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5月的一个傍晚，延河谷里刚刚刮过一阵风，卷起草木的清味。杨家岭几孔窑洞前，士兵们正在收拾地里长势不错的辣椒与土豆，他们不知道，一位从万里之外赶来的客人即将抵达。
陈嘉庚一行在西安短暂停留后，沿着崎岖山路驶向延安。一路尘土，他们却毫无倦意，因为车上堆着南洋华侨亲手准备的慰问物资。陈嘉庚随口对身边人说：“风沙算什么，前线子弟喝一口净水都难，我们这点辛苦不值一提。”同行的华侨司机点头，握紧方向盘，油门轰得更稳。
车还没停稳，毛泽东已在门口迎候。他伸手相握，笑着打趣：“久闻先生大名，今日终于借这条土路见上一面。”陈嘉庚环顾四周：窑洞顶上还插着几束野花，警卫员脚下全是泥，延安并没有想象中的“首府”气派，却让人莫名安心。
按原计划当晚只是寒暄，但交谈出乎意料地投机。两人从滇缅公路谈到晋察冀根据地，又从物资缺口谈到日机轰炸。陈嘉庚突发一句：“海外侨胞最怕的就是前方不团结。”毛泽东放缓语速：“对敌是大事，内争非我愿。”一句话，分量足够。
夜色彻底压在山梁上，灯油不多，屋里愈发昏暗。警卫员小声来报，饭已备好。陈嘉庚起身想告辞，毛泽东挥手道：“距离不近，索性吃了再走。”客人推让不过，只得从命。
窑洞里本就两张桌子，其中一张缺腿，用土块垫高。毛泽东干脆把完整那张抬到院子，随手铺上几张报纸。风一吹，纸被掀走，他笑道：“看来延河晚风也饿了。”陈嘉庚哈哈大笑，气氛一下轻松。
菜很快端上：一盆二米饭，一盘土豆丝，一盘白菜叶，一小碟辣椒，再加一个黑色瓦坛。瓦坛最显眼，揭盖——一只煮得发黄的老母鸡。陈嘉庚有点意外，毛泽东解释：“菜地都是自家开荒，不花钱；鸡是房东大娘听说有贵客，特意送来的。算下来，只花两毛钱买了盐和灯油。”说罢，他用筷子夹了一块鸡肉放到客人碗里。
陈嘉庚沉默几秒，端起碗，一口把二米饭吃下去。他想起重庆那些山珍海味的欢迎宴会，帐单动辄几百元法币，前线一个团的被服都够不了。对比之下，这瓦坛鸡更像一面镜子。透过它，他看见谁在真正为抗战省下一分一厘，也看见自己该把海外侨汇投向哪里。
饭间，毛泽东顺手把当天刚收到的《参考消息》递过去，上面登着日军在东南亚加紧调兵的电讯。他淡淡地说：“战争拖得越久，侵略者成本越高；我们人多地广，再苦也熬得住。”陈嘉庚点点头：“侨胞的钱若能换成枪、换成粮，死也值。”一句“死也值”，让后排的年轻翻译红了眼眶。
留宿杨家岭的夜很短。第二天，陈嘉庚沿着山坡参观兵工厂、被服厂，还围着菜畦转了一圈。工人几乎都是十六七岁的孩子，衣服打了补丁，干活却麻利。厂长告诉他：“机器是山西抬来的旧货，零件自己铸。打一百发子弹，废铜只剩一小包。”陈嘉庚随手摸了摸还带温度的弹壳，心里忽然想起自己在南洋创办橡胶园时那句口号——“能省一分是一分”。不同的是，当年是为企业，如今是为民族。
离延安前一晚，他再访毛泽东。对话之前，他递上一张清单：滇缅公路车辆及医药、钢材、橡胶，全按吨位罗列。“只要交通疏通，这些都会到达西南，再设法转北上。”毛泽东把清单折起，放进灰色帆布包，说了句：“多谢，前方官兵会记得南洋同胞的情分。”他没有客套“浪费您钱财”，也没有说“必将胜利”，一字一句全落在执行层面，正合陈嘉庚的务实脾气。
几周后，陈嘉庚抵达新加坡，在华侨大会上传达延安见闻。他摊开那晚的菜单——白纸上寥寥五行，“总计：0.2元”。台下原本嘈杂，瞬间静得针掉可闻。陈嘉庚提高嗓门：“就凭这两毛钱，我知道哪条路能救中国！”会场炸开掌声，募捐箱塞得满满当当。
1949年初，北平尚在商谈和平解放，陈嘉庚收到了毛泽东的电报，邀请他出席即将召开的新政协会议。电文不长，却特意提到“瓦坛鸡”。毛泽东幽默写道：“延安之味，或待再叙。”从陕北到北平，跨度只隔九年，却横跨了民族命运的脊梁。
同年六月，陈嘉庚在西山再见毛泽东。两人握手，毛泽东一眼扫到对方新添的白发，半开玩笑：“看来海外风浪比延河风大得多。”陈嘉庚回应：“只要这风能把更多船吹向新中国，再大也不怕。”
后来陈嘉庚定居集美，把个人资产投入厦门大学建设。他对来访学子谈及延安那顿饭，常说一句：“记住，两毛钱能买到的不只是鸡，还能买到一个政府的清白。”这句话被学生记录在黑板角落，越写越多，终究成了一座校园的无声校训。
延安窑洞早已成为旧址，那张缺腿的桌子也进了博物馆，可瓦坛鸡的故事并未随时间陈旧。它提醒人们：真正握住民心的，从来不是华丽菜谱，而是把每一分钱都掰成两半花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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