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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郊外一间月租2200元的出租屋里，住着一位消瘦如竹竿的青年。他身高一米八几，却没有什么像样的肌肉，常年的素食主义和极简生活让他看起来有一种并不属于这个年纪的清冷。他叫张炘炀。这个名字曾经响彻中国教育界。
10岁上大学，13岁读研，16岁成为全中国最年轻的博士。这简历无论放在哪个时代，都足以让所有望子成龙的家长不仅是眼红，简直要眼珠滴血。
然而，当时光的指针拨到他28岁这一年，聚光灯下的神话却碎成了一地鸡毛：无车、无房、无固定工作，每三个月要向父母“讨要”一万元生活费，银行卡里常常只剩下几千块。
从云端跌落凡尘，人们急于给这一现象贴上“伤仲永”的标签，嘲笑他的“废”，叹息他的“懒”。但在这位前神童看来，他并不是在毫无尊严地苟且，而是在进行一场迟来的清算。
一张被撕毁的千万级资产负债表
张炘炀的日常生活有一种苦行僧般的即视感，他不爱喝饮料，出门自带大瓶矿泉水。吃饭不点外卖，偏爱社区周边的快餐店，甚至在餐馆里只点十块钱一顿的素菜。即便到了市区，也鲜少去旅游景点凑热闹，而是直奔图书馆。
这种极低欲望的生活状态，构成了他如今人生哲学的基底——只要需求够低，就不必为了五斗米折腰。但在外界眼中，这是不可思议的堕落。
一位拥有北航博士学位的顶尖人才，理应在这个社会的高层呼风唤雨。他其实并非完全没有工作，博士毕业后，他曾短暂接受宁夏师范学院的邀请，作为外聘教师，每月能拿到5000元的课时费外加5000元津贴。
月入过万，在许多人看来已是安稳的确幸，然而，张炘炀没干多久就辞职了。后来，他在上海接一些零散的项目，每做一个大概能赚五万，看似不少，但那是把运气和时间都不确定的收入，且完全不够支撑在一线城市买房买车的梦想。
为什么不找个稳定工作好好干？张炘炀的账算得比谁都精明，也比谁都绝望。“给别人打工赚不了大钱。”在他看来，哪怕做到了所谓的高管，靠死工资也填不平那个巨大的“历史亏空”，这个“亏空”发生在一个极为具体的时间节点——2011年。
那一年，16岁的张炘炀正如日中天，考上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博士。但他突然向父母提出了一个在当时看来颇为任性、甚至带有威胁性质的要求：如果要让他去读博士，父母必须在北京全款给他买一套房。
这被当时的舆论解读为“神童膨胀了”、“要挟父母”。他的父母，那一对普通的工薪阶层，无论是出于经济压力还是观念的保守，并没有同意，而是采取了一种并不光彩的手段——他们在北京租了一套宽敞的房子，骗儿子是买的，以此哄骗他继续学业。
这成了一根刺，最终长成了横亘在两代人之间无法逾越的鸿沟，即使是十几年后的今天，张炘炀提起这事依然逻辑清晰得可怕。当时如果父母按照他的要求，集结家中两百万的资金在北京购房，那套房产放到今天的市值早已超过千万。
“他们欠我一套价值千万的北京房产，现在每三个月给我一万块，直到他们离世也还不上这个零头。”对着镜头，他那种淡淡的笑容里藏着令人不寒而栗的理智，“从这个角度看，我向他们要钱，心里毫无负担。”
所以，如今的“啃老”，与其说是生活不能自理，不如说是他在这场家庭投资失败案例中，对“责任方”的一种冷酷追索。他用这种极端消极的方式——不工作、不买房、低欲望、依靠父母供养——来对冲当年那个被父母愚弄的决定所带来的机会成本。
以爱为名的“竞速实验”
1995年，张炘炀出生在辽宁盘锦。父亲张会祥本是一个有着远大抱负的人，曾拿到过人民大学MBA的录取资格，却因高昂的学费被现实击碎，不得不回到街道办做一个小职员。
这种巨大的落差，就像一团被压抑的火，最终全部燃烧在了儿子身上——儿子的名字“炘炀”，火字旁极其耀眼，寓意着生命如烈火般炽热，也预示着这种“烘烤”般的教育方式。
张家没有童年，只有课程表。在别的孩子还在看《大风车》的时候，张家是绝对禁止看电视的，连《西游记》这样的小说都被列为禁书，因为那是“闲书”。
两岁半识字两千，五岁上学，小学的一年级到五年级，张炘炀仅仅用了六个月加两个月的时间就全部“刷”完了。这哪里是教育，简直是工业冲压。
父亲似乎在进行一场关于“速度”的极限实验，甚至坚信“成名要趁早”。初中时，七岁的张炘炀明显水土不服，无论是在复杂的数理化面前，还是在比他高出一个头的同学中间，他都显得格格不入，成绩倒数，纪律很差。
面对这种常识性的成长瓶颈，张父没有选择慢下来，而是让孩子回家，父亲亲自上阵，开启了家庭私塾模式。令人咋舌的是，他在家自学半年，直接跳过高中两年的课程，直奔高三。
三次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张炘炀本能的求生欲让他每次都想转弯，却每次都被父亲那双大这只手硬生生扳回了“快车道”。
第一次是10岁高考，考了505分。这个分数对于一个孩子来说是奇迹，但对于考顶尖名校（985）显然不够。十岁的张炘炀很清醒，他哭着想要复读一年，无论如何要冲一个更好的学校。哪怕从常理看，11岁上清华也依然是神话。
但父亲拒绝了，为了“中国最小大学生”这个稍纵即逝的虚名，父亲强行做主帮他填报了并非顶尖的天津工程师范学院。这是为了名声牺牲了孩子的“第一学历”。
第二次是13岁考研，当时他的导师非常赏识他，联系了德国的大学。这是一个绝佳的改写命运的机会，去德国深造，可能会把他引向真正的学术巅峰，但德国规定必须要满14岁才能入学。
哪怕只需要仅仅等待一年，父亲也等不及了。理由简单而粗暴——必须要拿下“全国最小研究生”的头衔。于是，出国的路被堵死，他在父亲的逼迫下留在了国内读研。
第三次，就是那个著名的北京博士入学前的房产争夺战。你会发现，这个神童的成长史上写满了两个字：早产。所有的阶段都在抢跑，所有的基础都没有夯实。
博士期间，张炘炀读得异常痛苦，几乎是在挂科和毕不了业的边缘疯狂试探。北航要求两篇SCI论文，他磨了整整六年才发出了第一篇。要是那第二篇没能在2018年赶出来，他的博士学位证就彻底泡汤了。整整八年的博士生涯，把那个曾经意气风发的少年磨得如履薄冰。
父亲对此的评价却是——如果没有他的逼迫，儿子大概会沦为平庸之辈，现在的一切都要归功于他的“规划”。这种逻辑的荒谬之处在于，他把儿子当作了一个为了弥补自己人生遗憾的容器，为了让这个容器贴上“天才”的标签，不惜牺牲容器的质地和容量。
废墟上的自我重建
经历过这一场如同过山车般的三十年，如今的张炘炀，其实比任何人都清楚自己几斤几信。面对记者“你是不是神童”的提问，他没有丝毫的骄傲或自怜，只是极其平静地否定：“我不认为是，现在很多小孩的智力都超越了当年的我。”
他甚至坦言，如果按照西方高校那种严谨的学术评价体系，他这个博士，恐怕连毕业的门槛都摸不到，在科研领域，他自认是个彻头彻尾的失意者。
他没有成为父母期望中的“人上人”，也没有在这个社会既定的成功轨道上狂飙突进，反而选择了一种近乎“虚无”的生活方式。他在出租屋里，整天研究些有的没的，看着直播带货琢磨其中的门道，大部分收入都用来满足自己对新事物的好奇心，而不去积累财富。
外界看他像个怪物，他看外界何尝不像个疯人院？他甚至引用了孔子的那句“君子不器”，试图为自己这种看似离经叛道的生活状态寻找注脚。他这艘船，停在港湾里不想出海了。既然不出海，自然也就不会有触礁沉没的风险。
这或许是他作为一个拥有超高智商的人，在被剥夺了三十年自主权后，所能做出的最温和、也是最无奈的抵抗。
光明网2023-09-22《10岁上大学，16岁读博士！今年“神童”28岁了，父母定期给他打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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