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终结于冰岛|丹麦|冰岛|凯夫拉维克|大海|熔岩|雷克雅未克

本文选自冰岛作家约恩·卡尔曼·斯特凡松的作品《鱼没有脚》，文字间透露出冰岛独有的清冷、深邃与干净。

斯特凡松多次获得与提名布克文学奖、都柏林文学奖、北欧理事会文学奖，被认为是最有可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北欧作家。在国内，他还并不为人所知，或许和冰岛一样遥远而神秘。

“‘踏遍整个冰岛，只有这里的居民最接近死亡。’冷酷的风像是同时从两个方向吹来，狂风裹挟着盐粒和沙子绕着圈抽打我们。天是如此遥远，人们的祷告刚刚升入半空，就像死去的鸟儿一般落下，或是化为冰雹。饮用水咸得像海水。这里不适合居住；一切都在唱反调：常识、风和熔岩。但我们仍然在这里生活了许多年、许多世纪，像熔岩一般固执，就算被载入了史册，也寂静得像青苔一般，它覆盖着岩石，把岩石变成土壤，有人会把我们制成标本，给我们钉上奖章，写一本关于我们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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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国家只有这里的居民最接近死亡。“

我并无不恭之意，但阿里是唯一一个能把我拉回来的人。穿过大片的黑色熔岩，几百年前它们痛苦地停止流动，一些地方寸草不生，另一些地方却很柔和，在蔓生的青苔的包覆下显得寂静与安详。你驱车驶出雷克雅未克，经过长长的炼铝厂，进入熔岩地带，先是一声古老的尖叫，随后便是青苔覆盖下的寂静。

天很阴，黯淡的云扑灭了十二月若有似无的光线，熔岩如同黑夜，降临在雷克雅内斯公路两旁。路边亮起的街灯发出长明的光，监视着你，夺走你的星星和风景，以及挡住你的视线。我开车穿过灰色和记忆，穿过熔岩和无常的情绪，那些离去的不会再回来，可我回来了，毫不犹豫地回来了，以每小时一百一十千米的速度，回到凯夫拉维克。

凯夫拉维克，一个并不存在的地方。

我不知道这是否关于那句无礼的诗，关于它所在的那首诗所讲述的真理，但去往凯夫拉维克的旅途总像要驶离这个世界，前往虚无。从长长的炼铝厂，以及工厂四围快速生长的植被出发，不过二十分钟，就会看见，尼亚兹维克第一批在熔岩中崛起的楼房笼罩在一片潮湿的灰色与荒谬中。这陌生的奇迹，竟有生命存活于此，这一点始终令我和阿里感到困惑。这儿有人居住，还有不少房子——这里总有一些事物对抗着共识，对抗着历史思辨。别会错了我的意思，使我惊讶的并非尼亚兹维克的楼房——对此我早有心理准备。去凯夫拉维克的路程已过半，向右看去，斯塔皮进入视野。这个村庄过去靠军事生存，现在却萎靡不振，一半地方已沉入斯塔皮地下的熔岩。村庄得名于此地高大的悬崖，那堵悬崖像一个巨大的拳头，一声呼啸，伸入汹涌的大海。再向前几千米，是一个大大的路标，上面慢慢闪过的名字仿佛一声沉重的心跳，击打在飞驰而过的汽车上：

雷恰内斯拜尔

像一则警告般对着路人闪烁，昭示着他们最后掉转方向的机会，世界终结于此。

雷恰内斯拜尔是个单调的别名，包括三个村庄，它们过去的名字是尼亚兹维克、凯夫拉维克和哈布尼尔。

人口一万，还有一片缺少限额的海 [1] 。

我没有回头，而是直接驶过路标，驶离这个世界，没多久就碰上了一些难以理解的建筑：先是老基地上庞大的飞机库，它由美军建造，一直是冰岛最大的建筑，其面积肯定了那个国家的军事优势；接着便是尼亚兹维克耸立在熔岩之上的房屋，从那儿走过去就是凯夫拉维克，我和阿里在这个村镇度过了各自生命中最重要的时光，这是一个拥有“三个基本方向”的地方。

冰岛是一片荒芜之地，不知是谁说过，“年景不好的时候，这里几乎无法居住”。这个说法真实得不能再真实：山很暴躁，每一个坡都能致命，凄厉的风带着愤怒把刺骨的寒气一股脑地泼向你。在这片荒凉的土地上，生活的艰辛、疾病与火山爆发几乎两次洗清了冰岛的人口，毫无疑问，凯夫拉维克是整个国家最糟糕的地区。与之相比，比斯克普斯通格和斯卡加峡湾的乡村简直美妙如天堂，颇有南方土地的温柔之感。假如捕不了鱼，就几乎没有什么能救活我们；咸腥的大风呼啸而来，对着人群猛击，用以维持生命的雨水随着希望在熔岩里消失，在这里，天地之间的距离最遥远。“毫无价值”，十八世纪的阿尔尼·马格努松和保德尔·维达林所写的《地籍簿》 [2] 中曾有此记载，这部以科学家极其公正的视角完成的手稿首次对凯夫拉维克做了全面描述。他们没有时间写诗来表达感情或是谴责；取而代之的是洞见与坦率：“这里无船停泊；泊船条件恶劣。没有放牧的草场，外围的牧场较为完整，但水源不够，夏、冬两季都一样。通往教堂的路途很远，且在冬季常常无法通行。整个国家只有这里的居民最接近死亡。”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我和阿里坐上一辆大巴，离开了凯夫拉维克，身上只带了必备的东西——衣物、记忆、书与唱片——头也不回地离开。司机是一位稳重的老人，满头银发，有一种生来安静的好性情。出发前，他把磁带放进录音机，因为耳朵有点聋，所以调高了音量，就这样一路乒乒乓乓地开到了雷克雅未克！音乐轰炸着我们的耳朵，像一种残酷的惩罚。我们的车慢慢驶出凯夫拉维克，经过港口，沿着军事基地行进，那里的战斗机和六万美国人早已人去楼空，他们几年前就离开了，带着枪火和死亡、工作和汉堡、广播台和舞厅离开，除了废弃的楼房和失业的人口，什么也没留下。

大巴经过尼亚兹维克，开上雷克雅内斯公路，那时道路狭窄，车行缓慢，去雷克雅未克至少要一个小时，一路上司机把威猛乐队的《你走之前叫醒我》播放了三次，他安静的好性情顿时化为乌有。

一九四四年九月，冰岛共和国成立三个月后，冰岛总统考察了凯夫拉维克，这是他对此地的唯一一次正式考察，行程之初，他曾这样说过：“我很乐意去本国最黑暗的地方看一看。”最黑暗的地方——在军队和机械化时代到来之前，人们怎么能够在这里生存呢？

答案很简单——本就不可能。

“踏遍整个冰岛，只有这里的居民最接近死亡。”冷酷的风像是同时从两个方向吹来，狂风裹挟着盐粒和沙子绕着圈抽打我们。天是如此遥远，人们的祷告刚刚升入半空，就像死去的鸟儿一般落下，或是化为冰雹。饮用水咸得像海水。这里不适合居住；一切都在唱反调：常识、风和熔岩。但我们仍然在这里生活了许多年、许多世纪，像熔岩一般固执，就算被载入了史册，也寂静得像青苔一般，它覆盖着岩石，把岩石变成土壤，有人会把我们制成标本，给我们钉上奖章，写一本关于我们的书。

当然，我和阿里并不是这里的人——不管我们来自何方——不完全是；十二岁时我们来到这里，十年之后又离开，在这儿我们完成了义务教育，接着去工地上班，在凯夫拉维克和桑德盖尔济生产咸鱼和鳕鱼干，我们干了三年腌制和风干鱼的活儿，再念完高中。我们来的时候还是孩子，离开时已物是人非。这里本不是故乡，可为什么当车渐渐接近尼亚兹维克，我的心就开始狂跳不止？这个村庄看起来总像是进入凯夫拉维克之前的热身项目，像一支无人倾听的乐队，除了斯塔皮的社区中心，还有什么是值得提及的？一片新的住宅区兴建起来，过去，这里曾是一片荒凉的山，顺着基地的方向蔓延。大多数楼房是大户型的家庭住宅，有一些楼房高耸在路边，像那些被人们遗忘的日子。高楼之下是一道道低矮的篱笆和几排纤弱的树木，树桩被牢牢加固过，仿佛是为了防止那些树溜掉。

车沿着尼亚兹维克和凯夫拉维克之间隐形的分隔线向前行驶。我的心怦怦直跳，那是可笑的肌肉、神秘的火箭和永恒童年的居所。接着我到了伦敦圈，镇上的第一个环岛，下一个是纽约圈。凯夫拉维克人想通过这种方式抬高自己，或是有意回避自己的历史，这多少令我感到尴尬，我从第二个环岛开出去，街上有许多快餐车，我在其中一辆旁边停下。从那里俯瞰港口，视野很好，它开阔的空白与绝望，仿佛被神弄丢了，然后遗忘。三个老渔民站在码头边，那里的海景不错，他们的手在身体两边晃悠，手里空空荡荡的，他们注视着今天唯一一艘将要靠岸的渔船。我拿起车上的望远镜看过去，渔民的脸上有一丝悲苦与焦灼——仿佛他们走向码头只是为了确认自己逝去的岁月是否都被困在了渔网中。

”这种哀伤，这颗被碾碎的心，这些海鸥和约恩尼汉堡。”

大约两年前，阿里发来信息，与我和这个国家告别：“生活在小群体中，人会呼吸困难，那种沉闷感十分压抑，在窒息之前，我要离开这里。”一个离开的绝佳理由。想爱上冰岛，有时候你却不得不逃离。小群体的沉闷让人感到压迫，假如供氧不足，那就少思考，或是狭隘一些；你的世界观变得自私自利，因而愈加可耻。阿里是对的，我们的社会为沉闷所害。尽管高山给人以启发，巍然耸立，直入青云，在那里能寻找到氧气与新鲜视角，而我们却只能在草丛里荒废光阴。“别误会——草丛很重要，它们是沉睡的狗，是这个国家的思想，是我们丢失的沉默。草丛是冰岛，阿里常常这样说，他在一周前发来的一封电子邮件中又将此重复了一遍，并在里面加上了一句：“对草丛的怀念让我生不如死。丹麦人没有草丛，也没有高山，这简直不能原谅。”没有辽远的事物；只有约会和时间，或者一个微笑的表情。他的话让我明白他正在归途之中；过去他从未说得这样坦率过。阿里母亲一方的长辈都有些多愁善感，不过，大约从他六岁开始，抚养他的人变成了一个来自斯特兰迪尔的性情冷酷的男人和一个情绪多变的东部人。这种组合显然好不到哪里去；生活注定无法摆脱愁绪、没完没了的困境和烦闷不堪的夜晚。事实的确如此，后来发生的桩桩件件都是印证，尽管方式不同。这无法避免；一旦你提起笔，就不得不把故事讲完——这是首要诫命，也是基石。所以我明白，那个日期和时间说明他正在回家的路上；那天的那个时间他会在米涅斯荒原降落，我立刻回复了他，用我们年轻时用过的表情，尽管世界完全变了模样。接着我们会一起去喝从免税店里买来的酒。你打算住在哪儿？答案出乎意料：凯夫拉维克的飞行酒店。

阿里关于回家的密码显而易见，也许并不需要专家解码，虽然两年前，临别之时，他话中的深意（“生活在小群体，人会呼吸困难”）对外人来说并不像对我一般容易理解，他真正想要表达的不外乎是：“我满怀忧伤，它正在碾碎我的心，摧毁着它。一个心如废墟的人活着有何意义？我要离开这里，拯救自己。”

忧伤。

或者，有什么在他、她，以及他们的三个孩子的生活里如此突然、如此意外、如此可怕地断裂了。或者，仿佛有什么东西如此突然又意外地断裂了。他的手臂像一声尖叫扫过餐桌，没有什么再和往常一样。“没有什么”，这是个麻烦的词组。

阿里驱赶了自己。或者说，生活驱赶了他，日常生活中那些悬而未决的事，他不愿面对的事，还有在不知不觉中悄然累积的微小细节，那样入神，我想，那样淡漠、那样懦弱，或许多少都有一些。先是他的手臂像一声尖叫扫过餐桌，不久之后，空虚随之而来，悔恨——一个包含了“花”和“匕首”两层意思的词——缓慢而笃定地填满一切。

如今他回来了，在去往丹麦的两年后心碎地回来，严格地说，丹麦算不上是异国。

我依然站在凯夫拉维克的港口边，注视着今天唯一一艘载着货的船入港。几个老渔民将手插进衣兜，开始闲聊，我曾在他们脸上见过的神情已消失不见，仿佛一个误会；他们笑起来，几只海鸥随着船飞翔，却有些漫不经心，似乎对船艺和凯夫拉维克的渔业失去了信心，它们盘旋在渔船上空，像是在作秀。我举起望远镜看海鸥，它们的表情几乎是胆怯的，这想法有些荒谬，海鸥哪有表情，除非事关贪婪和对死亡的“畏惧——也许它们都是自由主义者吧，阿里也许会这样加上一句。

这时，突然响起的汽车喇叭音吓了我一跳；五辆车——两辆SUV、一辆小卡车和两辆家用轿车——正在快餐车边排队订餐，餐车车顶上宽大闪亮的铝制标牌上以冰岛语写着：“约恩尼汉堡！”除此之外，还写有字母大小一样的英语，也许是美式英语。习惯所致，我猜，源于大约半个世纪以来美国军事的影响。我看着那几辆车，发现自己拿起了望远镜。其中一个司机又按响了喇叭，也许是出于无聊，也许是出于对生活的抗议，抗议西南区[3]的现状，失业、绝望、被收回的捕鱼限额和一去不复返的军队；也许是对赫尔古维克的铝厂，对市长西于尔永正努力搭建的美式废物处理设施感到烦躁，对安全和幸福感到烦躁，对性能力的衰退感到烦躁，换言之，因为抗拒衰退而烦躁；也许仅仅是为自己的订单而烦躁，饿着肚子等一个约恩尼汉堡的滋味显然并不好受。除非他是有意对我按喇叭，因为我正站在这里看着港口，看着纪念碑，在昔日的好年景，这座纪念碑有着不可小觑的地位，是小镇的心脏与目的，证实了小镇的重要性，证实了它与国家的历史和精髓之间牢不可破的联系，证实了它对于军队颇有价值的平衡力，以及它对凯夫拉维克居民生活与言行的影响力。我回到车里，心知居民们对无车的人心怀戒备，此类人群常常是潦倒的酒鬼。我回头看，海鸥飞走了，那里天色渐暗，白日沉入大海，一片使凯夫拉维克和周边地带得以生存的海，生命之前提与守护的海，与冬天疲惫的红色夕阳，与海鸥，与汽车喇叭，与约恩尼汉堡一起沉入一片慷慨的海，沉入从凯夫拉维克安然游回大海的鱼群中。

捕鱼限额的收回，导致大多数渔船被变卖，一个缺少限额的城镇，本国最黑暗的地方，早就被正义和平等所抛弃。我们从厨房或客厅的窗户向外看去，自言自语，这就是大海，真有那么大，然后就继续前进，因为没人想要那样庞大的事物去提醒他们昔日的好光景，繁荣的市场，一个人们轻易就能过得神采飞扬的年代；提醒他们默认海洋鱼类已化为渔业大亨和他们后代的银行存款，默认那些濒临灭绝的鳕鱼、闪闪发光的鲱鱼已成为他们的血液，默认海洋私有化——为了他们，我们得迅速拉上窗帘，因为这很严酷，大家不得不眼睁睁地看着成群结队的鱼游在海里却无法捕捞，拥有鱼类加工厂却无鱼可以加工。

我看不见海鸥或者老渔民；他们随着白日消失，也许随着夕阳、海鸥和汽车喇叭声一起沉入大海。我把望远镜对准天空——但愿那里没有限额制，穿过黑暗的空气，向着东方，那是阿里的飞机飞来的方向。飞行员正在小心驾驶，将这样一个货物送达——一个满怀忧伤与心碎的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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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丨[1]1984年，冰岛采用了个人可转让捕鱼限额制。捕鱼限额可被分配给集体或者渔船（渔业公司）。由于凯夫拉维克是美国的军事基地，所以这座村镇分得的限额比其他村镇少得多（渔业对于凯夫拉维克的经济不那么重要）。渔业公司的老板偶尔会因为更大的利益出售自己的限额，有时卖给本国其他地域的公司，这会导致一个村镇失去限额（其工业发展是基于渔业公司在那里设立了总部），而鱼却能在大海里逍遥。小说中“缺少限额的海”这一说法由此而来。凯夫拉维克的居民失去了捕鱼限额，就算有，也很难以此维生，因此他们无法充分利用海洋资源——村镇外的海并不是“缺少鱼”，而是“缺少限额”。

[2]著名的手稿收藏家阿尔尼·马格努松（1663—1730）和执法官保德尔·维达林（1667—1727）应丹麦国王的要求于1703—1712年对冰岛做了土地调查，并写下《地籍簿》（冰岛语：Jareabók，1714）一书。

[3]西南区，冰岛最大的八个行政区划之一，首府为凯夫拉维克。

文字丨选自《鱼没有脚》[冰岛]约恩·卡尔曼·斯特凡松著；苇欢译．四川文艺出版社，2021.12。

来源公众号丨楚尘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