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五讲四美”感召的灵魂，一个命案逃犯从作案到自首的心路历程|五讲四美

1982年3月11日4时左右，一个身材矮小的男青年走进了成都市公安局龙泉驿分局的大门，向值班民警要求面见分局局长。值班民警大感惊讶，心忖这人什么来头？一进来就要见分局局长，于是一边将他安排在接待室等候，一边去向局长报告。

当龙泉驿分局局长亲自赶到接待室时，那名男青年立即迎上前来急促地说：“我是个潜逃杀人犯，今天专程从河南回来投案自首，现在全国都在讲文明礼貌（1982年2月27日，中共中央办公厅根据中央书记处的指示，转发了中央宣传部《关于深入开展五讲四美活动的报告》。《报告》中规定：每年3月为全民文明礼貌月。1982年3月就是第一个文明礼貌月），我这个双手沾满鲜血的罪人，再也不能昧着天良隐藏下去了。”

这一席话让现场的民警们集体倒抽一口凉气，局长立即命令给那人上铐子，然后安排审讯室，接着，这人开始一五一十地讲述出来一起连杀三人并藏尸灭迹的罪行——

老电影《405谋杀案》中的审讯室

此人名叫唐立，时年25岁，成都汽车厂职工子弟，1973年初中毕业后被安排到龙泉驿区平安公社团结六队插队落户，和他一起分在团结六队的还有三名同是成都汽车厂职工子弟的发小儿——汪某、吴某和韩某。由于父母都是成都汽车厂的职工，所以他们四个平时关系非常好，每天同去下地，一同收工，晚饭后一起喝酒划拳直到熄灯才各自回屋睡觉。邻居反映他们之间好得跟亲兄弟似的，虽然也曾经因为各种琐事发生争吵，甚至打架打到头破血流，但第二天都会和好如初，绝对没有“隔夜仇”。

老照片：汽车厂工人

1976年10月31日，汪某、吴某、韩某和唐立全都不知去向，他们住的屋子都“铁将军把门”，前一天晚上还听见他们四个还聚在一起猜拳喝酒，没有任何异常。社员群众们一开始对此都不当回事，因为他们都是成都市人，在成都有家，时不时的回家住几天也是常有的事情。

但是到了12月初，汪某的家长来团结六队探望儿子，却被告知汪某已经回家探亲、至今未归。汪某的家长惊愕不已，表示没看到汪某回家啊，大家这才意识到四人已经失踪一个多月了。

但到这个时候，大家依然没有足够重视，因为在查看四人的寝室时，人们在吴某的一台收音机下面发现了一张上面记着一个海外地址的纸片以及一本手抄的“黄色书籍”。在汪某、韩某和唐立的寝室内也发现了类似的物品。结合当时一些知青离队外出但却不回家的情况已经是司空见惯的现象，所以大家都认为他们四个结伴外流了，在当时的条件下，要寻找他们几乎不可能。

一张知青合影的老照片

1977年3月，唐立从贵阳收容所被遣返回成都，由成都汽车厂保卫处的保卫干部找他谈话，询问汪某、吴某和韩某的下落，唐立回答：“我们打算游逛全国的大城市，如果有机会，就往国外跑，到了河南我就因为想家，和他们分开了。”

然而，唐立仅仅回家二十多天后就又悄悄离家出走，此后就再无音讯，而团结六队的知青点因为不再有人居住，不久就铺上了石板改为生产队的猪圈。

唐立交代说：“1976年10月30日晚上9时左右，我和汪某、吴某、韩某围坐一桌喝酒划拳，半个小时后，二斤七两的白酒和一大盆红烧鸡肉已经被我们吃得所剩无几，但我们还觉得没有尽兴，于是我起身去厨房再搞两个菜。我刚起身去厨房不久，就听到汪某对其他两人说醉话：‘唐立这小子，当面是人，背后是鬼，太不落教了（成都方言：主要形容人做事不守规矩、不靠谱或不服从安排）！’”

“我一听就火大了，仗着酒兴冲了出来，和汪某对骂，随即和他扭打在一起，三拳两脚之后，我顺手捡起一块砖头朝汪某的头上砸了一下，汪某惨叫一声瘫倒在地。接着我又抓起一把锄头乱舞，吴某和韩某见状也各自抡起木棒自卫，我们就这样边打边进了厨房，结果刚进厨房，两个人就先后失足掉进了红苕窖里。我一不做二不休，为免他们去告发我打汪某，不如一并做掉干净，于是我就用锄头对着两人的头顶猛杵，两人哼都没哼一声就都倒毙在红苕窖里。”

“事后我喘了好一阵大气后就动手藏匿尸体，我先把汪某的尸体拖进厨房丢进红苕窖里，然后搜尽室内的砖头和瓦块全部丢进窖里，再用一块两百斤重的夯石堵住窖口，然后用土把窖口填平。然后我将我们四个的房内故意放了一些要出走的物证，然后把房门全部上了锁后趁着天色还没亮逃跑——”

唐立从团结六队逃跑后直奔成都北站，扒乘一趟货物列车逃离四川，先后流窜在陕西、甘肃、河南、湖北、湖南和贵州六省的大中城市，依靠乞讨度日，实在坚持不住就谎报姓名和籍贯去收容所混几顿饱饭后在被遣返的途中伺机逃跑，就在这样的循环往复的乞讨——收容——遣返——逃跑，再乞讨——再收容——再遣返——再逃跑中度过了两年，然后化名云小强在1979年落户在兰考县（就是焦裕禄同志为之付出一生的地方）的一个专门安置无家可归人员的林场做伐木工，就这样又渡过了三年的时光。

老照片：伐木工

1982年2月28日晚，唐立在广播中听到了“全民文明礼貌月”的讲话广播，这五年以来他一直经受着良心的谴责，三个从小玩到大的好友惨死的死状始终萦绕在唐立的脑海中，使得他夜夜都在做噩梦，夜夜都梦见他们来找自己，“全民文明礼貌月”的讲话唤醒了他心中的良知，使他下定决心回成都自首。

3月6日，唐立领到了林场的工资，在吃午饭时他在食堂变卖了手腕上的“钟山”牌手表，下午离开了林场，在兰考县成里洗了个澡、理了个发后前往兰考站买了前往成都的火车票——

“钟山”牌手表

3月11日8时，龙泉驿分局的干警们押着唐立前往团结六队，在唐立的指认下，社员们清空了猪圈，然后民警们撬开了石板，然后刨开了原来的那个红苕窖，赫然出现了三具已经完全骨化的尸骨。经辨认三具尸骨手腕上的手表、以及尸骨上的伤痕部位和形状，基本和唐立所交代的情况相吻合，就此可以基本确定这三具尸骨就是失踪五年多的知青汪某、吴某和韩某。

在接下来的审讯中，唐立和负责审讯他的预审员有了如下的对话：

问：“你为什么仅因为几句口角就连杀三条人命？”

答：“那个时候，不是你斗我就是我斗你，我不把他整倒，就会被他整倒。我打过多次架，每次都是往死里打，如果不是被人劝开，早就出人命案了。”

问：“汪某已经被你打瘫在地，吴某和韩某又掉进了红苕窖里，都已经失去了反抗能力，你为什么还不住手？”

答：“那时候火气就是那么大，我当时还没消气呢，怎么可能停得下手呢？”

问：“你平时不是和他们关系很好吗？为什么这么下死手？”

答：“平时关系好归好，但是气头一旦上来了，就什么都顾不上了，其实他们火大起来同样跟我一样不管不顾，我们每次发生冲突就动手，要不是每次都能被人劝开，否则早就出人命了。”

问：“你是怎样在外逃六年后下决心投案自首的？”

答：“杀了他们三个后，我觉得反正只有一条命，一命抵三命我也合算！活着干死了算！逃得一天算一天。我随后从南到北从东向西流窜了好几个省，三个多月后在贵阳被收容审查，假报姓名和籍贯都被揭穿了，想跑又跑不掉，认为这下完蛋了。哪想到我被送回成都后，才知道他们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也不知道他们三个是死是活，于是我就瞎编了一套谎话蒙混了过去。但我心里清楚纸终究是包不住火的，所以不久后就又外逃了。”

问：“你最后是怎么到的兰考的？”

答：“开头两年社会上很乱，流浪的人很多，什么人都有，所以我容易混下去。但后来社会秩序原来越好，越来越混不下去了，所以我就想找一个落脚的地方。直到1979年初我被兰考县林场收容安置后，心想从此可以长期隐姓埋名了。”

问：“你既然已经改名换姓安置下来了，为什么还要回来？”

答：“在林场三年，我亲眼看到周围老乡生活的变化。过去这里不少人家推着小车外出逃荒，而近两年来家家都有余粮，到处都在盖新房，和我当知青时的农村景象完全两样。我如果不犯罪，也会是这个社会的主人，如果那三个人不被我打死，也能为今天的社会出力。此后我一直做噩梦，梦见他们血淋淋的样子，特别是韩某和我最要好，却惨死在我的手下。这些念头成天折磨着我，让我整夜整夜睡不着，我这个时候才感觉到后悔，觉得自己是个自绝于社会自绝于人民的渣滓。”

问：“你是什么时候有自首的念头的？是什么力量促使你从千里外昼夜兼程赶回来投案的？”

答：“林场距离焦裕禄墓园不远，我经常去那里转悠，我从小就听焦裕禄的故事，觉得我应该做一些对社会有益的事情。此后我看了一些关于土壤方面的书籍，想利用黄河水改造盐碱地，但我文化不高，心有余而力不足，特别是我身上还背着三条人命，书根本看不进去。我盼望早日结束幽灵般的生活，就有了自首的念头。”

焦裕禄

“林场附近有一家老两口，他们只有一个闺女，看上我了，托人给我说亲要招我上门。我婉拒了，我这个逃犯，要是当了上门女婿，就毁了这个姑娘，我不能再干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情了。今年春节，我看到当地社员都在过团圆年，就想起了被我打死的那三个的父母，他们也一定在盼着他们的儿子归来团聚，良心更加受到谴责，这才最后下决心自首坦白交代。”

问：“你为什么要选在文明礼貌月里投案？”

答：“在广播里我听了讲话，知道全国现在都在讲文明讲卫生讲礼貌，中央领导带头，人人动手清除垃圾，我觉得我这个社会渣滓也该到了清除的时候了，所以决定在文明礼貌月里，所以我在3月6日领了工资，卖掉了手表，买了当天回成都的车票，连夜赶回自首。”

老照片：五讲四美

问：“你现在还有什么想法？有什么想说的？”

答：“1979年春天我在开封看到峨眉厂的《神圣的使命》电影广告，不由得就想到了家乡，我不是个喜欢看电影的人，但那个时候不由自主的买票看了这部电影，里面的那个老公安王公伯的崇高形象让我对公安民警、对国法有了敬畏之心。我知道我自己的罪恶太大，不可饶恕，你们代表国家权力按照法律惩办我，枪毙也是罪有应得。我只有一个请求，就是用我的惨痛教训作为反面教材去教育、去挽救那些还在邪路上的彷徨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