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7月，一纸律师函送到人民出版社编辑部。函件落款是“原国务院副总理吴桂贤”，内容只有一句核心诉求——要求立即修改《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中对她的相关叙述。彼时距离吴德去世已近九年，谁也没料到这本回忆录会引发一场诉讼。
编辑们先是一愣，其次便快速调档。回忆录第216页写道：“吴桂贤进入国务院班子，是‘四人帮’安排的产物。”这句话看似平常，实则扣上了严重的政治帽子。根据1993年生效的《民事诉讼法》及其随后颁布的名誉权司法解释，当事人如认为刊物损害名誉，可要求纠正并公开致歉，出版社显然处于被动。
吴德在世时，对“十年风雨”这段经历有诸多苦涩。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他出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随即负责清理遗留问题。与吴桂贤的私人交往并不多，只在国务院会议简短碰面。对她真实去向，他并无详细了解。口述过程中，老人依据记忆提及“她被张春桥推荐”。可惜吴德病逝前，来不及再作考证。
吴桂贤为什么反应如此强烈？缘由要追溯到1975年1月。那年第四届全国人大组阁，她以工人代表身份被任命为副总理，37岁，震动全国。许多老干部将她与陈永贵并列视为“样板人物”。“坐在主席台上，我自己都懵了。”多年后，吴桂贤对同学回忆时这样说。毛泽东当时的“三三制”指示，让她每年回纺织车间劳动四个月，实打实体验生产一线，减少政治色彩。偏偏到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时期，她与“四人帮”被有意无意地绑在一起。1977年申请辞职，部分原因也是要撇清这些影射。
名誉权诉讼的准备期里，吴桂贤委托律师搜集当年中央办公厅文件，“调任副总理，经毛主席、周总理同意”那一行黑字尤其醒目。证据面前，出版方与吴德家人意识到措辞欠妥。一次三方会面在北京东城区一间并不起眼的会议室进行。吴桂贤平静地说道：“我只求一句公正，不要刻意给我贴标签。”吴德的长子随后起身鞠躬：“父亲生前对材料审核不严，给您造成困扰，我们深感歉意。”短短两句话，化解多年的误会。这段对话后来写入庭外调解笔录，成为双方和解的转折点。
有意思的是，和解协议并没要求大幅删文，而是采纳更严谨说法：把“’四人帮’安排的产物”改为“当时社会上有人误认为她与‘四人帮’有关，实为误解”。文字修改仅九个字，却避免了定性失误。对出版社而言，重排版、再印刷、回收库存，直接成本超过三十万元。不过与潜在的诉讼风险相比，这点投入称得上及时止损。
2008年再版时，扉页多了一段声明：“向吴桂贤同志深表诚挚歉意。”这算是业界少见的正式道歉范例。不少学术出版机构从中汲取教训——口述史资料必须经过交叉验证，单一当事人的回忆并不等同事实。回忆录的价值在于记录个人观感，但倘若处理不当，也容易掉进法律陷阱。
值得一提的是，事件并未影响双方后续交往。2009年，陕西咸阳举办纺织工人精神传承座谈会，吴桂贤应邀致辞。吴德家人送去花篮，挽带用了八个字：求真、务实、互谅、互信。场下观众大多是老纺织工，掌声热烈，气氛与当年工厂“赵梦桃小组”总结表彰会颇为相似。
吴桂贤退休后保留副国级医疗待遇，偶尔接受媒体采访，总结自己一生的关键词：“劳动、学习、独立”。“当年误解如果没澄清，今天的我还会感到不舒服。”她说这话时神情平静。法学界人士评价，此案是新世纪初期中国名誉权保护意识提升的缩影。
反观吴德回忆录的学术命运，经过修订后销量竟上升。一些读者指出：正是对错漏的公开修正，让这本书更可信。出版人圈子私下里流传一句玩笑，“补订版比初版多跑了三万册，全靠九个字。”玩笑归玩笑，它说明严谨是一种长期红利。
案件尘埃落定，新的问题随之而来：如何让人物口述与档案史料实现多方互证？历史研究者正在尝试把口述影像与文字对照发布，同时附上档案索引，供读者自行查核。或许这才是这场纠纷留给学术界最现实的启示。
在法律与史学交汇的狭缝中，言与行都要掂量分寸。吴德家属选择公开道歉，吴桂贤选择接受，这是常识与善意的握手，也是那个特殊年代亲历者们迟到的释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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