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7月中旬，北京西郊，军队总医院的病房走廊里药味刺鼻。护士推着治疗车匆匆而过，走到312房门口会下意识放轻脚步，因为那张病床上的人叫邓稼先——在大多数人眼里，他只是位身体虚弱的普通患者。事实上，他肩上的秘密分量，远远超出一间病房可以承载。
消息先从一份绝密文件逐级往下传：中央已批准，对邓稼先个人履历实行“有限解密”。文件传到宣传部门时，时针刚过凌晨两点，打印机吱呀作响。值班员揉着惺忪眼睛，却不敢怠慢，几行字印在纸上——邓稼先，中国原子核理论主要奠基人。此后不足四十八小时，多家报纸连发长篇通讯，标题格外醒目。电话潮水般涌向许鹿希的宿舍，“邓稼先还活着吗？报上说的真是他？”许鹿希拿着话筒，声音压得极低：“活着，但情况不乐观。”
读者不禁疑惑：一位名不见经传的“普通科学家”，为何突然要由党中央出面解密？线索只能回到三十年前。1956年春，毛泽东在中南海一次科技工作会议上抛出一句话——“没有原子弹，人家就要欺负我们。”会场一片寂静，随后满屋人低头记录，这句话像钉子一样钉进在座每个人的脑子。那一年，34岁的邓稼先在中国科学院礼堂听完报告，袖筒里攥着回国三年的讲义，心里却盘算着另一个座标：核武器理想模型。
机会来得突然。1958年3月，宋任穷找到钱三强：核事业缺人，“名册里第一行就是邓稼先”。一纸调令将邓稼先送入西北荒原。许鹿希记得那天傍晚，他推门进屋，脸上浮着难掩的兴奋又显得犹豫。她问：“去哪儿？”他答：“地点不能说，时间不能说，放心，不是去干坏事。”这一问一答后来被许鹿希写进日记，只有短短两行，却是夫妻二人公开生活的终点和保密岁月的起点。
1962年冬，北京西花厅灯火通明。周恩来翻着设计草图，夹着锌皮烟盒的手指在桌面轻轻敲击：“能不能提前完成？”邓稼先抬头，眼镜镜片里映着煤油灯火，“有难度，但不试试永远不知道。”这句略带倔劲的话，为随后的两千多个昼夜定下基调。资料短缺、计算手段落后、装置参数划线全靠算盘和草图，一群平均年龄不到三十五岁的年轻人硬是在罗布泊大漠里拼出突破口。
1964年10月16日14时59分40秒，罗布泊上空蘑菇云翻腾，冲击波把观测站玻璃震得嗡嗡作响。邓稼先站在工事口，手扣安全帽边缘，目光死死盯着升腾的火球。十五秒后，他松了一口气：“算出来的，与实际只差零点零几。”没人注意到，他说这句话时手在发抖——既是激动，也是长时间辐射暴露后留下的隐痛。
接下来十余年，氢弹、中子物理、洲际弹头，他一项没落下。出差路线在西北荒原和北京之间拉出一道锯齿。许鹿希偶尔收到他的信，信封空白，只有一句“我很好”，字刚写到笔尖就戛然而止。谁都明白，保密条例不允许多说一个字。
1979年以后，核试验进入稳定期。邓稼先却明显瘦了，咳嗽、腰痛、低烧交替出现。1985年秋，检查结果摆在桌上——直肠癌晚期并大量转移。聂荣臻元帅听闻后，拍着桌子：“他把命搭在国家战略上，医学上能做什么就做什么。”医疗专家连夜会诊，给出的建议是“积极治疗，尽量延长生命”。可惜癌细胞从不讲情面，化疗放疗几乎同时进行，也只能控制住疼痛。
就这样熬到1986年7月。党中央决意解密，是出于两点考虑：第一，让公众了解“两弹一星”背后无名英雄；第二，允许亲友以真实身份与邓稼先告别。公告一出，许鹿希家的坐机几乎响到凌晨，“他真的这么多年一直干这个？”老同学、远房亲戚、大学室友，轮番追问。许鹿希只说：“稼先忙自己的事，家里从未为柴米油盐犯难，这就够了。”
7月28日夜里，病房灯光暗淡。邓稼先睁开眼，望着窗外的梧桐影子，气息微弱却清晰吐出一句话：“别难过，值。”随后心电监护仪划出最后一条直线。第二天一早，院内旗杆升起半旗，讣告以“国家杰出核物理学家”八个字落款，很多人才第一次真正读到他的名字。
报纸摞在售报亭上，不到两个小时售罄。有人翻看整版文字，才明白1964年那声“巨响”背后的学术逻辑；也有人掩卷长叹，他在最壮年的时段选择了最艰险的战场。电话依旧拨向许家，但问题从“他还活着吗”变成“他究竟做了些什么”。答案写在实验塔倒计时的秒表上，也写在罗布泊长年干燥的风里——那是属于一代科学家的答卷，简短却无法忽视。
2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