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曾博文，今年三十六岁，是清河市政府办公室主任。
这个位置我坐了不到一年。
所有人都知道，我能坐上这个位置，是因为我的岳父冯德——清河市曾经的老书记。
新任市长赵成才今天到任。
他曾是我岳父手下最得力的秘书，跟了岳父整整八年。
我特意提前半小时等在市政府停车场。
黑色轿车缓缓驶入时，我整理好西装下摆，脸上堆起恰到好处的笑容。
车门打开，赵成才走了出来。
他比照片上更显清瘦，眼神却锐利如刀。
我迎上前去，用自认为最亲切的语气开口：“赵叔，一路辛苦了。”
他脚步未停，只侧过头，用眼角余光淡淡撇了我一眼。
那眼神里没有温度，没有波澜，甚至连最基本的点头示意都省略了。
然后他径直走向我身后的副主任周高轩，低声交谈起来。
我僵在原地，脸上的笑容一点点凝固。
初秋的风穿过停车场，卷起几片枯叶，刮在脸上竟有些刺痛。
这一刻我忽然明白，那些我以为牢不可破的关系，那些我赖以生存的庇护，可能从一开始就是我的错觉。
而这座我生活了三十六年的城市，这片我经营了十二年的仕途，正在我眼前缓缓裂开一道深不见底的缝隙。
01
清河市是一座被山包裹的城市。
清晨的雾气常年盘踞在楼宇之间，让整座城市看起来总像蒙着一层灰纱。
我站在办公室窗前，看着楼下陆续驶入的公务车。
还有三天，新市长就要正式到任了。
关于赵成才的传言早已在机关大楼里悄悄流传。
有人说他是带着尚方宝剑来的，有人说他此行目的不纯。
但所有这些传言里，都有一个共同的注脚——他曾是冯德的秘书。
“主任，早餐。”
副主任周高轩端着豆浆油条推门进来，脸上挂着惯常的殷勤笑容。
“您又熬夜了？眼圈都是黑的。”
我在办公桌前坐下，接过豆浆喝了一口。
温的，正好。
“李市长那边的交接材料都整理好了？”我问。
“都妥了。”周高轩在我对面坐下，压低声音，“不过主任，我听说件事儿。”
他停顿了一下，观察我的表情。
我继续吃着油条，等他说下去。
“纪委那边，蒋丽红副书记最近频繁找老干部谈话。”周高轩声音更低了，“特别是当年跟过老书记的那些人。”
我捏着油条的手顿了顿。
“谈什么？”
“说是例行工作，但……”周高轩摇摇头，“气氛不对。”
办公室安静了几秒。
窗外的雾气正在慢慢散去，露出远处工厂锈迹斑斑的烟囱。
那是清河钢铁厂，上世纪九十年代的辉煌象征，如今早已停产多年。
我岳父冯德的政治生涯，就是从那里起步的。
“做好分内工作就行。”我放下豆浆杯，“新领导来了，少听些闲话。”
周高轩连连点头，但眼神里的探究没有褪去。
他比我大五岁，在政府办待了十五年，却始终是副主任。
我空降办公室主任时，他第一个跑来祝贺，笑容真诚得让人感动。
但我知道他不甘心。
谁又会甘心呢？
上午的例会沉闷而冗长。
各部门汇报着无关痛痒的工作，但所有人的注意力显然都不在这些汇报上。
李永平市长因“健康原因”调离的消息，虽然已经正式公布，但细节依然讳莫如深。
五十出头，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突然就“需要长期休养”了。
会议结束时，市委秘书长特意留我多说了一句：“博文，新市长那边，接待工作要格外细致。”
他拍了拍我的肩膀，力道不轻不重。
“特别是你，身份特殊，更要注意分寸。”
我点头称是，心里却泛起一丝异样。
这句话听起来是关照，细品却像某种提醒。
回到办公室，我翻开桌上的日程本。
三天后，上午九点，新市长报到。
下午两点，陪同调研清河新区。
晚上六点半，欢迎晚宴。
我的目光落在“欢迎晚宴”四个字上。
按照惯例，这种场合可以带家属。
妻子冯雨婷上周还问过我，要不要准备些礼物。
她说父亲虽然不说，但赵叔叔要来，他应该还是高兴的。
我当时也是这样认为的。
现在却有些不确定了。
手机震动了一下，是雨婷发来的微信：“爸让明天回家吃饭。”
短短七个字，我却盯着看了很久。
岳父冯德退休五年，每周日的家庭聚餐雷打不动。
但主动让提前回去吃饭，这是第一次。
我回复：“好，需要我带什么？”
“不用，妈都准备好了。”雨婷又补了一句，“爸今天心情不太好。”
窗外，最后一缕雾气终于散尽。
阳光毫无遮拦地照进办公室，却让人感觉不到暖意。
我拿起电话，拨通了档案室的号码。
“小陈，帮我调一下1998年到2005年的市政府大事记。”
“对，要纸质原件。”
挂掉电话后，我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
那些关于赵成才的传言，周高轩的暗示，秘书长的提醒，还有岳父反常的情绪。
这些碎片在我脑海里漂浮，却拼不出一幅完整的图景。
但我能感觉到，有什么东西正在水面下慢慢涌动。
而我自己，正站在漩涡的边缘却不自知。
02
岳父家在市东郊的老干部小区。
红砖砌成的三层小楼，院子里种着两棵桂花树，这个时节已经开始飘香。
我停好车时，雨婷已经先到了。
她站在院门口等我，穿着一件米色针织衫，长发松松挽起。
“怎么才来？”她迎上来，接过我手里的水果篮。
“路上堵车。”我看了看院子里，“爸呢？”
“在书房。”雨婷压低声音，“今天一天都没出来。”
岳母曾桂珍从厨房探出头来，手上还沾着面粉。
“博文来了？快进来坐，饺子马上就好。”
她的笑容还是一如既往的温和，但眼神里有一丝掩饰不住的疲惫。
客厅的陈设十年未变。
老式沙发，实木茶几，墙上挂着岳父在职时与各级领导的合影。
最大的一张是1999年拍的，岳父站在刚刚竣工的清河大桥上，身后是奔腾的江水。
那时他才四十五岁，意气风发。
书房的门紧闭着。
我倒了杯茶，在沙发上坐下。
雨婷挨着我坐下，轻声说：“上午蒋阿姨来过。”
“蒋丽红？”
“嗯，来了差不多一个小时。”雨婷握了握我的手，“爸没让我听他们谈什么，但蒋阿姨走的时候，脸色很严肃。”
我心里一沉。
纪委副书记亲自上门，这绝不是普通的拜访。
厨房传来剁馅的声音，有节奏地响着。
岳母在准备岳父最爱的三鲜馅饺子，这是家里迎接重要客人的规格。
但今天并没有什么客人。
或者说，即将到来的客人，让这顿饭的气氛变得格外复杂。
六点整，书房的门开了。
冯德走了出来。
他今年六十八岁，退休后清瘦了不少，但腰板依然挺得笔直。
花白的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穿着藏青色的夹克，这是他一贯的打扮。
“爸。”我和雨婷同时站起来。
他点点头，在餐桌主位坐下。
“都坐吧。”
岳母端上热气腾腾的饺子，又摆了几样小菜。
餐桌上安静得只剩下碗筷碰撞的声音。
吃了几个饺子后，冯德忽然开口：“赵成才周四到？”
我放下筷子：“是的，上午九点报到。”
“嗯。”他应了一声，夹起一个饺子，却没有立刻吃，“人到了，好好配合工作。”
“我会的。”我说，“赵叔那边，您有没有什么要交代的？”
话一出口我就后悔了。
冯德的手停在半空，缓缓抬起眼睛看我。
那双眼睛依然锐利，像能看穿人心。
“交代什么？”他的声音很平静，“他是市长，你是办公室主任，该怎么做就怎么做。”
“我是说……”我斟酌着用词，“毕竟您和他曾经共事那么久……”
“曾经是曾经。”冯德打断我的话，“现在他是市长，你是他的下属，明白吗？”
我点头：“明白。”
雨婷在桌下轻轻碰了碰我的腿。
岳母适时地开口：“尝尝这醋，是老宋前几天送来的，说是什么八年陈酿。”
话题被岔开了。
但冯德的那句“曾经是曾经”，像一根刺扎在我心里。
晚饭后，雨婷帮着岳母收拾厨房。
我陪冯德在客厅喝茶。
电视里播着新闻，声音调得很低。
“李永平调走的事，你知道多少？”冯德忽然问。
我愣了一下：“公开的说法是健康原因。”
“嗯。”冯德喝了口茶，“那你知道他身体有什么问题吗？”
我摇摇头。
“我也不知道。”冯德放下茶杯，看着电视屏幕，“一个市长，说调走就调走了，连个像样的说法都没有。”
他的语气很平淡，但我听出了一丝别的意味。
“爸，您是不是知道些什么？”
冯德沉默了很久。
新闻里正在报道清河新区的建设进展，画面切换到一片忙碌的工地。
“那块地，”冯德指着电视，“原来是清河机械厂的厂区。”
我顺着他的手指看去。
“2002年，机械厂改制，厂区土地收归国有。”冯德的声音像在讲述别人的故事，“当时是我签的字。”
“后来呢？”
“后来？”冯德笑了笑，那笑容里没有什么温度，“后来那块地闲置了十年，直到李永平上任，才重新规划成新区。”
他站起身，走到窗前。
院子里，桂花香随着夜风飘进来。
“博文，”他没有回头，“在这个位置上，有些事不知道比知道好。”
“可是——”
“没有可是。”他转过身，看着我，“赵成才来了，你做好本职工作就行。其他的，不要问，不要打听。”
他的眼神里有一种我从未见过的疲惫。
那不是身体上的累，而是某种更深重的东西。
离开时，雨婷挽着我的手，一路沉默。
直到上车，她才轻声说：“爸今天不太对劲。”
我启动车子，没有接话。
后视镜里，岳父家那栋小楼的灯光渐渐远去，最后变成一个模糊的光点。
而冯德站在窗前的身影，和那句“曾经是曾经”，却在我脑海里越来越清晰。
还有他提起清河机械厂时，那一闪而过的复杂神情。
那里面似乎藏着什么。
某种我不该知道，却又不得不面对的东西。
03
周二早晨，政府办的气氛明显不同往常。
走廊里碰见的人，笑容都比平时多了几分，打招呼的声音也格外热情。
但所有人的眼神都在闪烁，像在互相试探着什么。
我刚进办公室，周高轩就跟了进来。
“主任，有个事得跟您汇报。”他关上门，神色凝重。
“说。”
“昨天下午，蒋丽红副书记约我谈话了。”
我心里一紧，面上却不动声色：“谈什么？”
“主要是了解办公室的日常工作，还有……”周高轩犹豫了一下，“还问了李市长在任期间，办公室经手的一些文件流转情况。”
“哪些文件？”
“就是新区规划那几个项目的批复流程。”周高轩压低声音，“她特别问到了2002年机械厂土地收储的原始档案。”
我握着钢笔的手微微一顿。
又是2002年，又是机械厂。
“你怎么说的？”
“我说档案都在档案室，有完整的调阅记录。”周高轩看着我，“但蒋书记说，她要的不是调阅记录，是当年经办人的手写备注。”
办公室里安静下来。
窗外的梧桐树上，一只麻雀在枝头跳跃，发出细碎的叫声。
“手写备注？”我重复了一遍。
“对，就是领导批示边上那些铅笔写的小字。”周高轩说，“那些一般不归档，但有时候……”
他没说完，但我知道他的意思。
有时候，那些随手写下的备注，比正式批示更能反映真实意图。
“档案室找过了吗？”
“找了，原件里没有。”周高轩的声音更低了，“但蒋书记坚持说有，还说……还说可能有人提前处理了。”
这句话像一块冰，顺着我的脊梁滑下去。
“她说有人？”
“没说具体是谁，但……”周高轩的眼神躲闪了一下，“但她问了我，老书记退休前，有没有来调阅过旧档案。”
我猛地抬起头。
周高轩避开我的视线，低头整理手里的文件。
“你怎么回答的？”
“我说我不清楚，那时候我还没到政府办工作。”周高轩顿了顿，“但蒋书记好像不信。”
对话到这里戛然而止。
周高轩找了个借口离开办公室，留下我一个人对着满桌文件发呆。
阳光从百叶窗的缝隙漏进来，在桌面上切出一道道光斑。
那些光斑随着时间慢慢移动，像无声的倒计时。
上午十点，市委召开常委扩大会，各部门一把手参加。
我作为办公室主任列席，负责记录。
会议室里烟雾缭绕。
议题围绕着新区建设进展展开，但所有人的注意力显然都不在汇报材料上。
轮到纪委发言时，蒋丽红清了清嗓子。
她五十岁上下，短发，戴一副金边眼镜，说话条理清晰，不急不缓。
“在配合新区建设督查工作中，我们发现一些历史遗留问题需要厘清。”
她翻开面前的文件夹。
“特别是涉及国有资产处置、土地性质变更等方面，有些手续的完备性存疑。”
会场安静得能听见空调运转的声音。
“举个例子，”蒋丽红抬起头，目光扫过全场，“清河机械厂2002年改制时的土地收储程序，档案里缺少关键环节的经办记录。”
她顿了顿，补充道：“当然，这可能是当年工作不够规范造成的，但为了对历史负责，有必要重新核查。”
主持会议的常务副市长点头：“应该的，该查清楚的都要查清楚。”
会议接着进行，但气氛已经彻底变了。
散会后，我在走廊里被蒋丽红叫住。
“曾主任，有空吗？聊几句。”
我们走进旁边的小会议室。
蒋丽红关上门，却没有立刻坐下。
她站在窗前，背对着我，看着楼下的停车场。
“博文，我跟你岳父共事过几年。”她忽然说，“他是个好领导。”
“谢谢蒋书记。”我不知道她为什么提起这个。
“好领导，不等于做的每一件事都对。”蒋丽红转过身，直视着我，“特别是在那个年代，很多决策……很复杂。”
我等待着下文。
“赵成才市长周四到任，你知道吧？”
“知道，接待方案已经拟好了。”
“嗯。”蒋丽红点点头，“赵市长这次来，除了抓新区建设，还有一个任务，就是梳理历史遗留问题。”
她走到会议桌前，手指轻轻敲了敲桌面。
“有些问题，拖了十几年，该解决了。”
“蒋书记指的是机械厂的事？”
她没有直接回答，而是说：“你是办公室主任，又是冯书记的女婿，这个位置很特殊。”
“我会注意分寸。”
“分寸？”蒋丽红笑了笑，那笑容里有些别的东西，“博文，有时候不是你想注意就能注意的。风暴要来的时候，站在哪里都会被卷进去。”
她拿起桌上的笔记本，准备离开。
走到门口时，又停住脚步。
“对了，你那个记者同学，陈艺涵，最近在做一个系列报道，关于城市记忆的。”
我心头一跳：“是吗？我没听她说过。”
“她找过我，想了解机械厂的老职工现状。”蒋丽红推了推眼镜，“那姑娘很执着，挖得挺深。”
门开了又关，留下我一个人站在空荡荡的会议室里。
窗外，天色不知何时暗了下来。
远处的山峦被乌云笼罩，一场雨正在酝酿。
而蒋丽红最后那句话，像一声惊雷，在我耳边反复回响。
陈艺涵，我大学的同班同学，市电视台的首席记者。
她去年刚离了婚，整个人像变了个人，工作起来不要命。
我们上次见面还是三个月前，她确实提过想做老工业题材的报道。
但我没想到，她会从机械厂入手。
更没想到，她会在这个时间点，挖得这么深。
回到办公室，我犹豫了很久，还是拨通了陈艺涵的电话。
响了七八声，就在我以为没人接的时候，电话通了。
“喂？”她的声音有些沙哑，背景音很嘈杂。
“艺涵，是我，曾博文。”
“博文？”她似乎有些意外，“怎么想起给我打电话了？”
“听说你在做机械厂的报道，想问问进展。”我尽量让语气听起来随意。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
“你怎么知道我在做这个？”
“听人提起的。”我说，“需要帮忙吗？我这边有些档案——”
“不用了。”陈艺涵打断我，“该查的我都查得差不多了。”
她的语气很冷淡，甚至带着一丝警惕。
“艺涵，你是不是听说了什么？”
“听说什么？”她反问，“听说你岳父当年力排众议保下的机械厂，其实早就该破产？还是听说那块地后来转手卖了天价，但钱不知道去了哪里？”
我的呼吸一滞。
“这些话不能乱说。”
“我没乱说，我在找证据。”陈艺涵的声音里有一种压抑的激动，“博文，我们同学一场，我给你提个醒。”
“你说。”
“离这件事远点。”她说，“水太深，你蹚不起。”
电话被挂断了。
忙音在耳边响起，我握着话筒，久久没有放下。
窗外，第一滴雨终于落了下来。
敲在玻璃上，发出清脆的响声。
然后雨点越来越密，很快就连成一片雨幕。
整座城市都笼罩在灰蒙蒙的水汽中。
就像某些真相，被时间冲刷了十几年，却依然模糊不清。
而我站在这里，手里握着电话，忽然意识到一件事——
这场雨，可能早就开始下了。
只是我一直站在屋檐下，直到现在，才感觉到被淋湿的凉意。
04
周三的雨下了一整天。
雨水冲刷着这座灰扑扑的城市，街道上积水横流，偶尔有车辆驶过，溅起一片水花。
政府大楼里却异常忙碌。
新市长明天就到，各部门都在做最后的准备。
我审阅着接待方案，一个字一个字地核对。
车辆安排，会议室布置，晚宴菜单，甚至赵成才喜欢的茶叶品种——这些都是周高轩不知从哪里打听来的。
“主任，您看这样行吗？”周高轩站在我办公桌前，脸上堆着笑。
“茶叶不用特意准备，办公室常备的就行。”我把方案递还给他，“其他没问题。”
周高轩接过方案，却没有立刻离开。
“还有事？”
“那个……”他搓了搓手，“晚上有几个朋友聚会，都是机关里的老熟人，主任您要不要一起？”
我抬起头看着他。
周高轩的眼神闪烁，笑容有些勉强。
“什么聚会？”
“就是……交流交流感情。”他说，“新领导来了，大家互通有无嘛。”
我明白了。
这不是普通的聚会，而是站队前的试探。
“晚上我有安排，替我谢谢大家的好意。”我委婉地拒绝。
周高轩的笑容僵了一下，很快又恢复如常。
“那好，那好，下次再约。”
他离开后，我靠在椅背上，揉了揉太阳穴。
手机震动，是雨婷发来的微信：“爸让我问你，明天要不要一起去接赵叔叔。”
我盯着这条消息看了很久。
然后回复：“不用，公事公办比较好。”
雨婷发来一个点头的表情。
但我知道，她一定很失望。
岳父主动提出让我一起去接，这是在给我铺路。
而我拒绝了。
因为我忽然想起蒋丽红的话，想起陈艺涵的警告，想起岳父那句“曾经是曾经”。
有些路，可能从一开始就不该走。
下午三点，档案室的小陈送来我要的大事记。
厚厚三大本，牛皮纸封面已经泛黄。
“主任，1998年到2005年的都在这里了。”小陈是个二十多岁的小姑娘，做事很认真，“您要查什么？我可以帮您找。”
“不用，我自己看就行。”我说，“谢谢。”
小陈离开后，我锁上了办公室的门。
窗外雨声潺潺，房间里只剩下翻动纸页的沙沙声。
大事记是按年份编排的，每年一本，记录市里的重要事件、会议、决策。
我直接翻到2002年。
那一年的开头很平常，春节团拜会，经济工作会议，招商引资洽谈。
直到六月。
“2002年6月17日，市委常委会研究清河机械厂改制事宜。”
短短一行字，下面附了会议纪要的编号。
我继续往后翻。
“2002年7月3日，清河机械厂职工代表大会通过改制方案。”
“2002年8月21日，市政府批复同意清河机械厂土地收归国有。”
“2002年9月5日，原机械厂厂区土地完成不动产登记。”
记录到此为止。
关于这块地后来为什么闲置十年，为什么直到2012年才重新规划，大事记里只字未提。
就像一段被刻意抹去的历史。
我合上大事记，走到窗前。
雨还在下，远处的山峦隐没在雨雾中，看不真切。
就像2002年那个夏天的真相，被时间的尘埃层层覆盖，已经难以辨认。
但我知道，一定有人记得。
记得那些会议上的争论，那些签字时的犹豫，那些决定背后的权衡。
比如我的岳父冯德。
比如即将到来的赵成才。
电话响了。
是市委值班室打来的：“曾主任，新市长车队明天早上八点半下高速，请安排人员在高速口迎接。”
“好，知道了。”
挂掉电话，我重新坐回办公桌前。
翻开日程本，在“迎接新市长”那一项上，用力画了一个圈。
笔尖几乎要戳破纸页。
我知道，明天之后，很多事情都会改变。
但我不知道的是，这种改变会以怎样的方式发生，又会把我推向何处。
下班时雨小了些。
我没有开车，撑伞步行回家。
街道两旁的店铺亮着灯，暖黄色的光晕在潮湿的路面上荡漾。
经过一家老茶馆时，我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
陈艺涵坐在靠窗的位置，面前摆着笔记本电脑，正专注地敲打着什么。
我犹豫了一下，还是推门走了进去。
门铃叮咚作响。
陈艺涵抬起头，看见我时愣了一下。
“这么巧。”我在她对面坐下。
“不巧，我常来这里写稿。”她合上电脑，“安静，没人打扰。”
服务员端来一杯热茶。
我握着温热的茶杯，一时不知该说什么。
“你的报道，做到什么程度了？”最后还是我先开口。
陈艺涵看着我，眼神复杂。
“博文，你真的想知道？”
“我想知道，这件事到底有多严重。”
她沉默了一会儿，从包里掏出一个笔记本，翻到某一页，推到我面前。
那是一份手写的名单。
“机械厂改制时的职工代表，一共三十七人。”陈艺涵指着名单，“我找了其中二十三个，还有五个已经去世，剩下的联系不上。”
我扫过那些名字，大部分都很陌生。
但其中一个名字让我心头一跳。
丁永发。
“这个人……”我指着那个名字。
“丁永发，改制前的机械厂销售科副科长。”陈艺涵说，“改制后下海经商，现在是永发地产的老板，清河新区最大的开发商之一。”
我听说过这个人。
李永平在任时，丁永发是市里的红人，各种场合都能见到他的身影。
“他当年是职工代表？”
“不止是代表，还是改制领导小组的成员。”陈艺涵压低声音，“我采访的几个老职工都说，当年丁永发是最积极推动改制的，而且……”
她停顿了一下，似乎在斟酌措辞。
“而且什么？”
“而且有人说，丁永发在改制前，就知道厂区那块地以后会值钱。”
茶馆里很安静，只有煮水壶发出的嗡嗡声。
窗外，街灯一盏盏亮起，在潮湿的夜色中晕开一圈圈光晕。
“这些话有证据吗？”
“没有直接证据，都是口口相传。”陈艺涵收回笔记本，“但博文，你不觉得奇怪吗？一块市中心的地，闲置十年，然后突然被规划成新区，而当年推动改制的人，成了新区最大的开发商。”
我没有说话。
因为我也觉得奇怪。
奇怪到让人不安。
“还有一件事。”陈艺涵看着我，“我查土地拍卖记录时发现，永发地产拿到那块地的价格，比评估价低了百分之十五。”
“这也不少见，招商引资常有优惠政策。”
“如果只是这样，确实不稀奇。”陈艺涵喝了口茶，“但我在查当年评估公司的背景时，发现了一个名字。”
“谁？”
“赵成才。”她说，“2002年，他是市政府办公厅综合处处长，而给机械厂土地做评估的那家公司，法人代表是他妻子的弟弟。”
我的手指猛然收紧，茶杯里的水晃了出来。
滚烫的茶水溅在手背上，但我感觉不到痛。
“你确定？”
“工商登记信息写的很清楚。”陈艺涵抽了张纸巾递给我，“不过这只是关联，不能证明什么。评估公司是公开招标选的，程序上没问题。”
“但时机太巧了。”我喃喃道。
“是啊，太巧了。”陈艺涵靠在椅背上，“改制、评估、土地收储、十年闲置、新区规划、低价出让……这一连串的事情，像一套设计好的程序。”
“你的报道什么时候发？”
“还早，很多关键信息需要核实。”陈艺涵说，“而且我收到过警告。”
“什么警告？”
“有人给我寄了匿名信，让我适可而止。”她苦笑，“信里没写什么狠话，但意思很明白。”
她从包里掏出一个信封。
普通的白色信封，没有邮票，没有邮戳，显然是直接塞进她家信箱的。
里面只有一张A4纸，打印着一行字：“有些历史，就让它过去吧。”
字是宋体，五号，标准的打印格式，没有任何特征。
“你报警了吗？”
“报了，但没用，查不出来。”陈艺涵把信收起来，“博文，我告诉你这些，不是让你掺和进来，而是想提醒你——”
她顿了顿，认真地看着我。
“你岳父，你，还有即将到来的赵市长，你们都在这个局里。而游戏规则，可能早就写好了。”
离开茶馆时，雨已经停了。
夜空被洗过一般，露出几颗稀疏的星。
我走在湿漉漉的街道上，陈艺涵的话在耳边反复回响。
改制、评估、土地、开发商、匿名信……
这些碎片像散落的拼图，我知道它们应该能拼出什么，却不敢去拼。
因为拼出来的画面，可能会毁掉我现在拥有的一切。
包括我的家庭，我的事业，我小心翼翼维持了十二年的平静生活。
手机响了，是岳父打来的。
“博文，明天早上，你跟我一起去高速口。”他的声音听起来很疲惫，但不容置疑。
“爸，这不合规矩，办公室安排人去就行。”
“规矩是死的。”冯德说，“成才来了，我该去接他。”
我握着手机，手心里全是汗。
“您是不是有什么事要跟赵市长说？”
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
久到我以为信号断了。
然后我听见冯德叹了口气，那叹息声沉重得像个包袱。
“有些话，再不说，可能就没机会说了。”
电话挂断了。
我站在空荡荡的街头，看着自己的影子被路灯拉得很长。
明天早上八点半。
高速路口。
岳父，我，还有赵成才。
一场时隔多年的重逢。
而这场重逢的背后，是十几年的恩怨，是说不清的旧账，是一块闲置了十年却改变了无数人命运的土地。
我知道，从明天起，一切都将不同。
05
周四早上七点，我就到了办公室。
雨后的天空清澈如洗，朝阳把东边的云层染成淡淡的金色。
但我无心欣赏。
周高轩已经在安排迎接车辆，见我进来，赶紧汇报：“主任，车队八点出发，您坐一号车。”
“我不坐一号车。”我说，“我和冯书记一起去。”
周高轩愣了一下：“老书记也去？”
“嗯，他坚持要去。”我看着窗外，“安排辆车，低调点的。”
“明白。”
八点十分，我开车到岳父家。
冯德已经等在门口，穿着深灰色中山装，头发梳得整整齐齐。
他手里拄着拐杖——那是他退休时市里送的纪念品，平时很少用。
“爸。”我下车帮他开门。
他点点头，坐进副驾驶。
车里很安静，只有引擎低沉的轰鸣声。
开了一段，冯德忽然开口：“博文，这些年，你觉得我对你怎么样？”
我没想到他会问这个，斟酌着回答：“您对我很好，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是吗？”冯德笑了笑，那笑容里有些苦涩，“可我总觉得，你怕我。”
我没有否认。
因为这是事实。
从我和雨婷谈恋爱开始，我就怕他。
怕他的严厉，怕他的审视，怕他那种能看穿一切的眼神。
“怕也好。”冯德看着窗外飞逝的街景，“这世上，有些人是该怕的。”
“爸，您今天……”
“今天怎么了？”他转过头看我，“我去接接老部下，不行吗？”
“不是不行，只是……”
“只是什么？”冯德的语气突然严厉起来，“只是觉得我该避嫌？还是觉得我这个退休老头子，不该再掺和这些事？”
我不敢再说话。
冯德也沉默了，只是手指在拐杖上轻轻敲着，有节奏地，像在数着时间。
八点二十五分，我们到达高速路口。
市政府车队已经到了，十几辆车整齐地排成两列。
周高轩小跑过来：“主任，老书记，赵市长的车还有五分钟下高速。”
我扶着冯德下车。
晨风吹过，带来一丝凉意。
冯德站得笔直，目光投向高速公路出口的方向。
他的侧脸在晨光中显得格外清晰，每一条皱纹都像是被岁月刻下的印记。
那些印记里，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故事？
出口处，一辆黑色奥迪缓缓驶出。
车牌是省城的号码。
车停稳，车门打开。
赵成才走了下来。
他比照片上更显清瘦，穿着深色夹克，白衬衫，没有打领带。
下车后，他先和迎上来的常务副市长握手，然后是其他班子成员。
全程面带微笑，举止得体。
但当他看见冯德时，笑容明显僵了一下。
虽然只有一瞬间，但我捕捉到了。
冯德拄着拐杖走上前。
赵成才也迎了过来。
“老书记，您怎么还亲自来了？”赵成才握住冯德的手。
“你来清河，我该来接。”冯德的声音很平稳，“欢迎回家。”
“谢谢老书记。”赵成才松开手，目光转向我。
那一刻，我挤出一个笑容，上前半步。
“赵叔，一路辛苦了。”
他看着我，眼神里没有任何波澜。
然后，就像里写的那样——
他只撇了我一眼。
连点头示意都省略了。
目光从我脸上扫过，像扫过一个无关紧要的路人。
然后他转向周高轩：“这位是？”
“赵市长，我是政府办副主任周高轩。”周高轩赶紧上前，双手递上名片。
“周主任，辛苦了。”赵成才接过名片，看了看，“办公室工作很繁琐，不容易。”
“应该的，应该的。”
简单的寒暄后，赵成才回到车上。
车队缓缓启动，驶向市区。
我站在原地，脸上的笑容一点点褪去。
风吹过，卷起地上的落叶，有几片打在我的裤腿上。
“回去吧。”冯德的声音在耳边响起。
我转过头，看见他正看着车队远去的方向，眼神复杂。
“爸，赵叔他……”
“他不是你叔。”冯德打断我，语气严厉，“记住，他是赵市长，你是曾主任，明白吗？”
我张了张嘴，却发不出声音。
冯德拄着拐杖走向我的车，背影在晨光中显得有些佝偻。
那一刻我忽然意识到，这个在我心中永远挺直腰板的老人，真的老了。
老到需要拄拐杖，老到会被人轻视，老到连他曾经最得意的部下，都不再把他放在眼里。
回程的路上，冯德一言不发。
直到车停在他家楼下，他才开口：“博文，有句话你要记住。”
“您说。”
“这世上，最不可靠的就是人情。”他推开车门，没有回头，“尤其是官场上的人情。”
他下车，拄着拐杖慢慢走进单元门。
我坐在车里，久久没有动。
手机响了，是周高轩打来的：“主任，赵市长直接去市委开会了，让我问您，他办公室的安排……”
“按原计划，三楼东侧那间，都准备好了。”
“好的好的，我这就去落实。”
挂掉电话，我看着手机屏幕，忽然觉得很累。
那种从骨头缝里渗出来的累。
回到市政府，已经是九点半。
大楼里弥漫着一种紧张而又兴奋的气氛。
新市长来了，意味着新的开始，也意味着新的站队。
经过三楼时，我看见赵成才的办公室门开着。
里面传来说话声，是赵成才和周高轩。
“……这些文件先放这里，我晚点看。”
“好的市长，您还有什么需要随时叫我。”
“嗯，对了，”赵成才的声音顿了顿，“曾主任那边，政府办的日常工作还是他负责，你协助就好。”
“明白，我一定全力配合曾主任工作。”
我快步走过，没有停留。
但那些话，像针一样扎进耳朵里。
“协助就好”——意思是，我只是名义上的负责人，实际工作周高轩可以直接向他汇报。
这已经是很明确的信号了。
回到办公室，我关上门，坐在椅子上发呆。
阳光从窗户斜射进来，在办公桌上投下一片明亮的光斑。
光斑里，尘埃飞舞。
像极了此刻的我——看似在光里，实则无处着落。
敲门声响起。
“请进。”
进来的是纪委的小刘，蒋丽红的秘书。
“曾主任，蒋书记请您过去一趟。”
“现在？”
“对，现在。”
我跟着小刘来到纪委所在的七楼。
蒋丽红的办公室不大，但很整洁，书架上摆满了各种文件盒。
“坐。”蒋丽红指了指对面的椅子。
她正在看一份文件，没有立刻抬头。
我安静地等着，听见墙上时钟的秒针走动声。
咔，咔，咔。
像倒计时。
“博文，”蒋丽红终于抬起头，“早上去接赵市长了？”
“去了。”
“冯书记也去了？”
蒋丽红摘下眼镜，揉了揉鼻梁。
“昨天，丁永发来找过我。”
我心里一紧：“他找您干什么？”
“说是汇报工作，但话里话外都在打听新市长的态度。”蒋丽红重新戴上眼镜，“特别是对新区历史遗留问题的态度。”
“您怎么说的？”
“我能怎么说？我说一切按规矩办。”蒋丽红看着我，“但丁永发好像很紧张，他反复强调，当年机械厂改制是合法合规的，所有程序都有据可查。”
“他为什么这么紧张？”
“你说呢？”蒋丽红反问，“一个开发商，为什么这么关心十几年前的一次国企改制？”
我没有回答。
因为答案已经很明显了。
“还有一件事。”蒋丽红从抽屉里拿出一个档案袋，“这是当年机械厂改制领导小组的会议记录复印件，你看看。”
我接过档案袋，抽出里面的文件。
纸张已经泛黄，字是手写的，有些地方已经模糊不清。
我快速翻阅着，目光停留在最后一页的签字栏。
组长：冯德。
副组长：赵成才。
成员名单里，我看见了丁永发的名字。
而在“列席人员”一栏，还有一个名字让我心头一跳。
李永平。
那时他只是市经贸委的一个科长。
“看明白了？”蒋丽红问。
“李市长当年也参与了？”
“不止参与，很多具体工作都是他经手的。”蒋丽红说，“后来机械厂土地闲置那些年，李永平从经贸委调到国土局，又调到市政府，每一步都跟这块地有关。”
“您的意思是……”
“我没什么意思，只是陈述事实。”蒋丽红收起档案袋，“但现在李永平突然‘健康原因’调离，赵成才空降，而当年那块地的开发商坐立不安……博文，你觉得这是巧合吗？”
我当然不觉得是巧合。
但我宁愿它是巧合。
因为如果不是巧合，那就意味着，我从一开始就站在了风暴的中心。
而我岳父冯德，可能不仅仅是这场风暴的见证者。
他可能是风眼本身。
“蒋书记，您告诉我这些，是希望我做什么？”
蒋丽红沉默了很久。
“我希望你保护好自己。”她最终说，“也保护好该保护的人。”
“该保护的人？”
“比如你岳父，比如……”她顿了顿，“比如那些不该被牵连的人。”
离开纪委办公室时，我的脚步有些沉重。
走廊很长，光线昏暗，我的影子在墙上拉得很长。
像一条孤独的、无处可去的路。
回到办公室，我锁上门，坐在黑暗里。
没有开灯。
窗外的城市华灯初上，霓虹闪烁，一片繁华景象。
但我知道，在这片繁华之下，暗流正在涌动。
而我已经被卷了进去。
无法后退，无法抽身。
手机屏幕亮了，是雨婷发来的微信：“爸晚上没吃饭，一直待在书房。”
我盯着那行字，很久很久。
然后回复：“我晚点过去。”
有些话，必须问清楚了。
哪怕答案会毁掉一切。
06
晚上八点，我再次来到岳父家。
雨婷开的门，她眼睛有些红，像是哭过。
“爸还在书房？”我问。
“嗯，一下午都没出来。”雨婷拉着我的手，“博文，到底出什么事了？爸今天回来后就一直不对劲，妈问他也不说。”
我拍拍她的手：“我去看看。”
书房的门依然紧闭。
我敲了敲门：“爸，是我。”
里面没有回应。
我又敲了敲。
过了很久，才传来冯德的声音：“进来。”
我推门进去。
书房里只开了一盏台灯，光线昏暗。
冯德坐在书桌后面，面前摊开着一本相册。
他抬起头看我，眼睛在昏暗的光线下显得有些浑浊。
“坐。”
我在他对面的椅子上坐下。
书桌上，相册翻开的那一页，是一张黑白照片。
照片里，年轻的冯德站在一个工厂门口，旁边是同样年轻的赵成才。
两人中间，站着一个穿工装的中年男人，面容有些模糊。
我认出来，那是清河机械厂的老厂长，姓王，几年前已经去世了。
“这张照片，”冯德的手指轻轻拂过相纸，“是1998年拍的，机械厂最红火的时候。”
他的声音很轻，像在自言自语。
“那时候，厂里有三千多职工，每年利税上千万，是市里的骄傲。”
“后来呢？”我问。
“后来？”冯德苦笑，“后来就是大环境，国企改制，减员增效，全国都一样。”
他翻到下一页。
照片里，机械厂的大门紧闭，门口拉着横幅：“我们要吃饭，我们要工作”。
时间是2002年夏天。
“改制方案是我主持制定的。”冯德说，“那时候每天都有职工来市政府上访，睡在走廊里，带着铺盖卷。”
“您压力很大。”
“压力？”冯德摇摇头，“不是压力，是罪孽。”
他合上相册，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
“三千多人，最后留用的不到五百。剩下的，买断工龄，自谋生路。”
“可是爸，那是时代的大潮，不是您一个人的责任。”
“是吗？”冯德睁开眼睛，看着我，“那如果我告诉你，其实机械厂可以不用死呢？”
我愣住了。
“什么意思？”
“2002年，省里有一家大型机械集团想兼并我们。”冯德缓缓地说，“条件很优厚，全员接收，债务全担，还承诺投资改造生产线。”
“那为什么……”
“为什么没成？”冯德笑了，那笑声里满是苦涩，“因为有人不同意。”
冯德没有直接回答，而是说：“兼并需要职工代表大会通过，而当时的职工代表里，丁永发是带头人。”
“他反对？”
“他不仅反对，还串联了大部分代表。”冯德说，“理由是省里集团条件苛刻，会损害职工利益。”
“但您刚才说条件很优厚……”
“是啊，很优厚。”冯德点点头，“所以为什么反对？我当时也想不明白。”
“后来丁永发提出了另一个方案——由职工集资入股，管理层收购，自主改制。”
“您同意了？”
“我不同意。”冯德说，“但那时候，改制是大势所趋，省里要求年底前必须完成。而职工代表大会两次投票，都通过了丁永发的方案。”
他站起身，走到书架前，抽出一本厚厚的笔记本。
翻开，里面是密密麻麻的会议记录。
“这是当时的会议纪要。”他把笔记本递给我，“你看看最后表决的情况。”
我接过笔记本，翻到那一页。
2002年7月3日，清河机械厂职工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
应到代表37人，实到35人。
表决结果：同意职工集资入股方案32票，反对2票，弃权1票。
“看到问题了？”冯德问。
“同意票太多了。”我说，“就算丁永发串联，也不可能32票都听他的。”
“没错。”冯德点头，“我当时也怀疑，但没证据。而且时间紧迫，只能按程序走。”
“那赵成才呢？他当时什么态度？”
久到台灯的灯泡发出轻微的嗡嗡声。
“成才，”他缓缓开口，“他是改制领导小组的副组长，具体工作都是他在抓。”
“他支持哪个方案？”
“他……”冯德顿了顿，“他说尊重职工代表大会的决定。”
这句话听起来没问题，但我听出了弦外之音。
“意思是，他默认了丁永发的方案？”
冯德没有否认。
“改制完成后，机械厂变成了清河机械有限公司，丁永发是总经理。”冯德继续说，“但只维持了两年，2004年就停产了。”
“然后土地收归国有。”
“对，2002年改制时就约定，如果企业无法持续经营，土地由政府收回。”冯德说，“所以2004年停产，2005年走完手续，土地就收回来了。”
“但为什么闲置十年？”
这是最关键的问题。
一块市中心的工业用地，收回来后为什么十年不开发？
冯德走回书桌后坐下，双手交叉放在桌上。
“因为那块地有问题。”
“什么问题？”
“污染。”冯德说，“机械厂早年电镀车间的地下渗漏，重金属超标严重。如果要开发，必须先治理，而治理费用……很高。”
“多高？”
“当时估算要八千万。”冯德说，“市里财政拿不出这笔钱，省里也不给专项，就一直拖着。”
“那后来新区规划时，污染问题解决了？”
“解决了。”冯德看着我，“永发地产拿到地后，三个月就完成了治理。”
“三个月？八千万的工程？”
“是啊，很快。”冯德笑了，那笑容里满是讽刺，“快得让人不敢相信。”
书房里安静下来。
窗外的夜色浓得像化不开的墨。
台灯的光晕在冯德脸上投下深深浅浅的阴影，让他的表情看起来有些模糊。
“爸，”我终于问出那个最核心的问题，“您是不是知道些什么？关于赵成才，关于丁永发，关于这块地？”
冯德没有立刻回答。
他拿起桌上的茶杯，喝了一口。
茶已经凉了，但他似乎并不在意。
“博文，”他放下茶杯，“有些事，知道得太多不是好事。”
“可我已经卷进来了。”我说，“赵市长今天的态度您也看到了，他根本不想跟我扯上关系。为什么？如果只是普通的旧部关系，他没必要这样。”
冯德又沉默了。
这一次沉默得更久。
久到我以为他不会回答了。
“因为，”他终于开口，声音沙哑，“他欠我的。”
“欠您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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