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春天，军医松本草平（他本名叫松本胜）被一脚踹到了诺门坎。
那时候他看这片草原，觉得挺美，绿油油的一眼望不到头，跟画儿似的。
风一吹，草浪滚滚，马儿撒欢，简直就是骑兵的天堂。
他一个拿手术刀的，本以为就是来治个拉肚子、处理个小伤，战争嘛，离他还远着呢。
可他不知道，他脚底下这片天堂，马上就要变成炼人炉，专门烧一个叫“骑兵”的古老兵种。
当时整个关东军，从上到下都飘着一股劲儿，觉得自己天下无敌。
说起对面的苏蒙军，那眼神里都带着轻蔑，觉得就是一帮放羊的，装备破烂。
松本所在的第23师团，更是这股傲气的集中体现。
他们是“皇军之花”，是精锐里的精锐，脑子里装的都是怎么建功立业。
5月下旬，一张命令下来，松本就被卷进了漩涡中心。
高层觉得得摸摸对面虚实，就派了东八百藏中佐带队，一支四百多人的骑兵搜索队。
这可不是一般的队伍，是关东军的脸面。
个个都是马术高手，腰里别的军刀擦得锃亮，心里念叨着武士道，坚信只要发起冲锋，没有撕不开的口子。
这帮人就像一群骄傲的孤狼，嗷嗷叫着就冲进了草原深处。
他们以为自己是猎手，要去掏狼崽子，却不知道自己一头撞进了养熊场，对面那个叫朱可夫的饲养员，早就把铁笼子和投食器准备好了。
几天后，松本接到任务，去收尸。
东八百藏那支队伍，联系不上了。
他和几个卫生兵开着卡车颠簸着往前线赶，心里还想着可能是迷路了，或者打了一场硬仗，伤亡大了点。
可等他们到了地方，所有人都傻眼了，车都忘了熄火。
眼前哪有什么战场，就是一片黑炭地。
空气里那股味儿，没法形容，是烧焦的马肉、人肉、皮革、青草混在一起，又腥又冲，吸一口就想吐。
地上没有完整的尸体，只有黑乎乎的、扭曲的人形和马的骨架，跟泥土烧结在了一起。
一个老兵油子当场就扶着车轮吐了，哆哆嗦嗦地说：“这不是打仗，这是烧烤。”
后来他们从零星的线索和幸存者的疯言疯语里，才拼凑出当时发生了什么。
东八百藏的骑兵队撞上的不是什么巡逻兵，是苏军的坦克部队，而且是带喷火器的OT-26喷火坦克。
那玩意儿就是个移动的钢铁怪物，对骑在马上的肉身来说，就是阎王爷亲自来点名。
苏军的打法，简单粗暴到让人绝望。
几十辆坦克排开，也不开炮，先从几十米外喷出一条条火龙。
草原上的干草“轰”一下就着了，整个骑兵队瞬间就被火圈给包了饺子。
战马被烧得嗷嗷叫，到处乱窜，把背上的骑兵甩下来，人一沾地，身上的军装也着了，满地都是打滚的火人。
这只是第一步。
等火烧得差不多了，那些T-26和BT快速坦克就开足马力冲进火场。
它们不是来射击的，是来碾的。
履带压在烧得半死不活的人和马身上，能听见骨头碎裂的“咯吱”声。
松本和他的同事在清理现场时，发现很多尸体都不是一个平面上的，是被履带硬生生嵌进了土里，得用铁锹才能铲出来，铲出来的也分不清哪块是人，哪块是马，哪块是土。
有些日本兵反应快，见势不妙就跳下马，想挖个坑躲起来。
可没用，天上有飞机盯着，坦克上的机枪手眼神也好使，一个一个点名。
喷火坦克更是追着跑得慢的，像玩游戏一样，把他们一个个变成焦炭。
松本他们看到好几个挖了一半的散兵坑，士兵就死在坑边，手里还攥着工兵铲，姿势僵硬得像个雕塑。
东八百藏搜索队，连同他们的指挥官，几乎没留下一个活口。
东八百藏本人的尸体压根就没找到，估计早就和他的战马一起，成了这片黑土地的肥料。
这支被吹上天的精锐骑兵，几个小时之内，就从地球上被抹掉了。
这事儿，只是个开始。
它就像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张，推倒了关东军在诺门坎的所有牌面。
问题出在哪？
首先是脑子。
辻政信那些少壮派参谋，天天喊“大和魂”，觉得只要精神原子弹够足，就能弥补一切。
他们让骑兵拿着马刀去砍坦克，这本身就不是打仗，是送死。
这帮人坐在后方地图室里，动动嘴皮子，前线的士兵就得用命去填他们对现代战争的无知。
其次是家伙事儿。
朱可夫那边，几百辆坦克，几百架飞机，还有数不清的大炮，玩的是立体战争。
关东军这边呢？
坦克是“豆战车”，皮薄馅大，反坦克武器更是少得可怜，士兵们被逼着用人抱着炸药包去炸，这叫“肉弹攻击”。
说难听点，就是拿人命当消耗品。
松本作为医生，感受最深的是后勤和医疗。
伤员送下来，十个有八个不是死在枪伤上，是死在路上。
没药，没血浆，甚至连干净的绷带都不够。
卫生条件差到极点，痢疾比子弹杀的人还多。
一个连自己士兵拉肚子都管不好的军队，还谈什么决战？
诺门坎这一仗，日本赔了夫人又折兵，伤亡了一万八千多人。
这盆冷水，直接把陆军那帮天天嚷嚷着要“北进”，去跟苏联抢西伯利亚的家伙给浇醒了。
他们终于明白，苏联不是当年的沙俄，人家的工厂里能像下饺子一样造坦克。
北边这条路，走不通。
于是，日本高层的眼光，就齐刷刷地转向了南边，转向了东南亚的橡胶和石油。
这个转向的最终结果，就是两年后，炸弹落在了珍珠港。
而苏联那边，朱可夫一战封神。
他在诺门坎演练的这套大纵深、多兵种协同的打法，后来原封不动地搬到了欧洲战场。
当德国人的坦克开到莫斯科城下时，正是朱可夫用这套在蒙古草原上检验过的战术，顶住了进攻，然后一路打了回去，最后把红旗插在了柏林国会大厦上。
松本草平在战后活了下来，把他的经历写成了书。
他不是为了博眼球，就是想告诉后人，他亲眼看到的地狱是什么样的。
那些在烈火中消失的骑兵，不仅仅是一个兵种的淘汰，更是一个狂妄自大的帝国，一头撞上工业时代这堵南墙的前奏。
诺门坎的草，后来又长起来了，比以前更茂盛，把那些白骨和焦土都盖住了。
但有些东西，是盖不住的。
松本草平后来回到了日本，在一家小诊所里度过了余生。
他再也没有踏上过任何一片草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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