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陈胜建立张楚到项羽为西楚霸王，楚地的政治重心由陈到彭城发生了一次转移，这种转移始于楚怀王之时。陈胜初起之时，攻占陈而以之为都，这中间当有两重原因，第一个原因是陈毗邻鸿沟，交通便利，为楚国晚期的都城，楚人在此地势力较大。战国晚期，秦始皇的两次东巡除了君临其少时生活过的邯郸之外，另一次即是亲临灭楚的前沿郢陈，足见其对此地之重视。陈不仅成为楚复兴的精神象征，甚至成为整个反秦阵营的一面旗帜。是以当陈胜死后，张楚余部数次复陈为都，第一次是陈胜蒙难之后未暇吕臣即复陈为楚：“陈王故涓人将军吕臣为仓头军，起新阳，攻陈下之，杀庄贾，复以陈为楚。”此后陈复为秦左右校所攻占，黥布复收之为都：“鄱盗当阳君黥布之兵相收，复击秦左右校，破之青波，复以陈为楚。”第二个原因则在于陈处于攻秦武关和函谷关的中心点上，坐镇于陈可以有效指挥各路攻秦大军，而从张楚政权建立伊始即发兵函谷关、武关，东北攻荥阳，可见陈胜是锐意攻秦而图一举灭之的，正是如此，陈自然成为一个重要的前敌指挥中心。但是，随着陈胜西征的各路大军次第失败与秦军东向反攻的开始，陈在进攻意义上的优点不复存在，而反倒处于易于受到攻击的不利地位，是以陈胜没后，陈数度沦陷。
项氏叔侄渡江而西，楚地兵势复振，待其立怀王后，“陈婴为楚上柱国，封五县，与怀王都盱台”。当时的楚都盱台遥在洪泽湖之南，而从项梁大会诸将于薛，且此后其活动皆不在盱台可知怀王当时所都之地不过是一个政治花瓶而并非实际的政治中心。然则自项梁兵破定陶，楚国内部的情况变得复杂起来，不甘寂寞的怀王开始力图掌握主动，一方面拉拢陈胜旧臣吕臣及刘邦、宋义等将领以分项羽之势；另一方面怀王所都的盱台遥在洪泽湖之南，不利于及时预于形势，因而从盱台迁都彭城，而迁都彭城在当时的另一重意味则是就齐而寻求奥援。“楚兵已破于定陶，怀王恐，从盱台之彭城，并项羽、吕臣军自将之。以吕臣为司徒，以其父吕青为令尹。以沛公为砀郡长，封为武安侯，将砀郡兵。”宋义被怀王立为上将军，从宋义送子宋襄赴齐为相足见楚联络齐国排挤项氏势力的用心。当然，齐楚彼此关联对于抗秦图存也是有利的。
随着项羽分封的尘埃落定，其王九郡夺彭城而都之。关于项羽不都关中而都彭城，历来为人所诟病。韩信与刘邦论及项羽之失则曰：“项王虽霸天下而臣诸侯，不居关中而都彭城。”太史公亦将项羽都彭城看作是其走向灭亡的原因之一，其曰：“及羽背关怀楚，放逐义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己，难矣。”颜师古云：“背关，背约不王高祖于关中。怀楚，谓思东归而都彭城。”顾炎武认为颜师古之说“乃背约，非背关也”，亦即舍弃关中四固之险要而都彭城之谓。山河千载不变而时势历代不同，是以顾祖禹开篇即论及疆理擘画之道而曰：“州域之建置有定，而形势之变动无方。”定都之理亦然，单纯从形势而论及都彭城与都关中之优劣，自然彭城有诸多之不及，但是我们看待项羽定都的问题亦当与看待其分封问题一样，不能将之看作是终究之计，这两者皆是项羽试图迈向大一统帝国而不得不行的权宜之计。然则历史的发展使项羽擘画的逻辑归向中道而止，所以我们无法看见那一幅永远无法打开的历史画卷。
王子今先生引宋人黄震之论而认为“其实项羽本来就无‘争天下之志’，‘从来无统一天下之心’”是不妥的，项羽早在少年之时即有“取而代之”之志。关于项羽谋求帝业的系列擘画，田余庆先生在《说张楚》一文里亦有精辟论述：“项羽不会自安于称楚王而长久地与诸侯王并立，不会眼看着业已空出的帝位而毫不动心。所以他除了在分封诸侯王中隐伏心机以外，还有其他一些动作。第一步，他把楚怀王升格为楚义帝，以楚帝代替秦帝的法统地位，并就此承认帝业的合法性。他自己则暂居西楚霸王，继续作诸侯的盟主。第二步，他徙义帝于郴而又杀之，这样就使楚帝名号暂时空悬起来，使自己有静观待变、斟酌处理的余地。第三步，他合乎逻辑的措置是，作好各种善后以后，自己名正言顺地登上楚帝的宝座。但是项羽没有迈开这最后一步，形势就急遽变化，自己立刻由主动变为被动，作楚帝的机会也永远消失了。”王先生正是认定了项羽无大志方才在其安于归故乡上立论而极言彭城地理之优。
诚然，彭城之地缘优点历代皆有论及，顾祖禹在论及徐州府之地缘优劣时多有援引，三国时期的吕蒙曰：“徐州地势陆通，骁骑所骋，今日取之，操后旬必来争。”南朝宋人王玄谟曰：“彭城要兼水陆，其地南届大淮，左右清、汴，表里京甸，捍接边境，城隍峻整，禁卫周固。”南朝陈人顾野王曰：“彭城险固，繇来非攻所能拔，且其地形都要，不特捍蔽南国，为必争之地，而自昔东南用兵，莫不繇此以临诸夏矣。”北宋人陈无己曰：“彭城之地，南守则略河南、山东，北守则瞰淮、泗，故于兵家为攻守要地。”苏轼曰：“徐州为南北襟要，京东诸郡邑安危所寄也。”概括诸家之论，彭城的地缘形势特点在于其是南北之冲要，四方交汇之枢纽，为必争之地，这正是彭城重要性之所在，那么定都于这么一个“争地”之上的原因自不在于其所谓“险固”，自当有其“必争”之形势使然。
史念海先生提出了项羽定都彭城是出于经济考虑的观点，他说：“如果仅从经济上来观察，项羽的东都彭城，并没有什么可以訾议的地方。”但是他又说：“他对于选择首都，只着眼在经济的观点，而没有想到建国的大计原是多方面的，单解决经济上的困难是不行的。东南固然富庶，是西北赶不上的，可是西北马匹的精良和人民的强悍，也是东南所赶不上的。尤其是秦汉之际去战国未远，昔日的风流余韵还未完全泯灭，所以这方面更是重要。项羽和汉高帝虽并起于江淮之间，可是汉高帝出关东征的时候，部下除过若干将帅之外，大部已经换成关陇巴蜀的士卒了。项羽仅就这一方面着眼，终久吃了大亏。”史先生之说且不说前后矛盾，仅就项羽士卒战斗力之论就忽略了基本的历史事实，项羽何以能威服诸侯呢？不正是在于楚军的勇猛与旺盛的战斗力么？西北士卒之英华者王离大军不正是惨败于这关东楚军么？而且史先生是论亦是认定了项羽都彭城即为一终极事件而为之找原因附会，这势必衍生出诸多难以自圆其说的枝蔓来。
项羽虽则被后世目为残暴，但是屠城之事连号称仁厚长者的刘邦在西征中同样为之，“南攻颍阳，屠之”。项羽的身份与刘邦不同，如何处置秦国后亦必为诸侯所瞩目，对此姚磊的解释是：“杀子婴，灭秦宗室亦是项羽之战略。首先，子婴是秦朝残余势力之代表，作为对秦始皇的反对，大家是不会留下这个代表的。当刘邦想收买关中之人心，留下子婴，手下曹无伤则言：‘沛公欲王关中，使子婴为相，珍宝尽有之。’如果项羽留下子婴，恐怕亦会遭到诸侯抵制。再当时宗室的威望号召力强大，六国民心皆向着宗室，并认为立宗室为王就是恢复旧国。项羽封章邯为王，阻挡刘邦，必然要为章邯除此隐患，断绝秦人复国之念。否则，秦人有死灰复燃之势，必然影响项羽战略大计。”且项羽坑杀章邯大军亦有其不得不然的理由。章邯有此二十万大军于项羽而言自然是芒刺在背，一旦其待时而起后事皆难预料，杀之而章邯就不得不仰仗楚人之支持方能立国。
项羽对于关中和齐地皆加以肢解，此举所将引发的激烈反弹亦必是其预料到的。项羽都彭城正是利用其处于东向地轴冲要的枢纽地位以便对诸方尤其是齐地可能的变故迅即作出反应，另外项羽自王九郡、定都彭城而处于四战之地，正是仰仗其骁勇强悍的军队以作出快速反应出击四方。是以，项羽都彭城本身即是为战计而非坐守之势，其地缘擘画的蓝图就是欲利用这种肢解和裁置加上楚军强大的战力，利用诸侯间对分封的不满和异动而将其各个击破，这方是项羽自立于四战之地的根本原因，也正是西楚霸王睥睨天下的英雄气概之体现。
本文摘自《帝国的骨架：先秦、秦汉地缘政治结构变迁大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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