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P对话｜徐伟钧：作为中国学者，我有责任纠正西方对中国外交的误读|中国外交|国际关系|国际秩序|外交政策|徐伟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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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在当今全球舆论场，部分西方媒体与学界往往以自身的意识形态框架来审视和叙述中国外交。一个真实、鲜活、具有独特发展模式并致力于和平发展的中国，常常在这些叙述中被简化成与现实脱节的扁平形象。

IPP助理研究员徐伟钧博士的英文独著《Nationalism or Cost-Benefit Analysis in Perception》（中译名《民族主义抑或是认知中的成本收益分析：后冷战时代中国在双边争端中的外交政策选择逻辑》）近日在帕尔格雷夫·麦克米伦（Palgrave Macmillan）出版社出版。徐伟钧博士希望，在国际舆论常伴噪音与偏见的当下，以一套贴近中国外交实践的分析框架，向世界呈现一幅更加准确、立体的中国外交图景。

在徐伟钧看来，要理解这些关于中国外交的误解，首先必须回到信息结构与认知差异本身。在剑桥求学期间，他长期参与围绕中国外交的讨论，也在不断的交流中逐渐意识到：许多学界人士对中国的误读往往源于信息获取与理解路径的不同——有人受限于对中文材料的有限接触，有人缺乏对中国文化与政治运作方式的基本认识，还有人习惯沿用由西方经验塑造的线性分析路径，来解释中国外交背后的复杂考量。随着跨文化对话的深入，他愈发清楚地看到一个现实：如果中国学者不主动把自身的制度背景与历史脉络讲清楚，外界便难以突破既有的信息局限，也就难以真正理解中国。

本期“IPP对话”，徐伟钧博士将分享他的学术经历、研究框架与思考，并探讨如何在国际舆论场中讲述一个真实而全面的中国外交故事。

对话人

徐伟钧博士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IPP）助理研究员

郭海博士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IPP）执行院长、副研究员

郭海：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海，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院长、副研究员。

今天坐在我身边的这位是徐伟钧博士。徐博士于2024年从剑桥大学东亚研究系毕业，后来加入了公共政策研究院（IPP）。之后，他在研究院的推动下出版了一本英文独著，书名为《Nationalism or Cost-Benefit Analysis in Perception》。今天我们就有请徐博士为我们介绍一下这本书的研究问题和核心观点，以供大家参考。首先，请徐博士介绍一下您自己的学术经历，以及您写作这本书的缘起。

徐伟钧博士最新专著

徐伟钧：大家好，我是徐伟钧，现在在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任助理研究员。

我的主要研究兴趣是民族主义、中国外交以及东亚的国际关系。我的学术经历是从2013年开始在复旦大学就读国际政治专业学士；2017年在复旦大学就读国际关系专业硕士；2020年在剑桥大学就读东亚研究专业博士。然后，2024年加入了IPP，现在从事外交政策相关的研究工作。

我这本书主要的研究问题是：在后冷战时代，中国在双边外交争端中的政策选择究竟是由什么逻辑所驱动的？

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我发现西方学界存在一个非常流行的观点，即认为近年来中国的外交政策越来越受到非理性的民族主义情绪驱动，并且变得越来越咄咄逼人。从我个人的体验和观察来看，西方学界的这一观点其实是对中国外交的误解。在这个基础之上，我就开始好奇：为什么西方学界会产生这种误解？于是便有了这本书最初的一个想法。

在我于复旦大学读硕士期间，我上了一门叫“中国外交研究”的课程，在那门课上我选择了中日关系从“政冷经热”到“政冷经凉”的变化作为研究对象。在研究过程中，我阅读了许多西方学者的相关研究，然后就发现了刚才提到的这个问题——也就是他们产生的误解。我就在想，为什么他们会产生这样的误解？是他们研究的基础出了问题，还是说他们所使用的某些材料本身存在偏差？

2020年，我去剑桥攻读博士学位之后，开始与西方学者有了一些更加直接的接触。再结合我个人的研究经验，我就觉得，作为一个中国人，我有义务，或者说有责任，向西方学者讲述中国故事，向他们展示中国外交真实的一面，去打破他们关于中国外交变得越来越非理性的这种误解。

徐伟钧博士在剑桥大学学院大厅内留影，背景为伊丽莎白一世肖像。图源：作者提供

于是，我便以这个选题为基础，开始探讨当代中国的民族主义到底是怎么回事，然后用事实和数据去反驳西方学界关于中国外交政策受到非理性民族主义影响或驱动的这种错误观点。

然后在反驳的基础之上，我又进一步产生了一个想法：我不能只去反驳别人的观点，然后不提出一种替代性的解释。我就想，既然他们之前的这种流行观点有问题，那么我们中国外交的实际上的逻辑到底是怎么样运作的呢？我就开始去进一步研究这个问题。

在这个基础之上，我就开始探讨，到底是什么因素影响了中国的外交决策。我采用了比较案例分析的方法，从具体案例当中逐一进行分析。我选取了 1992年到2022年期间中国与美国、日本和韩国之间的28个双边外交争端作为案例，逐一探讨中国在这些外交争端中的外交政策选择，以及影响当时这些外交政策选择的因素。

在这些比较案例分析的基础上，我提取出了一个综合性的解释框架，用以解读和解释中国的外交政策——也就是中国在双边外交争端中的政策选择究竟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这就是我这本书的核心研究问题以及大致的研究脉络。

郭海：那我想就这本书的一些问题向徐博士提问。

首先，可能跟这本书的核心观点不一定是相关的，但是跟你的研究经历可能有相关。我看到您的书里致谢了您的导师John Nilsson Wright博士，你说他让你意识到了很多，你本来“习以为常的观点”，他并不一定认为是“习以为常”的。

我相信你作为一名中国的研究者，在海外进行中国外交方面的研究，肯定跟西方学者在很多观点上有所碰撞。所以能不能具体讲一讲，比如说当时你在剑桥攻读博士的时候，哪一些发生的观点上的碰撞，是让你印象比较深刻，有必要跟大家说一说的？

John Nilsson Wright，剑桥大学东亚研究系现代日本政治与东亚国际关系教授。

徐伟钧：其实这种观点上的碰撞还挺多的。这也正是我刚才提到的一个问题，就是西方学者或者西方公众对中国的误解。

在与他们打交道的过程中，我发现他们缺乏对中国实际情况的真实了解。对于中国外交感兴趣的这群人，例如一些学者，他们更多出身于国际关系、政治学、经济学这些社会科学的学科背景；或者是单纯对国际关系感兴趣的普通民众。这群人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就是他们对中国的了解并没有那么深入。

另外一派的学者——也就是出身于区域研究、区域国别学，或者中国研究、汉学的这一批人——情况就不一样了。他们基本上都懂中文，甚至对中华文化有比较深入的了解。

当然，我在剑桥东亚系时，系里确实有一批学者是出身于汉学背景的，他们对中国文化的了解确实非常深入。但另外一批真正对中国外交感兴趣的人，可能更多是来自政治系、国际关系系等学科背景，他们当中甚至很多人并不懂中文。

这样的文化背景差异会导致他们对一些我们在中国习以为常的常识并不了解。比如在中国外交方面，他们连最基本的外交决策机制、外交思想等都没有明确的认识。大部分人对中国外交的了解完全来自媒体报道或网络新闻。这样一来，他们的认知就很容易与实际情况产生偏差。大家也知道，西方社会当中确实还是存在很强的反华声音，而且他们在西方舆论界具有很强的影响力。在这群人的影响之下，许多对中国外交感兴趣的西方学者确实或多或少地产生了一定的误解。

举一个具体的例子：比如在南海地区举行军事演习时，西方学者或公众对于美国主导的军事演习，可能会认为这是在维护区域的和平稳定；但面对中国主导的军事演习时，他们往往会认为中国在试图以武力改变现状、威胁地区秩序。虽然从行为上看，中国和美国进行的举动是相似的，但由于观念上的差异，他们就会对中国的行为产生一定的误解。

在现代社会，还存在一个叫“信息茧房”的问题。刚刚提到民族主义。我们并不是说中国不存在民族主义——中国社会中确实会出现一些民族主义的声音，乃至是极端民族主义的声音，甚至是发生一些极端民族主义事件。但是在14亿中国人当中，这种极端声音归根结底是少数或者极少数。然而，只要出现一起这样的事件，它就会受到西方媒体、西方智库的广泛关注，甚至被上升为整个中国社会存在的问题，把个案当成普遍现象，从而营造出一种信息茧房。

至于中国社会中绝大部分人的理性声音，可能因为意识形态偏见，或者因为缺乏新闻和传播价值等原因，他们就不会进行广泛报道。于是，那些仅通过这种“二手材料”来了解中国的西方学者和公众，就会因此对中国产生一些偏见和误解，这也是客观存在的现象。

郭海：我觉得徐博士这本书有一个亮点，就是他对中国外交形成的一些原因和机制提出了自己的一个理论框架。这个框架非常有意思。我的问题是，这样一个框架是否也适用于别的国家？它有没有超越中国、放到其他国家情境中也具有的普遍性？

徐伟钧：这个框架有一定的普遍性，但也没有那么的普遍，因为这个框架不是从理论层面推导出来的。

徐伟钧博士在书中构建了一个关于中国在双边争端中外交政策选择的分析框架。该分析框架包括三个自变量和一个因变量。因变量是中国政府在双边国际争端中所采取外交政策的强硬程度。自变量则包括：中国政府对该特定双边关系重要性的认知、对争端所涉各项利益优先级的认知，以及对争端严重程度的认知。

像我刚刚提到的，我这个框架其实是在案例分析的基础之上总结出来的。这个框架暂时只适用于1992–2022年这个时间范围，也就是以后冷战时代作为上限。因为在冷战时期，中国甚至包括其他国家的外交决策逻辑其实都不太一样。

尤其对中国而言，在冷战时期甚至更早的时期，外交决策机制也有很大不同。这个框架如果从时间上来说，暂时还是能够用于解释当代中国外交的情况，但对于其他国家来说，由于中国和其他国家之间毕竟存在一些根本性的差异，包括外交思想的不同，中国外交的核心思想还是要回到三大来源——马克思主义、中国的传统文化、西方的国际关系思想。在这三大来源的综合影响之下，才形成了当代中国外交的基本思想。

另外，中国外交的基本决策机制与西方国家以及许多第三世界国家也存在一些差异。因此，如果要将我的这个框架应用到其他国家，就需要根据具体国家的外交决策机制和外交核心思想进行相应调整。

郭海：我想接着和刚才徐博士提到他的分析框架的这一点接下来问一下，就是说您的这个分析框架，主要是2022年之前的事件进行分析。那2022年之后，中国外交事务上的一些行为，您这个分析框架是否也可以得到应用呢？

徐伟钧：暂时来说，这个分析框架还是能够适用的。但是，中国外交的基本思路、模式也在不断变化的过程中。所以，随着实际情况的变化，这个分析框架也可能需要做出一定的调整。

因为我们现在处在一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之下。在这个时代，中国外交也面临着一些“变”与“不变”。不变的，是中国外交仍然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引，外交仍然以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为核心目标。那“变”的呢，包括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的实力对比发生了一定变化，中国在海外的利益诉求也发生变化，国际形势——尤其是随着特朗普再次就任美国总统之后的一些政策调整——也出现了许多重大变化。

随着这一系列变化的发生，中国外交所面临的形势也会发生一定变化，那么我们的外交考量也会随之做出调整。至于现在甚至未来应该用什么样的理论框架去解读中国外交，这也是我目前正在推进的一个重要课题，这里就先按下不表。

郭海：那么，在国际关系学领域，您觉得为了消除外界对中国外交的一些误解，有哪些重点工作是我们作为研究者应该推进的呢？

徐伟钧：我个人觉得，我们要消除外界对中国的误解，最主要的还是需要去讲述中国故事。

西方学界和西方公众对中国的很多误解，其实是源于他们对中国真实情况的不了解。那么只要让他们了解中国的真实情况，还是有一定希望能够消除他们的误解的。当然，西方社会当中确实存在一些坚定的反华分子，他们的观念我们是很难改变的。但是从我与西方学者和一些西方公众打交道的经历来看，他们当中也有一部分人，甚至可以说大部分人，他们的观念是可以被改变的。

就像我在剑桥接触到的很多学者，他们可能一开始对中国存在一些误解，但是随着我向他们提供一些客观的数据、客观的事实，告诉他们中国外交的真实情况，通过学术的逻辑讲述真实的中国外交故事，他们还是能够理解我究竟在讲些什么。

在这个基础之上，他们对中国外交政策的理解其实也会有明显提升。从这个角度出发，我觉得我们要消除西方的一些误解，讲述中国故事更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得真正走出去讲述中国故事。

至少我在剑桥的四年当中，发现了一个现象，就是在很多讨论中国外交的场合，包括学术研讨会、智库研讨会之类的场合，大部分是没有真正的中国学者出席的。我参加的这些学术活动中，经常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基本上是西方学者在“自娱自乐”——他们自己在陈述着自己原本就存在的偏见，而没有中国学者来发出中国的声音。

剑桥大学皇后学院Queens’ College院内的景观。图源：作者提供

另外，我们在出去讲述中国故事的过程中，作为研究者、学者，在讲述故事的过程中，需要讲述一个真实客观的中国故事。只要我们讲出真实客观的情况，大部分理性的西方学者和西方公众还是能够理解我们在说什么的。

但如果我们单纯复述中国官方的观点，而不进行深入的讨论和解释的话，那西方学者也会对我们的发言感到“没有价值”。其实，我们只要真正讲述中国故事、中国外交故事，把客观的事实讲出来，比如为什么中国会采取某种外交政策，这背后的原理是什么，只要把这些客观事实讲清楚，我觉得对于西方学界真正了解中国的外交意图，甚至减少误判、促进中国外交的推进，其实都有非常大的帮助。

例如，俄乌冲突开始之后，有一位中国学者曾受邀到剑桥做讲座，讲述中国在俄乌冲突中的态度。到场的其他学者和学生，其实对中国为什么会采取某种立场，以及中国对某些特定事情的立场非常感兴趣，他们提出了很多问题。但这位受邀的中国学者，讲座内容基本上就是重复中国外交部官方发布的信息：如果遇到的问题是外交部已经公开发布过态度的，他就照搬官方回复；如果是中国官方没有公开回应的问题，他就直接顾左右而言他。讲座结束后，从我和那些西方学者的交流来看，他们觉得非常不满意，认为听这次讲座没有任何收获。所以，我觉得这种纯粹复述官方立场的方式，对于研究者来说还是不太合适的。

徐伟钧&郭海对谈完整视频

郭海：今天徐博士给我们讲述了他这本新书——《Nationalism or Cost-Benefit Analysis in Perception》——的核心观点，以及他的一些求学经历，还有他个人对中国外交事务的观点，以及如何讲好中国故事。我相信大家也会对他的这本新书感兴趣的。非常感谢徐博士。

徐伟钧：感谢郭老师，谢谢大家。

IPP最新力作

Nationalism or Cost-Benefit Analysis in Perception

CGTN（中国环球电视网）官网近日刊登了由徐伟钧博士撰写的评论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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