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金封侯对决三钱银子，这大概是崇祯年间最讽刺的画面了。
很多人看这段历史，总觉得李自成、张献忠这帮人是“流寇”，打了十几年仗连个根据地都没有，纯属瞎跑。
但要是把镜头拉回那个饿殍遍野的年代，你会发现一个特别扎心的真相：不是他们不想有个家，而是大明朝这台烂得掉渣的战争机器，逼着他们只能在“跑路”中求生。
更绝的是，崇祯皇帝为了剿灭他们打出的每一张王牌，最后全变成了替义军扩充兵源的“募兵令”。
这笔烂账，得从崇祯二年的那个冬天算起。
那一年，崇祯皇帝为了给国库省点银子，大笔一挥，把全国的驿站都给撤了。
这招在当时看来那是相当的高明，毕竟能省下几十万两白银呢。
可谁能想到，这就跟现在的公司为了省电费把服务器关了一样，直接导致系统崩溃。
在一个叫银川驿的破地方，有个叫李自成的公务员——其实就是个马夫，拿着国家给的“N+0”赔偿方案失业了。
那时候陕西正赶上大旱，米价飙升到六钱银子一斗。
啥概念？
就是老百姓把儿女卖了，换回来的钱都不够吃顿饱饭。
这时候摆在李自成面前的就两条路：要么饿死，要么造反。
这哪是什么选择题，这就是一道这就只能选C的送命题。
但你别以为造反容易。
在起义的前十年，不论是李自成还是张献忠，真的就被明军撵得跟兔子一样满山乱窜。
为啥？
因为那时候的大明朝虽然病得不轻，但骨架子还没散。
朝廷派出来的陈奇瑜、洪承畴、卢象升，那都是当时的顶级狠人。
特别是洪承畴，搞了个“四正六隅，十面张网”的铁桶战术，简直就是降维打击。
在那种绝对的装备和兵力优势面前，义军要是敢在某个地方死磕建根据地，下场只有一个，就是被包饺子。
所以说，不是李自成不懂战略，而是那时候的“流动作战”，是弱者唯一的生存法则。
那时候的流寇不是不想有个家，是他在同一个地方待够三天，脑袋就得搬家。
最惊险的一幕发生在崇祯十一年。
这绝对是李自成的人生至暗时刻。
他在潼关南原中了洪承畴的埋伏，几万大军被打得灰飞烟灭，最后只带着十八个骑兵，灰头土脸地钻进了商洛山的深山老林。
那时候全世界都以为“闯将”已经死透了，连史书在这一块儿对他都没啥记载，估计史官都觉得这人凉了。
按理说，大明朝翻盘的机会来了吧？
只要再补一刀，这事儿就结了。
可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崇祯皇帝和他的大臣们，十分默契地玩了一把骚操作——“剿饷死结”。
为了彻底搞定这帮义军，崇祯启用了“救火队长”杨嗣昌。
杨嗣昌也是个狠人，张口就要几百万两军费搞增兵计划。
钱从哪来？
崇祯的办法简单粗暴：加税。
于是，“剿饷”、“练饷”层层加码，朝廷的手甚至伸到了京城摆地摊的小商贩兜里。
这逻辑简直荒谬到极点：老百姓因为活不下去才造反，朝廷为了镇压造反去搜刮老百姓，结果导致更多人活不下去，只能加入造反队伍。
这哪是剿匪？
朝廷这哪是去剿匪，分明是给李自成搞“天使轮融资”加“连琐招聘”。
就在李自成躲在山沟沟里种地的那两年，外面的火力全被张献忠一个人扛下来了。
这会儿的张献忠，那是真的秀。
他虽然接受了朝廷招安，但那是“假投降、真休整”，拿着朝廷发的工资在谷城练自己的兵，把明朝官员耍得团团转。
等到崇祯十二年，张献忠觉得时机成熟了，再次举起反旗。
这一次，他带着几十万明军在四川搞了一场武装“越野赛”。
他在前面跑，明军在后面追，这一跑不仅把明军的后勤拖垮了，更重要的是，把洪承畴、左良玉这些精锐全死死拖在了西边。
正是因为张献忠这种近乎疯狂的牵制，躲在商洛山的李自成才缓过气来。
趁着中原兵力空虚，猛虎下山。
这一出来，那就挡不住了。
到了崇祯十四年，局势彻底反转。
正月，李自成攻破洛阳，把三百多斤重的福王朱常旬扔进锅里，和鹿肉一起煮了，起了个名子叫“福禄宴”。
二月，张献忠攻克襄阳，把襄王朱翊铭也送去见了阎王。
这两座重镇一丢，大明朝的遮羞布算是彻底被扯下来了。
那个发誓“三个月平定流寇”的杨嗣昌，听到襄阳失守的消息后，又惊又惧，直接把自己吓得吐血。
而这时候的崇祯皇帝，除了在深宫里对着大臣发脾气，摔摔杯子，已经拿不出任何有用的招了。
现在回头看，李自成前期不建根据地，确实是被逼无奈。
但更深层的原因是，那个时代就是在“比烂”。
大明朝廷就像个输红了眼的赌徒，每一把加注都在加速自己的灭亡。
当李自成拆毁洛阳城墙，宣布不再据守一城一池的时候，他其实已经看透了这个王朝的死穴：只要大明朝还在不断地制造饥民，他就永远不缺兵源，也永远不需要那个所谓的“根据地”来提供粮草。
当崇祯把全天下逼成了干柴，李自成只要手里哪怕剩一根火柴，这江山也就烧没了。
1641年三月，杨嗣昌听完战败的消息，把自己活活吓死了，终年五十四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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