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腊月二十八，江城的雾气笼着寒意，一列满载煤炭的火车轰鸣至江边戛然止步。作业员熟练地拆解车厢，吊装进待命的驳船，整个流程将耗去五个小时。岸边排队的旅客看着江面，叹息连连——南北被天堑拦断，已困扰武汉半个世纪。也就在这年的冬夜，中央内部最后一次讨论“要不要在武汉把桥真正建起来”，桌面敲定的答案是：必须建。
桥梁故事的序曲由一趟专列拉开。1953年2月18日，毛泽东考察蛇山。风雪打在棉衣上啪啪作响，他执意要登西峰，“人多怕什么，相信群众。” 临河远眺，他认可了茅以升团队提出的“蛇山—龟山”线路：天然桥头堡、基岩坚实、跨度最短。就此，武汉长江大桥的选址终于落槌。
进入1954年，长江边更热闹。铁道部、交通部、水电部的钻探船像梭子在江心穿梭，沿江居民常被夜色里传来的打桩声惊醒。11月下旬，周恩来抵达武汉。此前他已批示成立武汉长江大桥工程局，选派彭敏为局长、王任重任政委，又请28名苏联专家现场把关。如今，他要亲眼看看长江的脾气。
勘查那天，江风劲，气温逼近零点。周恩来和水利、桥梁专家沿着蛇山脚下的土坡一路踏查，测深、取样、翻看剖面图，忙得连午饭都是对付几口干粮。临近傍晚，江面雾起，几根粗大的钢缆横跨水面，拖着一个钢板焊成的“框子”。那是工人们临时架设的空中索道——工期紧，摆渡慢，遇到紧急情况只能靠这条“铁绳子”横渡。
周恩来驻足良久，突然问：“这索道稳不稳？”技术员回答：“稳，工人天天用。”周恩来转身和省里陪同的干部商量：“让我也坐一次，感受一下。”对话只持续了几十秒：
“总理，不行，这太简陋！”
“既然工人能坐，我也应该试一试。”
“万一半途停了怎么办？”
一句“半途停了怎么办”堵住了周恩来的再三坚持，索道框子最终空荡荡地晃在江风里。陪同人员长舒一口气，谁都知道，没人敢为总理的安危拍胸脯。
索道风波只是周恩来关心底层生活的一个横截面。此前，他在北京公共汽车上体验下班高峰；此后，他在大桥设计会上拍板采用尚属世界首创的“管柱钻孔法”。苏联专家西林带来的这项技术能把施工重心从水下移至水上，效率大幅提升，但全球无成功先例。茅以升、彭敏顶着压力试验两个月，1955年2月宣布成功。周恩来批示：抓紧推广，立即上马。
1955年9月1日，武汉长江大桥正式动工。工地灯火彻夜，水线上下集聚了来自17个省份的五万余建设者。钢材来自鞍钢、包钢，水泥来自重庆、贵阳，背后是全国范围的物资调度。有人打趣：“半个中国在给这座桥供血。”的确，新中国需要一份能被世界看见的成绩单，而这座桥就是。
1956年夏，桥墩全部出水；1957年6月，钢梁合龙；同年10月15日清晨，第一声汽笛从桥上划破天空。当天，武汉市约有五万人涌上桥头，占全城人口二十分之一。盲人用手触摸钢梁，孩子把耳朵贴在栏杆上听火车轰鸣，年迈的纤夫抬头望着昔日拉纤的江面，沉默良久。九丈八寸的净空高度，让万吨轮船从容驶过；454米的双层钢桁梁，使南北铁路线首度连为一体。长江大桥被誉为“万里长江第一桥”，名副其实。
就在长江大桥通车仪式前几天，周恩来得知桥面西侧临时索道即将拆除，他笑着摇头：“真要拆了？”身边人回答：“框子早朽了，留着也没用。”这句话让他沉默了几秒，随后换成关切口吻：“务必把工人的安全再核查一遍。”别人听来平常，他却在心里叹了口气——那段没有坐成的索道旅程，此生再无机会补。
1976年1月8日凌晨，北京，雪未停，周恩来病危。护士听到他含糊念了两句：“长江……索道……”声音弱到几近气息。旁人不明所以，却知道他又想起了当年那根挂在江雾里的钢缆。许多人说，周恩来的遗憾是没登上那只框子；其实，那只框子承载的是他对普通劳动者的体恤。体验工人艰辛，体察百姓冷暖，他一辈子都在做，只是那一次被迫作罢。遗憾，正因为心系苍生。
历史最终给了答案：大桥建成后，武汉由“渡江城市”变为“通江城市”，南北交通瓶颈被彻底打破，沿江工业带迅速成形。索道早随浪潮消失，长江大桥却成了时代坐标。人们记住的，不只是钢筋水泥，还有那位曾想坐在框子里试风稳不稳的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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