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壤的夜晚有一种独特的寂静——不是没有声音，而是所有声音都被控制在某种频率之下。我站在羊角岛酒店门口，等待金英爱和李慧珍的出现。手表指向晚上九点二十五分，距离约定时间还有五分钟。
九点三十分整，她们准时从转角出现。金英爱穿着那件熟悉的灰色连衣裙，李慧珍依然是深色套装，但这次她没系领口的第一颗扣子。
“希望你们不会失望，”李英爱用流利的中文说，“朝鲜的烤肉和中国的可能不太一样。”
“能尝尝正宗的朝鲜烤肉是我们的荣幸。”我微笑着回答。
烤肉店在酒店二楼，是专门接待外宾的地方。墙上挂着风景画，角落里一台老式电视机正在播放新闻。我们刚落座，灯突然灭了——平壤经常停电。
服务员迅速点上蜡烛。昏黄的光线下，金英爱的脸显得格外柔和。
“在中国，你们也经常停电吗？”李慧珍问。
“很少，”我说，“至少在大城市，已经十几年没见过大规模停电了。”
她点点头，表情里有一丝不易察觉的怀疑。
从泡菜到摩天大楼
烤肉上桌时，谈话从食物开始。金英爱熟练地翻动着肉片，告诉我们哪种部位最好吃。她问起中国的饮食，我说起外卖、奶茶、二十四小时便利店。
“你是说，半夜三点也能买到热饭？”金英爱睁大眼睛。
“不止热饭，还能买到水果、饮料、日用品，半个小时送到家门口。”
两个姑娘交换了一个眼神。李慧珍轻轻摇头：“那得有多少人半夜还在工作啊，太辛苦了。”
“是机器人在送餐。”同行的中国朋友小王插话。
“机器人？”金英爱愣住了。
小王拿出手机想展示照片，但想起这里没有网络。他只好描述：“大概这么高，有轮子，自己坐电梯上楼……”
“像科幻电影一样。”金英爱轻声说，语气里半是惊奇，半是不信。
肉吃得差不多了，话题渐渐深入。李慧珍问起我们的工作。我说我是做互联网的，小王做新能源车。
“什么是互联网？”金英爱问。
这个问题让我一时语塞。我试着解释：“就像……全世界的电脑和手机都连在一起，可以随时传递信息。”
“那不会被敌人利用吗？”李慧珍警惕地问。
“我们有防火墙，会过滤有害信息。”
“过滤？”她皱起眉头，“那不就是控制信息吗？和资本主义国家的所谓‘自由网络’有什么区别？”
这个问题很尖锐。我沉默了几秒：“区别在于目的。我们是为了国家安全和发展，不是为了控制思想。”
她似乎接受了这个解释，但眼神依然充满怀疑。
手机相册里的另一个中国
晚餐进行到一半，金英爱提出想看看中国普通人的生活照片。小王犹豫了一下，打开了手机相册——都是离线保存的。
第一张是他家小区的照片：绿树成荫，儿童游乐场，老人们在下棋。
“这是……普通人的住宅？”李慧珍指着那些二十多层的高楼。
“是的，我在北京租的房子就在这样的小区里。”
“租金很贵吧？”
“一个月六千人民币。”
两个姑娘迅速心算——那是朝鲜普通工人两年的工资。金英爱张了张嘴，没说话。
小王继续翻照片：高铁内部、地铁站、购物中心、大学图书馆、医院挂号机……每一张都引发新的问题。
“为什么车站里没有人排队买票？”
“因为都在手机上买了。”
“医院这个机器是干什么的？”
“自助挂号，不用排队。”
“图书馆为什么这么多人？”
“很多是备考的学生，也有来自习的上班族。”
翻到上海陆家嘴的夜景时，金英爱的手停住了。她盯着那些摩天大楼，看了足足一分钟。
“这是……上海？”
“是的，浦东新区。”
“看起来像电影特效。”她轻声说。
“要亲眼见到才相信？”小王问。
金英爱抬起头，眼神复杂：“在朝鲜，我们学过资本主义国家的照片都是虚假宣传。高楼大厦背后是贫民窟，富裕建立在剥削之上。”
“中国也是社会主义国家。”我提醒她。
“但你们走的是……特色道路。”李慧珍说，语气里有一丝说不清的意味。
被折叠的世界观
接下来的照片更让她们困惑：农村的别墅、山区的公路、少数民族地区的学校。每一张都与她们认知中的“发展中国家”对不上号。
“这些农民……住在楼房里？”李慧珍指着一张浙江农村的照片。
“很多农村都这样了。”
“他们靠什么生活？”
“有的开农家乐，有的做电商，有的在附近工厂上班。”
“电商？”
“就是在网上卖东西。”
金英爱摇摇头：“我不明白。如果农民都去网上卖东西，谁种粮食？”
“有机械化农场，一个人能管几百亩地。”
她沉默了，低头喝了一大口啤酒。
当小王翻到他自己在泰国旅游的照片时，气氛突然变了。
“这是哪里？”李慧珍警惕地问。
“泰国普吉岛。”
“你去了资本主义国家旅游？”
“很多中国人都出国旅游，去年有一亿多人次。”
“一亿……”金英爱喃喃重复这个数字，“朝鲜总人口才两千五百万。”
四个人都沉默了。蜡烛快烧完了，服务员又拿来两根新的。昏黄的光线下，我能看见两个朝鲜姑娘脸上复杂的表情：困惑、怀疑、震惊，还有一丝难以名状的失落。
那个改变一切的视频
最后，小王翻到了一个视频——是他出差时拍的，展示中国某工厂的自动化生产线。机器人手臂精准地组装零件，无人搬运车在车间里穿梭，大屏幕上跳动着实时数据。
“这是……中国的工厂？”李慧珍的声音有些颤抖。
“是的，比亚迪的汽车工厂。”
视频只有三分钟，但她们要求看了三遍。第三遍结束时，金英爱突然问：“这些工人，他们去哪里了？”
“有的去学习新技能，有的调到了其他岗位，有的……”
“失业了。”李慧珍接过话头，语气肯定，“就像资本主义国家一样，机器取代了人。”
“但整体上，工厂的效率提高了，能生产更多产品，创造更多价值。”我试图解释。
“代价是工人失去了工作。”李慧珍盯着屏幕，眼神锐利，“这不是社会主义。”
我深吸一口气：“社会主义的目标是让所有人过上好生活。如果机械化能让国家富强，最终惠及全民……”
“最终是多久？”她打断我，“那些今天失业的工人，他们的‘最终’是什么时候？”
我答不上来。小王也沉默了。
金英爱突然站起来：“我去一下洗手间。”
她离开得很快，几乎是跑着出去的。李慧珍没有动，继续盯着已经黑屏的手机。
“你们知道吗，”她突然开口，声音很轻，“在朝鲜，我们被告知中国虽然经济发展了，但付出了惨重代价：贫富分化、环境污染、道德沦丧。我们说这是‘修正主义的代价’。”
“你相信吗？”我问。
她沉默了很久：“我曾经相信。但现在……我不确定了。”
深夜的坦白
金英爱回来了，眼睛有些红。她重新坐下，端起酒杯一饮而尽。
“那个视频，”她看着小王，“能再给我看看最后一部分吗？机器人的那段。”
小王重新播放视频。金英爱凑得很近，几乎贴到屏幕上。当机器手臂完成一个精密组装时，她轻轻叹了口气。
“我们朝鲜也有机器人，”她说，“在科技展览上。但那是展示品，不是生产线上的。”
“慢慢会有的。”小王说。
“慢慢是多久？”她问，然后自己回答，“五年？十年？而你们已经……”
她没有说下去。
那天晚上我们聊到凌晨一点。大部分时间是她们在问，我们在答。问题从经济到教育，从医疗到养老，从科技到文化。每一个回答都似乎在冲击她们固有的认知框架。
最后，李慧珍问了一个问题：“如果中国发展得这么好，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抱怨？”
我想了想：“因为发展带来了新的问题。房价太高，工作压力太大，孩子教育太卷……但这些都是‘富贵病’，是在基本生活保障解决之后的高层次需求。”
“基本生活保障……”金英爱重复这个词，“在朝鲜，我们有基本生活保障。住房、医疗、教育、工作，国家都管。但我们没有你们那些‘富贵病’。”
“也没有那些可能性。”小王说。
四个人都沉默了。窗外的平壤一片漆黑，只有远处主体思想塔顶端的红灯在闪烁。
告别时的眼神
离开时，李慧珍握了握我的手：“今晚的谈话，请不要告诉任何人。”
“我明白。”
金英爱走在最后。在电梯口，她突然回头：“你们手机里那些照片……都是真的，对吗？”
“都是真的。”小王说。
她点点头，挤出一个微笑：“那很好。真的，很好。”
电梯门关上时，我从缝隙里看见她站在原地，一动不动。
第二天，一切如常。金英爱和李慧珍还是那对完美的导游组合，专业、礼貌、保持着恰到好处的距离。只是在参观千里马铜像时，金英爱经过我身边，用极低的声音说：
“昨天晚上，我做了个梦。梦见自己走在你们照片里的那些高楼之间，迷路了。”
她说完就走开了，没有给我回答的机会。
在离开朝鲜的火车上，小王问我：“你说她们真的相信我们说的话吗？”
但也许，真正的差距不在于高楼大厦的数量，不在于手机的先进程度，甚至不在于人均GDP的数字。真正的差距在于，我们早已习以为常的世界，对她们来说还只是不敢置信的传说。
我打开相册，找到那张偷拍的烛光晚餐照片。烟雾缭绕中，四个人的脸模糊而温暖。我想了想，没有删除。
有些真相太重，一个人背不动。需要有人记得，在那个平壤的夜晚，两个朝鲜姑娘的世界观曾经轻微地震动过。也许这震动最终会平息，但裂痕已经产生。
而裂痕，是光可以照进来的地方。
火车加速，将朝鲜抛在身后。我闭上眼睛，脑海里回响着金英爱的最后一个问题：
“那些照片……都是真的，对吗？”
都是真的。我默默回答。
火车穿过隧道，黑暗降临。
在黑暗中，我仿佛又看见了那双眼睛：在烛光下，在手机屏幕的微光里，在震惊与怀疑之间挣扎的眼睛。
那是我在朝鲜看到的，最真实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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