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战的全球战略博弈版图中，日本帝国主义在占领区扶植傀儡政权、组建伪军的操作，向来是其“以殖制殖”的常规地缘手段。
华北临时政府与皇协军、汪伪政权与和平建国军、东南亚菲缅傀儡武装，皆依附于日军直接占领的统治根基，是典型的“占领-傀儡”战略闭环。
但远在南亚的印度，却在仅边境小范围遭短暂侵袭的前提下，诞生了唯日本马首是瞻的“自由印度临时政府”与数万人规模的印度国民军。
这绝非孤立的傀儡闹剧，而是殖民体系崩塌前夜，英国、日本、印度独立势力三方战略角力催生的畸形标本，其本质是轴心国地缘诱饵与殖民地独立诉求异化的战略合谋，可视为二战东方战场一场“无占领区的傀儡博弈”。
这场博弈可清晰划分为上下两个半场，上半场是日军针对英国殖民软肋的傀儡扶植战略，下半场则是印度独立势力的战略投机，以及战后印度在历史认知上的错位，最终形成跨越世纪的战略后遗症。
要拆解这一战略迷局，需立足“殖民枷锁下的战略投机”核心框架，从三重博弈逻辑中理清印日合作的内在关联。
其一，是印度独立势力的“战略破局”困局，催生了对外部力量的路径依赖。
自1849年印度全境沦为英国殖民地，1857年反英大起义的惨败，已暴露印度民族成分复杂、缺乏向心力的致命短板，更证明单靠本土力量难以撼动英国的殖民统治。
二战时期，英国为填补兵力缺口，从印度强征超200万兵员投入欧、非、亚战场，这一殖民掠夺式的兵源调用，既加剧了印度民众的反英情绪，也暴露了英国殖民统治的兵力软肋。
当1942年新加坡战役中4.5万名印籍官兵沦为日军战俘，印度独立势力中的激进派便将战俘群体视为“破局筹码”。
钱德拉・鲍斯作为这一派的核心人物，先赴德国寻求战略支持，在获得2000余名北非印军战俘组建“印度军团”后，又因德国的战略重心不在亚洲而转投日本，其本质是殖民枷锁下，独立诉求对外部地缘力量的无奈投机。
其二，是日本的“地缘诱饵”战略，将侵略野心包装为“解放叙事”。
二战初期，日军在东南亚战场多次击溃英军的暂时性胜利，为其打造“反殖民解放者”人设提供了舆论支撑而“大东亚共荣圈”“将亚洲从白人殖民者手中解放”的欺骗性宣传，更是精准击中了印度的反英痛点。
彼时日军已陷入战线过长、后劲不足的战略颓势，对印度广袤土地与海量人口的觊觎，使其将鲍斯势力视为“无兵占领”的最佳抓手。
通过扶植傀儡政府、组建伪军，既可煽动印度内部反英情绪，又能以“独立”为诱饵裹挟印度民众，实现对英属印度的间接地缘控制，这是典型的战略资源置换。
其三，是英国殖民统治的战略软肋，为这场合谋提供了生存土壤。
英国对印度的殖民统治，始终依赖“以印制印”的间接管控模式，其兵力匮乏的短板在二战中被无限放大。
当日军启动傀儡扶植战略，英国既无足够兵力清剿边境的零星侵略，也无力阻止战俘群体被策反，这一战略被动，直接给了印日战略合谋的窗口期。
1943年11月，鲍斯与汪伪政权、伪满洲国等傀儡头目齐聚东京参加“大东亚会议”，标志着这场战略合谋达到顶峰但1944年3月的英帕尔会战，却成了其战略溃败的转折点。
日军与印度国民军的联合入侵，因印度民众的普遍抵制与日军后勤崩溃而惨败，超7万日军伤亡、印军大半溃散的结局，印证了这场“无民心支撑的战略合谋”的必然覆灭。
1945年日本投降后，鲍斯逃亡途中空难身亡，其“复国大业”彻底破产，但这场博弈的战略后遗症，却延续至今。
印度将鲍斯奉为与甘地、尼赫鲁并列的“独立三元勋”，其画像高悬于国会。
1946年东京审判中印度法官巴尔公然主张释放所有日本战犯，后被供奉于靖国神社2022年莫迪为安倍晋三举行全国哀悼，这些举动本质是战后印度对殖民历史的认知错位，将战略投机者塑为民族英雄，将侵略策源地视为“盟友”，形成了跨越世纪的历史认知陷阱。
从战略格局看，印度二战时期的傀儡闹剧，是殖民体系崩塌前夜的特殊产物，它警示着民族独立的诉求。
若脱离正义轨道、依附侵略势力，终将沦为地缘博弈的牺牲品而战后的历史认知错位，更会成为地区战略互信的潜在障碍。
这一标本，至今仍有深刻的战略镜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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