滹沱河汤汤，流淌着石家庄千年的岁月印记。石家庄日报记者 董永博 摄
上篇：石家庄区域历史的起源和演变
石家庄区域形成的历史必然性
石家庄是一座因铁路而生的城市吗？
这个说法若干年前曾广为流传，近年来已经减少，因为它只看重了表象，而忽视了厚重的历史积淀——千百年来区域历史一脉相传的内在联系。犹如一棵参天大树，它一定是承受了日月精华的哺育，吸吮了沧桑大地的养分，经年累月才根深叶茂的。
狭义的近代石家庄，是近代工业的兴起、铁路的修建，才使她迅速崛起，成为一个工商重镇。但广义的石家庄“这一带”（我们姑且称为石家庄区域）历史很悠久，文化底蕴很厚重。石家庄，的确是从历史深处走来。
考古证明，石家庄区域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从新石器时代，就有了人类生活的印迹。从商朝开始，就有了人群聚集的城邑。从春秋战国开始，就萌发了最早的区域形态。从秦统一全国后，基本形成相对稳定的行政区划。
今天的石家庄与历史上的区域有没有内在的联系？答案是肯定的。
打开历史书卷，人们会惊奇地发现，今天石家庄一带早在2700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就形成了区域框架的雏形，鲜虞国、中山国先后登上历史舞台。
秦统一六国后，郡县制广泛推行，随着东垣县、恒山郡的设置，相对稳定的石家庄区域有了基本轮廓，并且一直延续传承，范围虽时有盈缩，但2200多年来经朝历代，从来没有中断过。
一个数千年历史的区域传续是偶然的吗？答案是否定的，它有着历史的必然性。
太行山的护卫和滹沱河的滋养。太行山中段、曾经是五岳之一的古恒山（在今曲阳县与阜平县交界的大茂山），像一扇巨大的屏风，阻遏了来自大西北的寒流，而挽留下东南方的暖湿气流，确保了山下大地温润宜居；它又像一羽展开两翼的雄鹰，把守着太行要道，抵御战争袭扰，护佑河北平原的安全。由此，秦朝将这里的行政机构命名为恒山郡，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了。
有山就有水。古北岳山脉之下，有一条大河——滹沱河蜿蜒流过，贯穿了石家庄区域。从远古以来，她与太行山一起，伴随着石家庄区域的年年岁岁，荣枯着这里的一草一木。滹沱河是我们的母亲河，实至名归。
正是这一山一水的滋养，带来了优良的生态环境，充沛的水源，富饶的土地，早早就为人居繁衍提供了适宜条件，也为石家庄区域的形成和发展铺设了温床。
背倚古恒山、带绕滹沱河，乃天下形胜。中华民族发祥的显著特点之一，就是依河而居，便于农耕和渔猎。石家庄的先民们也不例外，早早就定居于滹沱河畔。
经济活动的紧密性。史载，石家庄区域从新石器时代，就有了桑麻、丝麻织品的生产，从商周时期，就开始种植小麦，从明代开始种植玉米和棉花。在生产水平相对低下、交通不够发达的古代，需要一定范围内的“抱团取暖”，包括共同抵御自然风险，以及近距离的产品交换、互通有无等。太行山区的煤炭、木材顺流而下，平原的棉花、小麦沿陆路而上时，促成了区域经济的紧密联系。
军事要冲的重要性。石家庄一带早有燕南赵北、冀晋咽喉之称，更扼太行八陉之一的井陉口，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著名的“背水一战”、汉东垣之战、唐安史之乱常山之战、抗金斗争的“靖康之役”、明燕王扫北的“靖难之役”的烽烟，都曾弥漫此地。
这样一个要冲之地，历朝历代守边固关皆为要务，而粮秣后勤，则需要一个地区的支撑。
秦末汉初以来的正定一带，经济活跃，物产相对丰富，有共同的安全需求，也有足够的人、财、物支撑前线军需。明代后，在此设置真定卫，统领保定、真定两巡抚兵力，雄镇倒马、龙泉、固关三关，不仅凸显了这一区域的军事地位，而且在一定程度上紧固了区域的安全体系。
人文的趋同性。滹沱河两岸，一衣带水，人民血缘相近，相亲相爱，有着相同的生活习俗和文化认同；千百年来，这里的人形成了命运共同体，具有勤劳、勇敢、坚韧、包容的性格，他们的根已经深深地扎在这片土地上。
综上所述，地理、政治、经济、军事、人文诸多因素，必然促成一个相对紧密的区域，不管称谓叫什么，如何演变，它已经活生生地存在于现实里，铭记在史册中。
石家庄区域的历史沿革
石家庄区域的沿革如此久远，是一脉相承的吗？让我们沿着历史的印记梳理一下。
先秦时期，石家庄区域性雏形开始显现，代表性的是：
春秋时期的鲜虞国。为北方少数民族白狄所立，国都新市（今正定县新城铺），其疆域在今正定、新乐一带。鲜虞国与鼓国（今藁城一带）、肥国（今晋州一带）形成城邦联盟，后被晋国所灭。鲜虞国史料较少，有学者认为，鲜虞国主要控制滹沱河北部地区，可以说是缩小版的石家庄区域。
战国时期的中山国。鼎盛时期，其疆界北跨今天的定州市、保定，南临汦水（今邢台市临城），东越漳水达到扶柳（今衡水冀州）一带，西至太行山东麓，疆界方圆500里，城邑几十座。
中山国前后存在200多年，她南与赵国争城，北随齐国伐燕国，几度兴衰，成为仅次于战国七雄的“千乘之国”（战车的数量），演绎了一幕慷慨悲歌、威武雄壮的活剧，也为石家庄的历史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页。
与鲜虞国相比，中山国是扩大了的石家庄区域，包括了今天定州、保定、衡水、邢台的部分县市。
鲜虞国、中山国是擎着火把前进的开拓者，他们在2000多年以前，就奋力勾勒出今天石家庄区域的大致轮廓。
秦朝，在此设恒山郡，郡治东垣县（今长安区东古城），石家庄行政区划第一次在统一的中国版图上得到了确定。其管辖范围以东垣为中心，偏重西北而轻东南，包括今天的保定的曲阳、阜平、唐县、满城一带，而缺少今天的晋州、无极等地。显然，它凸显了古恒山的祭祀和军事地位，也使郡名名副其实。
两汉至三国魏时，公元前179年，汉文帝为避其名讳，改恒山郡为常山郡、常山国；汉武帝时郡内析设真定国，领真定、绵蔓、藁城、肥纍四县，国都在真定，一度与常山郡并列。
汉代的常山是个大郡的地理范畴，常山郡（一度也称常山国）领18县，地域1.5万多平方公里，约包括今石家庄市大部和保定、邢台的部分地区，而没有无极和深泽等地。
从东晋16国始，常山郡辖地发生变化，郡东南分设一个区域性的中心，先为赵郡、后为赵州，再后时郡、时州。
由于地域相连，历史同源，风物相近，赵州与真定区域之间的经济、文化联系非常密切。应当说，北真（定）南赵（州）像一对孪生兄弟，共同为石家庄一带的繁荣发展作出了贡献。
隋唐五代时期，石家庄区域先后设恒州（镇州）和赵州；唐开元年间，又改州为郡，常山郡之名一度复出。常、赵两郡范围基本覆盖了今天的石家庄区域，只有新乐、无极、深泽，隶属定州。
宋金时期，改镇州为真定府，又以真定城为河北西路的治所。河北西路辖4府、9州、6军、65县，范围大致北到今保定满城、徐水，南到今黄河北岸的沁阳、武陟（包括今天的安阳、新乡、焦作等地），西以太行山为界，东到今雄安、衡水一线。这样看来，正定早在北宋时期，就已经是“省会”了。
宣和四年（1122年），真定宣抚使刘韐招募军兵，岳飞闻讯从家乡汤阴来真定应募，此事汤阴岳飞庙中还有记载。
蒙元时期，升真定府为真定路，管辖1府、5州、26县，除了今天的石家庄市各县外，还包括今天的保定、衡水等部分区域。这也是石家庄区域范围较大的一个时期。
明代、清初，仍然设真定府，其管辖范围与今天石家庄辖区差不多。从明代开始，赵州即回归真定府管理，虽然后来一度成为直隶州，但再次回归石家庄区域。清雍正元年，为避帝王名讳，改真定府为正定府。
归纳一下，石家庄区域行政沿革顺序大致是，恒山郡（秦代及汉初）——常山郡（汉文帝后及三国）——恒州、常山郡（隋唐代）——镇州（唐长庆元年后）、赵州——河北西路真定府（宋、金代）——真定路（元代）——真定府（明、清初）——正定府（清代雍正年后）。大致可简化归纳为秦汉郡、隋唐州、宋金路府、元路、明清府。
石家庄区域中心治所的演变
细心的读者发现，治所这一词经常出现在史书中。什么是治所？通俗地讲，就是区域行政机构所在的城市，也是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
区域发展必然有一座中心城市，石家庄区域也概莫如此。只不过，她与许多区域一样，有过多次变迁。
东垣（真定）古城（在今石家庄市东古城）。如果不算鲜虞国的新市、中山国灵寿这些先秦时期的中心城市，从严格意义上讲，中国一统后的石家庄区域首任治所是，坐落于滹沱河南岸的东垣城（今长安区东古城附近）。
史料记载，东垣古城兴起于2500多年前的战国，是中山国的重要城邑，它雄踞滹沱河南岸，扼太行山口，衔燕赵，控中原，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秦统一中国后，在此设东垣县，继而成为恒山郡的治所。
西汉初，第一位与石家庄区域有直接联系的皇帝——汉高祖刘邦，御驾亲征东垣，平定代王陈豨叛乱，攻城数月破之后，将东垣更名为真定，取“真正安定”之意。仍为恒山郡郡治。乱世英豪的汉高祖，是“真定”一词的创始人，其称谓用了1900多年。这座城市后来成为真定国国都和常山郡郡治。
元氏故城（在今元氏县故城村）。汉文帝登基后，改恒山郡为常山郡、常山国，真定国分设后，元氏故城为郡治。这座城市以封龙文化为依托，统领四方，成为重要的中心城市，时间长达400余年。三国魏时，常山郡治由元氏故城又迁移至真定。
真定城（今正定城）。决定真定古城由滹沱河南岸迁往北岸的，是北魏道武帝拓跋珪。这位鲜卑族出身的皇帝，对汉文化相当崇拜，对风水学尤感兴趣。公元398年，拓跋珪来到常山郡治——滹沱河南岸的真定城，看到河北岸有一处高地，名曰安乐垒——一个扎营驻兵的军事城堡。认定是“祥瑞之地”，决定将常山郡治迁到北岸的安乐垒。
这次迁移比较彻底，连城市的名字一并带走，安乐垒成为真定城。而原来繁华了几百年的真定古城则被抛弃，渐渐衰败为一个村落。
在经过多次变迁之后，石家庄区域终于找到一个稳定的中心治所，此后真定（正定）城一直是郡、州、军、路、府的治所，承载着统领区域中心的任务，长达1600多年，直到民国撤销府治，是石家庄区域中心治所最长的一个时期。
但是，历史并不平静。进入20世纪，随着现代工业革命的兴起、铁路的修建，石家庄区域中心治所再次变迁，她的名字叫石家庄。
综上所述，石家庄区域治所的沿革比较清晰了，大致是：东垣城（恒山郡、常山郡郡治）——元氏故城（常山郡治、常山国国都）——真定古城（恒山郡治、真定国都城、常山郡治）——真定城（安乐垒，隋唐时期恒山郡、恒州、镇州治所，宋金元时期河北西路、真定府路治所，明、清初真定府治所）——正定城（清正定府治所）——石门（民国时期）——石家庄（新中国成立以后）。
在粗略梳理石家庄中心治所演变史后，我们发现了一些规律，即区域的紧密性和稳定性。
除了赵州在若干时期的分设外，大多时间，中心治所管辖的是今天石家庄区域，带有一定的稳定性，说明这一带经济社会内在的必然联系。它令人信服地说明，东垣——元氏——真定——正定——石家庄，是这一地区历代中心城治的延续。这种延续，既是地缘上的延续，更是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延续。这就是石家庄今天之所以成为河北省省会、畿辅重镇的历史渊源。
我们还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治所的几次迁徙，都是围绕滹沱河和正定完成的。由东垣古城到元氏故城，再到真定古城，再到安乐垒（真定、正定），最后到今天的石家庄，几次变迁，像是有条线，在两岸划了个不规则的曲线，最远不过30公里。
说明了什么呢？我以为，是这座城市的亲水性和近文化性。毕竟，滹沱河是哺育这座城市的母亲河，依恋在母亲怀抱里，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正定古城是这座城市的文化根脉，延续了千年文明，亲近它，也是合情合理之事。你看，一条不息的河流，灌溉着万千良田沃土；一脉文化之水，滋养着芸芸众生，谁说这不是一个设城的好地方呢！
近代石家庄的崛起与中心城市的形成
近代石家庄的崛起仅仅是因为铁路吗？答案是城市的源头不仅是铁路，近代工业的兴起和发展，是这座城市出世的重要拉动力。
史载，山西省和井陉县有丰富的煤炭资源，宋代起开始手工开采。鸦片战争之后，近代工业煤矿于19世纪末诞生，井陉煤矿也于1898年成立。随着生产水平大幅提升，资方和地方政府有了煤炭外销的强烈冲动。山西方面尤甚。但“晋省僻居西北，少水多山，不通舟楫”，为此要打通出省的最近通道——井陉口。于是正太铁路几经蹉跎，应运而生。
概括地说，由于近代工业生产水平的提升，促成了煤炭等商品的外销需求，催生了一条铁路；而产供销的“一条龙”配套服务，及其衍生产业的兴起，又催生了一座新城的迅速崛起。这就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逻辑。
当然，按照历史逻辑分析，石家庄的崛起，并没有改变石家庄区域的格局，而是带来了区域中心城市的更替。由于多种因素，千年古城正定没有把握住机遇，区域中心城市的地位拱手让给了一座新城。
史料记载，随着正太铁路的开通，正定的政治、经济、交通优势日渐式微，中心地位渐行渐远，而石家庄因铁路而兴，展示出生机勃勃的发展力。
但是，历史不会完全重复。与历史上的治所变迁不同，石家庄中心城市地位的形成是渐进的、逐步完备和被认可的，有其特殊性。
迁徙的不同性。历史上每一次治所的迁徙，都是行政命令的结果，其地位和作用由国朝颁布确认；而石家庄的中心地位最初不是行政意志的产物，而是因现代工业的萌发，交通运输、经济发展而自然形成的。从某种程度上说，它是一座自学成才的中心城市。
承接顺序也有不同。它不像先前的治所那样，首先成为政治中心，因为政府不可一日“停摆”，衙门要马上开门办公。然后再按经济中心、交通中心、文化中心的顺序展开。
石家庄区域中心功能的承接有点“反弹琵琶”。它是先成为交通中心；然后是经济中心、文化中心、军事中心，最后才承接政治中心的职能。也可以说是，先具备了单一的中心城市功能，经过不断演变，逐步完备了综合城市的功能。
当平汉、正太两条铁路在石家庄交汇时，瞬时产生一个西进东出、上京津下豫汉的交通枢纽。铁路以其运力大、时效快、成本低的优势，迅速吸引周边的人流、物流向这里集散。正太铁路开通第一年，货物运输量达到14万吨，1918年突破了100万吨。
地方道路也纷纷联通。民国年代，石家庄陆续开通到正定、获鹿、藁城、宁晋、平山、辛集的公路，开辟了到沧州、德州、济南的交通线。后者将铁路平汉线与津浦线连接起来。1928年起，石家庄简易机场建成，逐步开通了到北平、郑州、汉口的航班。石家庄成为人们出行、运输货物的首选之地。
交通中心是石家庄最早形成的中心城市功能，具有基础性功能，它牵引了城市经济的兴起。石家庄周边的粮食和经济作物、手工业产品找到了销售渠道，小麦、玉米、棉花、土布、陶瓷等商品迅速集结而来，扩散而去，换回的则是百姓需要的煤炭、铁器、洋布及日用工业品。
不止如此，依托铁路拉来的能源、集散的农产品，又带来了相当规模的衍生产业。1907年，石家庄第一个机车修理厂——正太铁路机器总厂建成；1914年，石家庄第一座炼焦厂——石门焦化厂正式投产；1922年，第一个纺织厂——大兴纺织厂开始运营。制铁、木器、粮食加工产业陆续出现……
与此同时，城市化进程加快。金融业、电信、邮政等公用行业、商业服务业蓬勃发展。第一家银行——交通银行石家庄支行于1907年开办，到20世纪30年代，石家庄已有银行16家、银号和钱庄24家，区域性的金融中心形成；粮食贸易业、百货零售业、饮食服务业欣欣向荣，正太饭店、民国饭店、中和轩饭庄、乐仁堂药店、扶伦绸缎庄等老字号陆续开门迎客。30多家粮仓货栈大展身手，每年成千上万吨粮食、棉花在这里集散。
正太饭店是石家庄最早、最豪华的饭店，曾经接待过孙中山、蒋介石、宋教仁、周恩来、彭德怀、张学良、阎锡山、九世班禅等知名人物。
这一切，都标志着石家庄经济中心、工商重镇的地位已经初步形成。
随之而来的是，为满足人们精神需求的文化活动。新式学校、戏院、电影院纷纷面世，河北梆子、丝弦、评剧、山西梆子粉墨登场，文化交流空前活跃。1924年5月，世界文豪泰戈尔在林徽因、徐志摩陪同下做客石家庄，还有美国东方教育考察团及法国、意大利、比利时友人来石访问。国内外文化、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在这里碰撞交融，形成独具特色的石家庄文化。
交通、经济、文化的发展，必然影响政治的变化。1913年民国政府废除府治，正定长达1600多年的治所地位画上了句号。
1925年民国政府批准设立石门市，虽然后来一度缓办，但从那时起，石家庄的财政、税务、民政、公安、司法等行政事务直属河北省政府，财税机关开始管辖周边17个县的业务，地方检察院、法院开始受理周围20个县的二审案件，行使中级审判的职能。石家庄政治中心的功能已然形成。
石家庄还以其战略地位，早早成为区域性的军事中心。民国年代，这里是军阀混战的大舞台，直奉战争、晋奉战争、蒋冯阎中原大战均席卷此地。东北军、晋军、国民军纷纷登场，三天两头，“城头变幻大王旗”。抗日战争时期，日军规划石家庄与北京、天津、太原、济南等城市一起，建成华北六大都市，在这里建立了伪真定道治所，妄图长期保有其殖民者的地位。
中国共产党对石家庄的重视由来已久。解放战争初期，中共中央从战略全局考虑，提出“三路四城”的计划：准备逐步占领平汉、正太、同蒲三路和保定、石门（石家庄）、太原和大同四城。石家庄处于平汉、正太两路的交汇点，夺取了石家庄，犹如中心开花，无疑有着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
石家庄解放后不久，1948年3月20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情况的通报》，告知全党：“目前我们正将晋察冀区与晋冀鲁豫区及山东的渤海解放区统一在一个党委（华北局）、一个政府，一个军事机构的指挥之下……该区的领导中心设在石家庄。”
至此，从局部区域中心，到成为拥有100多万平方公里、4300万人口的华北解放区的中心，昔日默默无闻的石家庄已经在烽火中得到新生。
滹沱河。石家庄日报记者 董永博 摄
下篇：石家庄的历史地位与煌煌贡献
也许与低调和内敛的人文性格相关，石家庄是最不善于自我夸耀的城市之一。
这与事实反差颇大。事实上，石家庄历史上有很多引以为豪的地方，创造了许多享誉海内外的文明成果，为中华文明发展、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作出了历史贡献。
为中华文明作出杰出贡献
千古之美——蔚为大观的古建筑
石家庄拥有从隋代以来的历朝古建筑遗存，璀璨夺目，极具价值，仅国家重点文物单位，就达30多处，被学者专家称为“中国古建筑的博物馆”。最具代表性的是铜佛、钟楼、石桥、桥楼殿。
隆兴寺观音铜佛。由北宋开国皇帝赵匡胤敕建，是我国历史最久远、体量最大的立式铜佛，其工艺建造水平极高。我国现存的古铜佛，只有日喀则扎什伦布寺的强巴铜佛比它高，但后者晚了900多年。明代，波斯沙哈鲁王派的使节来到真定，赞叹其体量之巨大（估算76吨），无法言喻，只好说用10万头驴子驮的铜铸成；有50腕尺高（一腕尺45厘米），约等于23米，与铜佛实际高度21.3米很接近。
正定开元寺钟楼。建筑大师梁思成认为，开元寺钟楼“与其他建筑迥然不同，古简粗壮无过于是”，最后断代为唐代的钟楼，且是中国“独一遗例”，由此进入我国仅存的三座唐代建筑行列。铜钟高3米多，厚15厘米，重11吨，与楼浑然一体，千年不坠，数学家华罗庚称“这是一个谜，在世界数学史上，至今还未被后人算清并揭示出来的数学几何力学题”，可谓一大奇迹。
隋代的赵州桥。它像一道美丽的长虹横跨在洨河之上，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跨度最长的敞肩拱桥，世界桥梁组织认定为开世之作，比著名的意大利威尼斯拱桥要早600多年。唐朝文人赞美她如同“初云初月，长虹引涧”。
大石桥历经1400多年风霜、10次水灾、8次战乱和多次地震，仍然屹立在洨河之畔。如果不是因为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今天它仍然是车水马龙的通衢之道。
苍岩山桥楼殿。建于隋代，是我国三大悬空建筑之一。巍峨独特的桥楼殿堂，于重山叠翠、峡谷一线处，形成“桥殿飞虹”的天下奇观。也可以称为是古代的综合建筑体。同为建筑奇观的山西浑源的悬空寺，为木质框架式结构，在陡崖上凿洞插悬梁为基，而桥楼殿是雄踞于高耸的两山之间，没有任何依托的悬空建筑。桥长150米、约35吨重，与楼殿浑然天成，堪称巧夺天工，蔚为壮观。这个画面进入电影《卧虎藏龙》之中，引发全球观众的惊叹。
桥楼殿是建筑学的奇迹，如何搭建至今成谜。我们只能说，在千年之前，先人们就贡献了旷世的聪明智慧。
悠长的丝带：丝绸之路的产业源头之一
人们都知道，汉唐丝绸之路的起点在古都长安，但很少有人知道，丝绸之路的重要产业源头之一，在今天的河北中南部地区，石家庄区域又是重要的产区。
考古证明，石家庄是中国最古老的桑蚕文化和丝麻织技术的发祥地之一。20世纪80年代，在滹沱河畔的正定南杨庄（今长安区境内）仰韶文化遗址上，发现了世界上最久远的陶制蚕蛹，以及纺纱轮和骨匕，距今有5400多年，说明在那个时期，滹沱河一带就开始了种桑养蚕的活动。
稍早，离正定不远的藁城台西的商代遗址中，发现了中国最古老的丝麻织品——觳，相当于今天的皱纹织品，距今有3400年的历史。
从商周开始，石家庄一带丝织业萌发，经秦汉时期传承壮大，到唐时，成为全国丝织业最发达的地区，产量和质量都居全国前列。唐代河北道，包括真定、定州生产的常贡丝织品，约占全国总量的百分之五十。有12个特种丝织品，“瓜子罗”“孔雀罗”等，是对外交往的国家礼品和皇家御品。
北宋时期的真定府是丝织业的重要基地，宋代河北路的税赋占全国首位，有“衣被天下”之誉。真定产的绵绮、鹿胎、透背，声誉天下，是专供皇家的丝织品。鹿胎，又称鹿胎缬，紫花有白点，如鹿胎之纹，以鹿胎纹缬图案的丝织品，简称鹿胎。透背，指正反两方面有花纹的丝织品。光是这形象美丽的名字，就能想象到丝织品的珍贵了。
到了元代，丝织产业达到鼎盛时期。元朝统治者集中了大批织造手工业者，建立起规模空前的官方手工业作坊，并且在真定建立了丝织业管理机构——纱罗兼杂造局，每年都要收取大量的税款。真定城的税收达5000锭之多，为真定路总税收的三分之一。
明代以后，虽然棉花代替了桑麻，但纺织业转型变轨，棉花的种植与纺织，在滹沱河两岸依然蓬勃繁盛。清代正定、栾城、藁城、赵县是棉花高产区，每年产量达到6500万斤，家家纺线、户户机杼声的场景寻常可见，棉纺织品产量颇丰。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在石家庄规划建设了大型纺织联合体，其产品享誉全国，畅销海内外。可以说，自古以来，纺织业就是石家庄的优势产业。
千年繁华巨郡：北方的重要商埠
汉唐以来，石家庄一带商业逐渐发达，成为区域性的商品集散地。
北宋时期，真定府位列全国21大商埠之列，其年税收额超过河北路治大名府，高达3.9万贯。
元代的商品流通急剧扩大，交易形式也相应变革。元代是我国真正意义上发行并广泛使用纸币的朝代，而真定府因缘际会，率先发行了至元通行宝钞，对中国钱币发展产生极其重要的影响。
也许，石家庄注定是与纸币有缘的。700多年后，新中国第一张人民币又在石家庄发行。
明代，真定府成为天下四大都市之一，号称天下“四大剧郡”。“曰浙之杭，豫之开封，北直之真定，南直之苏，而苏为最大。”四大剧郡，京畿之地的北直隶唯有真定入内，并与苏州、杭州、开封并列，足见其地位显赫。
同时真定还是重要的陆地口岸城市，早早就做起了对外贸易。
北宋时期，石家庄一带是宋辽边境之地。宋辽在连年征战之后，签订“澶渊之盟”，宋太宗始令镇州（今正定）等地设立榷场（边境互市），真定府及周边地区成为重要集散地。中原的茶叶、丝绸、瓷器、粮食与北方少数民族的马匹及其他牲畜、皮毛、珠宝在这里交易，成就了最古老的河北茶马古道。
元代，石家庄一带开创了对外贸易的活跃时期。彼时真定是富商大贾集中地，阳和楼吸引了中亚、粟特商人在此开设商行，从事东西方货物交易。坐商、行商、批发商纷至沓来，真定俨然是一座国际化大都市。
意大利人马可·波罗从大都走来，盛赞真定是一座“贵城”，诗人陈孚曰“千里桑麻绿茵城，万家灯火管弦清”，生动地描述真定城的繁荣景象。
新中国成立以后，依托交通优势，石家庄是全国重要的商品集散地，南三条、新华小商品市场位列全国十大市场前茅，全国性的大型交易博览会经常举办。
总之，历朝历代石家庄区域都是重商之地，商埠中心名副其实。
阳和楼上的弦音：中国戏剧的诞生地
当众多学者谈到中国戏剧史时，会不约而同地聚焦到元代大都（今北京）和真定，元杂剧在这两个地方破茧而出、走向繁盛，标志着中国戏剧成熟时代的到来。
元曲杂剧和唐诗、宋词鼎足并举，成为我国文学史上三座重要的里程碑。以白朴为首的真定作家群，为元杂剧的兴起和繁荣作出重要贡献。
史书记载，当时全国“名誉昭然”的元杂剧作家有56人，作品378种。除大都外，真定作家最多，有9人，作品57种，且名篇迭出，成果斐然。
这个团队的旗手，无疑当属与关汉卿、马致远、郑光祖齐名的元曲四大家之一的白朴。此外还有李文蔚、尚仲贤、戴善甫、史樟，以及侯正卿、汪泽民、王嘉甫等一批上了戏剧史的人。
真定作家团队的创作硕果累累。艺术题材繁多，既有喜剧，又有悲剧，还有神话剧，天上人间，五彩斑斓；艺术表现力丰富，以鲜明生动的艺术形象、曲折完整的故事情节、雅俗共赏的地方语言而著称。
最具特质的是，创作者们是很接地气的团体，他们以庶民的目光、平等的视角，叙说世俗百态、人间悲喜，为人民疾苦发声，为社会的美好追求而呐喊，精神分量十足。其代表作如白朴的《梧桐雨》《墙头马上》，尚仲贤的《柳毅传书》，李文蔚的《燕青博鱼》等优秀剧目光彩夺目，源远流长，成为不可多得的戏剧艺术珍品。
为中国革命和新中国建立作出重要贡献
石家庄的解放
1947年11月12日，晋察冀野战军发扬“勇敢加技术”的作风，一举解放华北重镇石家庄。这是我军攻坚战夺取的第一座较大城市，它提供了攻坚战的范例，标志着人民解放军的战略战术有了质的飞跃；壁垒坚固的城市，再也不是不可逾越的障碍，一个个更大的城市将被我军攻占。
中共中央军委将石家庄攻坚战的经验，作为“夺取大城市之创例”，推广到各野战军，并在后来解放一系列城市的战役中开花结果。
与此同时，它还具有极其重要的政治意义。解放了的石家庄，犹如在华北中心开花，拔除了平汉路上的“隔断”，使晋察冀解放区与晋冀鲁豫解放区连成一片。北方的军事政治格局发生重大变化，除京津保少数城市外，整个华北成为一片红色，也为中共中央移驻西柏坡举行了奠基礼。
解放了的石家庄，在保卫党中央、恢复经济建设、支援全国解放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还在中共中央的直接领导下，承担起试验田和摇篮的任务，为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做准备。接收管理城市做法，城市基层民主建设范例，陆续从这里走向全国刚刚解放的城市，发挥着积极的引领作用。
1947年—1949年，石家庄充满朝气与活力、勤勉且高效，她摆脱了自开埠之日起，就一直被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军阀集团争夺的欺压与困扰，第一次按照人民的意愿，在解放的大道上迅速前进，为正义的事业而发力。
红色圣地西柏坡
西柏坡，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具有里程碑式的地位，这里是新中国的摇篮，新中国从这里走来。概括起来，中共中央在这里开创了“四大伟业”，诞生了一个伟大精神。
指挥战略决战。在世界战争史上体量最小、设在农家屋的指挥部，创造了一个时代的战争奇观。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运筹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人民解放军发扬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精神，经过4个多月的时间，取得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完胜。三大战役的胜利，使国民党的主要军事力量基本上被消灭，奠定了解放战争在全国胜利的基础。
掀起土改风暴。在这里，中共中央召开了全国土地会议，通过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中国土地法大纲》，推动土地改革运动蓬勃展开。由此打破数千年的封建制度，历史性地实现了“耕者有其田”，为中国社会的长治久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农民在政治上翻身，劳动人民成为农村社会的主人；极大地激发了广大农民参军参战的积极性，为解放战争提供巨大的动力。
召开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全会着重讨论了党的工作重心转移的问题，确定了由乡村到城市的战略转变，制定了进城后一系列方针措施。特别是在即将成为执政党的历史性时刻，会议强调要防止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粉碎资产阶级“糖衣炮弹”进攻，明确提出了“两个务必”的重要思想。
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是一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为中共夺取全国胜利和建设新中国，做了政治上和思想上的准备。
筹建新中国。在西柏坡，中共中央擘画了新中国的蓝图，确定了一系列大政方针，孕育了一个崭新的国家。
确立了新中国的国体、政体——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决策；成立了中央人民政府的雏形——华北人民政府；探索政治协商会议制度，形成多党合作局面；开创了新中国的财政金融体制，发行了第一张人民币。
组建了一大批新中国的教育、新闻机构，如中国人民大学的前身华北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前身中央外事学校、中央党校的前身马列主义学院等等；中央新闻机构《人民日报》、中央广播电台，中国青年报等，在石家庄组建。石家庄被称为新中国新式大学的摇篮。
调集培训数万名干部，北上南下，接受管理城市，为新中国国家机器的迅速运转，做了组织、机构和人员方面的准备。
伟大的斗争必然产生伟大的思想。中国革命精神谱系中的西柏坡精神在这里诞生，并且长时间地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至今熠熠生辉。谦虚谨慎，艰苦奋斗；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善于学习，立守规矩；民主建政，以人民为中心的精神，今天仍然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为新中国建设和改革开放作出独特贡献的地方
作为一个平实的城市，石家庄并不平庸；在平凡的生活中，石家庄人不乏开拓创新精神。
平时默默无闻，看似平常，在日复一日的劳作中，却蕴藏着巨大的创新能量，一旦时机成熟，就破土而出，甚至是破坚冰、开先河、领潮流的开拓创新之举。翻开当代史书，石家庄至少有三次具有重大意义的创造。
第一次：关于接收管理城市的样本
以攻克石家庄为标志，人民解放军拉开了全国大城市解放的序幕。捷报频传时，革命者也遇到了“幸福的烦恼”：如何接收和管理城市。面对国民党留下的“烂摊子”和民生潦倒的困境，严峻的挑战摆在了新生城市的面前。
作为第一座攻坚解放的大城市，石家庄在中央工委直接领导下，勇敢地承担起探索城市管理“试验田”的任务。经过不懈努力，找到了“依靠工人阶级，保护发展工商业，繁荣城市经济，改善人民生活”的城市管理的基本方针。城市工作开始走上正轨，新石家庄充满了生机与活力。
在此之后，石家庄又围绕城市民主政治建设，大胆实验与探索，率先经过民主选举，召开了首届石家庄市人民代表大会，为城市民主政治制度建设搭建了框架，为新中国的人大制度建设提供了成功的经验。《人民日报》连续七天报道大会盛况，称为“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范例”。
这一整套“石家庄自己的东西”，为全国刚解放的城市管理城市提供了样本，为党中央制定城市工作方针提供了依据。
党中央对此高度重视，向全党转发石家庄城市工作经验，要求各地学习借鉴。毛泽东指出，“石家庄城市工作经验必须引起全党注意。”“尔后各局各军在攻占城市及在占领以后不久时期内，管理城市的工作方针及方法，应即以……攻占石家庄及初期管理石家庄的方针及方法为基本的方针及方法。”
第二次：关于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创新
时间到了20世纪80年代，一场关系国家命运的改革席卷神州大地。农村经济改革已经率先破题，城市经济改革却还在步履蹒跚。
破冰者来自一个企业的小人物。时年45岁的业务员马胜利率先打破“大锅饭”，以年上缴70万元的目标承包了石家庄造纸厂。这相当于上级下达该厂利润指标的四倍。同时，马胜利又在厂内层层承包，加强核算管理，结果，当年造纸厂不仅超额完成了承包任务，为工厂盈利140万元，而且职工收入大幅度增长。马胜利（后被人称为“马承包”）总结这套办法，称为“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就是自己的”。说得简单明了，又是十分地令人向往。
“一石激起千层浪”。“马承包”的成功，在全市引起强烈反响。承包制改革像滚雪球一样，很快在全市工业企业推开。继而又陆续推广到物资、商业、饮食服务业等系统，也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在承包制成功后，石家庄又陆续在扩大开放、引进先进技术；优势互补、推进联合；内部挖潜、提升改造；打破旧体制、搞活流通等多方面，创造了一系列经验。与此同时，政府部门也积极适应改革要求，转变职能，简政放权，反过来又推动了企业改革的深入。
新华社记者将这一整套做法，概括为“撞击反射式的改革”。中央领导及各部门纷纷来石调研，新闻媒介进行了广泛的报道。石家庄经济体制改革的经验走向全国，为大江南北改革大潮的兴起开局铺路，推波助澜。
第三次：关于城市管理体制改革的创新
时间到了20世纪9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原有的城市管理体制大大滞后，城市管理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
石家庄人再次发挥了创新的精神，大胆探索改革路径。从1995年至1998年，在四年多的时间里，持续开展了以建立“两级政府（市、区）、三级（市、区、街道）管理、四级（市、区、街道、居委会）落实”的城市管理新体制为目标的社区改革。核心内容是，“重心下移，壮大基层，增强区、街管理服务功能，全面加强社区建设”。
为此，市有关部门先后向区、街下放14个方面、37项事权和相应的经费；为街道增加人员，赋予财税管理、综合执法等职能，街道成立了财政所、税务所和综合执法队；加强居委会工作，开全国之先，从党政机关、大学毕业生、转业军人中招选近400名专职干部，到居委会任职等等。
这一系列除旧布新的措施，赢得了全社会的理解支持。城市管理体制在理顺，基层管理在加强，老百姓笑脸在增多。
石家庄改革经验得到国家层面的充分肯定。民政部领导指出，石家庄市在全国率先对城市管理体制进行了重大改革，引起了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为全国的社区建设提供了十分鲜活的经验。
进入新时代，石家庄人仍然在发挥创新智慧，政治、经济、城建、文化、生态环境都已经或正在发生令人瞩目的变化。我们相信，石家庄还将谱写新的历史，石家庄未来可期！
作者简介
孙万勇，河北省政府原参事，长期致力于历史文化研究，著有《石家庄通史》《品读西柏坡》《品读石家庄》《品读正定》《天地有正气——颜杲卿颜真卿双忠记》等。
（来源：“石时学习”微信公众号。原文载《石家庄日报》2025年9月26日第7版。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编辑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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