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的南京城，发生了一件让整个警察厅都破防的事儿。
谁能想到，一起涉案金额能买下半条街的惊天大案，最后的高潮部分，竟然是一群荷枪实弹的刑警，围着一个吓得快尿裤子的小姑娘大眼瞪小眼。
那年头，一万两千块大洋丢了，甚至惊动了蒋委员长的侍从室，结果折腾一圈，唯一的“战利品”是一篇只有6块钱稿费的报纸投稿。
这事儿吧，说它是警匪片都抬举了，简直就是一出黑色幽默剧。
咱们先说说那笔钱。
一万两千大洋，这在当时是什么概念？
当时南京一个体面的大学教授，一个月也就拿个一百来块，普通打工人干一辈子都不一定能见到这么多现钱。
这笔巨款，是在中央银行南京分行鼓楼支行被人“光明正大”取走的。
受害人潘百亭是个大户，但这贼更绝，她是直接给银行系统上了一课。
那会儿的银行系统，单纯得像个幼儿园小朋友。
现在的银行，又是密码又是人脸识别，还得手机验证码。
可那阵子呢？
只认章，不认人。
这不就是给骗子留后门吗？
那个“女飞贼”就是抓住了这个降维打击的机会。
据当时柜员回忆，这女人一出场就是“全场焦点”：一身黑色闪光缎旗袍，烫着时髦的“玛丽亚”式卷发，手里拎个紫红色小皮包，往柜台前一站，那个气场，直接把柜员震住了。
她拿着潘百亭的存折，掏出一枚私刻的印章。
虽然是假的，但在没联网没电脑的年代，那仿真度足以乱真。
更骚的操作来了，银行没那么多现大洋，她眉头都不皱一下，说：“那就换成黄金。”
这时候的银行系统，就像个穿着开裆裤满街跑的傻小子，谁都能来逗两下。
银行不但乖乖照办，把沉甸甸的黄金装进几个精致的小木盒，还特贴心地帮她叫了一辆黑色雪铁龙出租车。
要知道，那时候南京城的出租车比现在的法拉利还稀罕，这排场，谁能往“贼”身上想？
等受害人发现钱没了，报了警，鼓楼分局的探长邹伯冲差点当场晕过去。
上面只给了三天限期，破不了案就要撤职查办。
邹探长带着人疯了一样查出租车，顺藤摸瓜找到堂子街的一家烟纸店楼上。
冲进去一看，只有几个空荡荡的木盒在桌上嘲笑他们。
那女贼太精了，花4块钱租房就是个幌子，早就金蝉脱壳了。
线索全断，邹伯冲急得嘴上全是燎泡。
就在这节骨眼上，那个银行女柜员突然想起个事儿：那女贼等钱的时候，在大厅打过个电话，好像喊了一句“阿康，接完车就回来，别加班”。
这一句话，在走投无路的警察耳朵里，那就是救命的仙丹。
邹伯冲立马分析：“阿康”是名字，“接车”是铁路术语。
警察把南京火车站翻了个底朝天，还真再下关车站揪出一个叫高松康的扳道工，小名就叫“阿康”。
你说这巧不巧？
高松康承认那天确实跟堂妹高一芬通了电话。
这下警方High了。
年轻女性、有亲戚在铁路、通了电话、时间吻合。
这就是实锤啊！
虽然高松康在那喊冤，说他堂妹老实得连只鸡都不敢杀，但在急红了眼的警察看来，这全是狡辩。
当天晚上，甘家巷61号，上演了一出大戏。
邹伯冲为了抓这个“极度危险”的大盗，调了整整三十名精锐刑警。
那阵仗，不知道的以为是要围剿军阀残部。
他们先是假扮邮电局的去敲门——这招也挺损，因为高一芬正好在邮局上班。
门一开，三十多号人冲进去，黑洞洞的枪口指着屋里。
那时候高家正围着桌子吃晚饭呢，一家老小七八口人，筷子都吓掉了，那个场面，比电影里演的还夸张。
“谁是高一芬？
一个穿着紫色土布衣服的姑娘，哆哆嗦嗦地站了起来，脸都吓白了：“我...我是。”
冯探长冲上去一看，傻眼了。
没有闪光缎旗袍，没有时髦卷发，也没有那种视金钱如粪土的气质。
这就是个普普通通、老实巴交的邻家姑娘。
经过一番严密审讯和对质，警方不得不承认一个尴尬到极点的事实：抓错人了。
那个电话确实打了，人也确实叫阿康，但这真的只是一个发生在同一时间、同一城市的巨大巧合。
那个真正的女飞贼，利用制度漏洞早就逍遥法外了；而这边，警方搞了一次声势浩大的乌龙行动。
在那个慌乱的年代，一个普通人的命运，差点就被这一连串的巧合给碾碎了。
最后怎么收场的？
威风八面的警察只好给人家赔礼道歉，灰溜溜地撤了。
那个被吓得半死的高一芬姑娘，后来倒是挺有经济头脑，把这段经历写了篇文章叫《我差点成为“飞贼”》，投给了当时的报纸。
报社给了她6块大洋的稿费。
这就是这起惊天大案里，普通人唯一的“收益”。
那一万两千块大洋的影子都没见着，倒是这6块钱稿费，实实在在地揣进了兜里。
至于那个真正的女飞贼，那是后来的事了，据说最后是在上海落的网，不过那就是另一个故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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