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的南京路，黄包车来去匆匆。人群里，67岁的盖叫天拄着竹杖，正打量着刚挂牌的解放日报。新政权的气息扑面而来，他似乎比谁都兴奋。这位“盖派”创始人看不懂整版铅字，却能从呼啦啦的纸声里听出时代更迭。此刻的他想不到，二十三年后，自己的离世会让北京中南海的灯火彻夜未熄。
盖叫天出身高阳西演村，1887年的荒年让他和兄长被送进科班。每天五更起，虎跳、腱子、小翻一轮没打好，藤条立刻抽下去。童子功练得苦，却练出一副惊人的腰腿。更重要的是，他在沿江小码头、乡镇庙会上跑码头，一场戏换一碗粥，硬生生把江湖气练进了骨头里。人说他黑瘦，他自嘲“老黑”；人笑他艺名夸张，他索性改叫“盖叫天”，骨子里那股不服输，从此明晃晃挂在台口。
16岁进杭州，18岁闯上海，短短两年，他靠《铁公鸡》《狮子楼》把南北票友征服。当清廷递来“供奉”诏书，他甩手一句：“戏是唱给百姓的。”此话惹恼权贵，却让弄堂里的穷孩子拍红了巴掌。两江总督劝不动他，洋行老板也拿他没辙。偏偏这份桀骜，让他在1920年代被沪上几家戏院合力封杀，整整九年无班可登。债主天天敲门，他仍咬牙不接堂会。朋友私下劝他，盖叫天只抛出五个字：“规矩不能破。”
1937年淞沪会战失利，他拖家带口挤进公共租界。日军要搞“大东亚共荣”堂会，《铁公鸡》排第一，他翻墙溜到郊外晒太阳。宪兵上门质问，他举着没接好、弯曲的右腿，淡淡一句：“腿断了，翻不动。”对方横眉几秒，只好空手而去。这一折子，戏迷说比舞台更精彩。
抗战胜利那年，他在上海自掏腰包开粥厂、办榛伶学校。义演《大名府》时分文不取，连“四大名旦”都来捧场。杜月笙听说后直拍桌子，却无可奈何。豪气与侠骨，皆写进这出折子里。
解放后，文化部该怎么排位三位巨匠成了难题。周恩来思索再三，梅兰芳进京挂帅，周信芳坐镇沪上，盖叫天则请回浙江。职务不算高，却最合身——他更在意的是自由教戏。接到任命电报，他只对来访的夏衍说了一句：“我给人民唱，就够了。”夏衍点头，记下这位老人粗糙却干净的手。
1956年，盖叫天七十寿辰。上海锦江大厅内，锣鼓一响，武生后辈十几人轮番献艺。梅兰芳、田汉、俞振飞从北京赶来，周总理因公务脱不开身，特批派专机送来花篮与贺函。盖叫天端详着那纸墨迹，嘴角抽动几下，没有多话，只把贺函折好放进小木匣。
1957年周恩来陪伏希洛夫访杭。盖叫天听风便动，执意上台耍一段《打店》。总理担心他旧伤复发，原本拒绝。老人倔得很，非演不可。最终折中：只演一刻钟，不翻桌子。台灯亮处，他亮相、开打、亮相，再亮相。伏希洛夫起立鼓掌，连说三遍“Hero”。盖叫天谢幕，转身下场时腿还有点抖，但牙关咬得死。
1960年困难时期，他浮肿得厉害，裤腰要系两根带子。周恩来批示：每月送鱼、蛋各若干。旁人说起此事，他挥手：“我不吃独食，分给徒弟。”嘴硬心软，一如年少时那根藤条抽下去，他只吭哧一声，绝不掉泪。
1970年1月16日凌晨，松木场水桥畔的木屋灯火暗下。老人前夜还摆弄刀枪，比划《单刀会》。高烧说来就来，几小时后，呼吸戛然而止。家人怕惊动中央，没有立即上报。两年后，怀仁堂内，周恩来批阅到京剧院文件，才惊闻噩耗。总理声音拔高：“他去世了？为何不报？”身边参谋低头不语。那一夜，灯光在屋顶晃，谁也不敢先走。
1978年秋，盖派艺术研究所挂牌。骨灰盒安放仪式上，老戏迷簇拥舞台，锣鼓震天。一位白发武生脱帽行礼，低声道：“师父，今天满堂彩。”说罢，他回身，灯火照在仍旧挺直的脊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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