汉人吏员翻译和解释。

范孟端就抓住了这一点。

他找了个懂点蒙古话的同伙,伪造了一份圣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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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格式,那开头恭维话的调调,甚至从废旧公文上拓下来的官印,都弄得跟真的一样。

对那些当惯了甩手掌柜的蒙古大官来说,根本看不出破绽。

其次是仪式。

他特意选择在接圣旨的时候动手。

在那个年代,皇帝就是天,跪着接圣旨是天经地义的事,也是官员们最没有防备的时候。

当那七个高官虔诚地跪在地上,把脑袋低下去的时候,他们等于亲手把自己的命交给了范孟端。

议事厅里七具尸体还热着,范孟端就当场宣读了那份假圣旨,给自己封了个都元帅。

怪事发生了,官衙外面站岗的蒙古士兵,一个个手握兵器,却没一个人敢冲进来。

不是他们胆小,而是范孟端手里的“圣旨”和他刚刚干掉七个最高领导的狠劲,制造出了一种恐怖的权威。

在没搞清楚状况之前,没人敢动,万一这真是皇帝的密令呢?

范孟端就这样,兵不血刃地控制了整个河南行省的权力中心。

他连夜又伪造了二十多道“圣旨”,把自己的人安插到各个重要的府、州、县。

他打着皇帝密令的旗号,收缴了全省两百多枚官印,还派兵把守黄河渡口,彻底切断了河南和外界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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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庞大的行省,就这么落到了一个八品小吏的手里。

接下来的一个多月,河南发生的事情,简直比戏文还荒唐。

范孟端当上“都元帅”的第十天,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想不到的决定:他要回杞县老家祭祖。

这位新官上任的“元帅”,带着五十个骑兵,敲锣打鼓地衣锦还乡。

他走了整整五天,而在这五天里,整个河南行省的官僚机构居然还在照常运转。

他任命的那些下属,按部就班地处理公务,竟然没有一个人觉得不对劲,更没有人向朝廷报告。

整个系统就像被施了定身法,默认了这个靠谋杀和谎言建立起来的新秩序。

范孟端这个举动,可以说是一种小人得志的炫耀,更深层次看,也是对这个僵化体制的最大嘲讽。

他用行动告诉所有人,这个庞大的帝国已经迟钝到了什么地步:一个行省的领导班子被一锅端了,信息一被切断,整个地方就能悄无声息地换了主人,而远在大都的皇帝和朝廷,还被蒙在鼓里。

这场闹剧的收场,也同样充满了戏剧性。

范孟端的统治,不是被朝廷大军摧毁的,而是毁于一场酒局和内讧。

有一次,范孟端大摆筵席,招待那些没被他杀掉的蒙古贵族。

几杯酒下肚,他大概是觉得自己已经稳操胜券,开始飘了,得意洋洋地吹嘘起自己是怎么伪造圣旨,怎么用锤子砸死月鲁不花等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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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者无心,听者有意。

席间他的一个同伙叫冯二舍的,因为分赃不均,早就对他心怀不满,把这些话都一字不漏地记在了心里。

宴席一散,冯二舍就偷偷牵了匹快马,连夜奔向大都,到中书省告发了这件泼天大案。

然而,更荒唐的事情还在后面。

大都的官员们接到举报,第一反应不是震惊和愤怒,而是怀疑。

他们觉得这事太离谱了,“一个区区汉人小吏,怎么可能有这么大的胆子和本事?”

在他们高高在上的认知里,这是根本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这种刻在骨子里的傲慢,让他们对体制内部已经烂到根子里的问题视而不见。

直到河南行省十万火急的公文终于送到,证实了冯二舍的告发,朝廷这才如梦方醒,急忙调兵南下。

范孟端的独角戏,唱到这里,总算是落幕了。

范孟端和他那帮人,最后被押到大都。

罪名是谋反,下场是凌迟处死,全家老小也都没能幸免。

参考资料:
(明)叶子奇:《草木子》卷三上《杂制篇》
(明)宋濂等:《元史》卷三十九《顺帝纪二》
(清)毕沅:《续资治通鉴》卷二百零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