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冬天，东京城里天特别冷。
街边的柳树枝干冻得笔直，冷风一吹，纸糊的窗户噼啪响。
一个中年人披着旧狐裘，站在贡院门口，手里攥着一份残破的榜单。
他盯着那张纸看了很久，嘴角动了动，什么也没说。
转身走了。
那人叫柳永。
可在这之前，没人叫他柳永。
他原来叫柳三变。
改名字这事儿，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
可对一个读了一辈子圣贤书、靠科举吃饭的人来说，改名改得不是字，是志气。
那会儿是北宋大中祥符二年，公元1009年。
宋真宗在位，东京汴梁城繁华归繁华，规矩也多得很。
文人要走仕途，必须按部就班：童试、乡试、会试、殿试，一关一关过。
柳三变出身不错，祖上有人做过官，从小也聪明，文章写得快，词句漂亮，师友都说他有希望。
可那年他二十五岁，头一回参加会试，结果连名字都没进复试。
榜单一出来，他站在贡院门口一晚上，鞋底冻得硬邦邦，身边有人低声议论：“柳三变写东西太滑了，不稳重。”也有人摇头：“皇上说他‘属辞浮靡’，不中用。”
这话一传开，就像在文士圈子里丢了块石头。
起初没人信，一个正儿八经的读书人，怎么会因为写词写得太漂亮反而被扣分？可仔细一想，朝廷那几年风气正紧，文风讲究“典雅、质朴”，不许浮夸。
柳三变写的那些词，宫商角徵，轻灵跳脱，听起来更像是坊间调子，而不是殿堂文章。
他自己也清楚。
回到住处那晚，他没点灯。
桌上那张纸摊着，月光照进来，斜斜的。
他提笔就写，一气呵成，写下了《鹤冲天》。
“黄金榜上，偶失龙头望。”他这句写得不轻不重，像在自我安慰，也像是嘲讽。“明代暂遗贤，如何向？”——这就重了。
所谓“遗贤”，是说朝廷看走了眼。
可这“如何向”，就是在问：那我该怎么办？那时没人知道，他这是一封写给自己未来的信。
词里写了烟花巷陌、丹青屏障，还说“幸有意中人，堪寻访”。
一看就不是正经科举文章该有的内容。
可那首词出来没多久，就被曲坊里的歌女们唱遍了汴梁。
青楼里的小曲换了新词，客人们听得入迷。
有人说：“这词新鲜。”也有老先生摇头：“太放肆。”
再后来，他干脆改了名字，叫“柳永”。“永”字是他自己起的，大约是想把这份心气拉长一点。
既然进不了庙堂，那就在江湖里活得久一点。
可这事儿远没这么简单。
宋朝不是不讲才华的朝代。
像范仲淹、欧阳修，都是靠文章出名的。
可是他们的文章写的是家国天下，写的是风骨忠义。
柳永写的是市井情趣、男女情爱。
不是他水平差，而是他写得太真了，真到让人不舒服。
他曾去参加第二次会试。
有传言说，他这回文章写得极好，榜上有名。
可到了最后一关，宋真宗看了名单，眉头一皱，说：“柳永，那个写词的？划掉。”于是，他又落榜了。
这种事情，换个人早就放弃了。
可他没有，一直到二十多年后，宋仁宗登基，他才终于考中进士。
这时他已四十多岁。
可说实话，到那时候，他已经不太在乎了。
这二十年，他没闲着。
他写词，写得比谁都多。
最多的时候，一年十几首，一首接着一首。
他常常出入教坊司，和歌女们对词唱曲。
有时夜里喝醉了，靠在画舫的栏杆上，眼神飘得远远的。
有次在汴河边，朋友劝他别再写那些词了：“你再写，皇上更不会录用你。”
他笑了一下，说：“我写这些，是给会唱的人听的，不是给会考的人看的。”
谁知道呢，他写的词，后来成了士子落第时最爱唱的调子。
他不是没有想过仕途。
可那条路对他来说，太窄，太直，也太冷。
他转身去了另一边，一条扎进人情味里的路。
他的词不只是写风月，也写寂寞、写困顿、写人活着的辛苦和妥协。
《鹤冲天》之后，他又写了《雨霖铃》《八声甘州》这些，词调更深了，情绪更沉了。
早期的轻盈慢慢变成了厚重。
他不再写“偎红倚翠”，而是写“多情自古伤离别”，写“渐行渐远渐无书”。
那时候的人说：“凡有井水处，皆能歌柳词。”意思是，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人唱他的词。
他没当成高官，可他的名字，却印在无数人的记忆里。
街头的酒肆、巷口的曲棚、青楼的帷帐，甚至书房里的案头，都能找到他的影子。
宋仁宗年间，他终于中第。
可那年榜单出来时，人们看见“柳永”两个字，反而有点愣：“原来他还在考啊？”
考是考上了，可他已经不在了。
几个月后，他病逝在汴梁，五十一岁。
他最后没有官职，没有封号。
只是留下了一堆词稿，和一个让人说不清的名字。
不再叫柳三变，也没人再叫他“柳进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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