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当正式的授衔名单出炉后，徐海东、许光达两位大将内心非常忐忑，认为自己的功劳和历史职务达不到这么高的位置，都向中央请求能降低自己的军衔。
徐海东先打电话给周总理，婉拒后再向毛主席提申请；许光达则是直接给中央写信，“我许光达不要说同大将们比心中有愧，与一些年资较深的上将比也自愧不如”。不过组织有更深层次的考虑，依然坚持为二人授予大将军衔。
两位的高风亮节是一段佳话，有意思的是，他们在自请降衔的同时都推举了别人来代替自己获授大将，而且不约而同推举了同一人——王震。
纵观王震的资历贡献，确实能够得上大将的标准，包括拟授版的15位大将中也有他，为何最终落实下来却只是上将呢？有一个很关键的原因是贺老总的态度。
其实王震和许光达两位将军的履历，有很多是可以直接对比的。他们都属于“红二”的发展脉络中，王震担任过红六军团政委、八路军120师359旅旅长兼政委、西北野战军2纵司令员兼政委、第一野战军第1兵团司令员兼政委等职；
许光达担任过红二军团17师师长、八路军120师独2旅旅长、西北野战军3纵司令员、第一野战军第2兵团司令员等职。
许光达土地革命从1932年夏就前往苏联治疗，到抗日战争的1938年初才抵达延安，最困难的一段时期他是没有经历的。
而且他回国后的前几年主要也是搞军事教育，在抗大工作到1941年初才回到指挥系统。这期间主要也是留在后方，身兼延安交通司令、防空司令等职。
即便是他出任了120师独2旅旅长，这种后续发展出来的番号，也比不上六个主力旅含金量高，所以从1932年到1945年，许光达职务方面是不如王震的。
关于这方面，许光达自己都承认，给中央的信里说道：“和我长期共事的王震同志功勋卓著：湘鄂赣竖旗，南泥湾垦荒；南下北返，威震敌胆；进军新疆，战果辉煌...”
既然如此，为何又最终是许光达授大将、王震授上将呢？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当年许光达的职务是装甲兵司令员，我国工业水平落后，想要组建这样的先进兵种，需要借助苏联的帮助。许光达在苏联生活多年，在那边有一定人脉，打起交道来更方便。
再者我国的军衔制很大程度参考了苏联，苏联的装甲兵司令员军衔是元帅，按照原则我们也不能差得太多，否则交流起来会产生礼仪等方面的问题。
当然，最重要的一点在于贺老总的态度。众所周知，红二方面军由红二军团和红六军团组成，但红六军团早期一直在湘赣苏区拱卫中央，直到1934年才西征与二军团会师。
所以真正说起来，红二方面军的源头还是自湘鄂西发展出来的红二军团。王震土地革命的职务比许光达要高不假，但论代表性就不如后者了。
在1955年时，红军三大主力都必须要有元帅代表、大将代表，这不仅仅关乎个人，还是一支部队整体的荣誉。
元帅有贺老总，大将就确实很难挑得出来。红二方面军副总指挥萧克跟王震一样，也是从红六军团过去的，难以做代表。
其他红二军团的高级干部，基本就没剩几个，没办法，夏曦肃得太狠了。从1932年4月起，夏曦在湘鄂西连续进行四次“肃反”，这是一段极其惨痛的经历，包括段德昌、万涛、孙德清等军级干部遭到杀害。
最严重之际整个湘鄂西苏区就只剩贺龙、夏曦、关向应、卢冬生四名党员。许光达因为中枪去苏联治疗，这也算幸也不幸了，缺席了几年革命经历，同时又躲过一劫。
贺老总在延安见到许光达时还以此感慨过：好你个光达······别人挨一枪是祸，你挨一枪是福。
建国后，关向应、卢冬生都已不在，许光达这个参与创建了湘鄂西根据地的老党员意义非凡，他再怎么说也是红军的师级干部，够得上大将的硬性标准，其他的廖汉生、贺炳炎等人红军时期的职务就太低了。所以，只能是让许光达来代表红二军团授大将。
面对外界的质疑以及许光达自己的请辞，贺老总说了一段话：许光达有大革命的经验，有内战的经验，有抗日战争的经验，有解放战争的经验，还有苏联红军的经验，应授予大将。
这句话消除了很多声音，而毛主席在收到许光达的信后给予了高度评价：“五百年前，大将徐达，二度平西，智勇冠中州；五百年后，大将许光达，几番让衔，英名天下扬……这是一面镜子，是共产党人自身的明镜！”最终事情尘埃落定。
至于王震，他是能够得上大将的标准，但缺乏了一定要授大将的因素。如果是15位大将的版本，在拟授名单上的他没有任何问题。
可该版本递交给毛主席审阅后，主席提出意见各级将官太多了，应适当减少，最终大将就减成了10人。
而名单限定后，他要上，只能让别人下来，粟裕战功太高；徐海东对中央有恩；黄克诚是红三军团代表、建议恢复政委制度、首倡抢占东北；陈赓领导过一大战略兵团；谭政是政工代表；
萧劲光是海军司令员；张云逸是黄花岗起义走过来的老革命；罗瑞卿是保卫战线代表、公安军司令员；王树声是红四方面军代表。看来看去唯一能竞争的只有许光达，奈何还是因代表性的问题，王震最终只能遗憾落选。
当然，王震本人对这些倒不在乎，他将自己的一腔热血洒在了新疆、洒在了铁道、洒在了新中国建设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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