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互联网历史写作第一人”，这是作家梅毅最重要的身份之一。
如何理解历史，谁来讲述历史，于中国人而言始终是一个大话题。千禧年以来，从线上讨论到实体出版，从网络论坛到电视节目，关于历史话题的讨论逐渐热闹。在民间演义和官修史书的传统之间，大历史写作蓬勃生长，更多中国人找到了一种严谨而兼具写意、宏观而不失幽微的书写方式，去贴近历史的细节。
梅毅“第一人”的身份，既体现了他下笔之早，也体现了其钻研之深，以至于他20多年来对历史的审视和书写本身，也成为历史的一部分。
不同的读者往往是在不同阶段，以不同的方式记住梅毅的名字。年轻一代通过新书、网络综艺节目、短视频认识梅毅；许多90后第一次结识这位语调铿锵的讲述者，是在2010年的《百家讲坛》；而更早的一批网民，都知道天涯社区历史版块有一位笔力雄健的“赫连勃勃大王”，那是梅毅最早的网名，也是他撰写“中国历史大散文”的起点。
21世纪初，上网还需要一定门槛。聚集在天涯论坛的人，以有点腔调、有点技术、有点时间的“严肃网民”为主。梅毅作为一名爱好文学的金融从业者，也是在那时决心将笔触转向浩瀚的历史长河。如此一写，就是20多年，他的文字影响了一批又一批读者。
“梅毅说中国史”系列新书两种 ：《永夜与曙光 ：两晋南北朝》和《天命无常 ：五代十国》。
近期，“梅毅说中国史”系列的两部新书《永夜与曙光：两晋南北朝》和《天命无常：五代十国》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这位互联网历史写作的先驱，此次将笔触对准了中国历史上的两大乱世。“看到政权更迭之频繁、权位斗争之残酷、人性道义之沦丧，更看到乱世对后世中国的影响也超乎想象。”梅毅觉得，这正是书写这两个最动荡也最富张力的时代的意义。
跨越20年来大众读史兴趣的起伏变迁，跨越不同的媒介形态，梅毅总觉得，有些东西是一以贯之的。
有时，他认为不变的是讲述历史的方式和背后的情怀。“我奶奶喜欢京戏，从小我就跟着她看戏，就这样接触到民间的历史叙事。”梅毅早早接受了“讲故事”的教育，引人入胜的写作技巧和对英雄人物浓厚的兴趣，也许就由此发端。日后登上《百家讲坛》的经历，又让没当过一天老师的梅毅学会了在规定时间内完整地呈现历史情节的起承转合和历史角色的跌宕命运。
更多时候，不变的是对历史精神的求索。“尊重历史、尊重道德、尊重传统、尊重人性”，梅毅这样总结自己多年来看历史、写历史的准则。阅读时，读者为历史的哀伤而哀伤，为历史的激昂而激昂；而在合上书页、回到现实之后，历史给予读者的不该是虚无，而应是“以一种悲观主义的底色，乐观地生活”。热烈活一场，这是梅毅最大的希冀。
关于写作，关于历史，以下是梅毅与《新周刊》的对话。
写作的过程，也是重新学习的过程
《新周刊》：你的两本新书，一本聚焦两晋南北朝，一本聚焦五代十国。这两个时期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的两大乱世，选择它们进行书写，有什么契机吗？写作过程是什么样的？
梅毅：2002年，我最早在天涯社区“穷极无聊”地连载历史散文，就是从魏晋南北朝开始的。那阵子，国内的学者不太愿意碰这段历史，因为它太混乱了。但我作为一个本硕学英美文学、毕业后从事金融工作的非历史专业作家，反而觉得乱世写起来更有意思。这些内容在2005年结集为《华丽血时代》，它算是国内第一本真正意义上的畅销历史类图书。这次出版的《永夜与曙光：两晋南北朝》再写这个时期，在从前的底稿的基础上，我扩充了一半以上的篇幅。
五代十国这一段，则是我为优酷录制《梅毅说中国史》时写的。整个系列我录了1500集，平台也投入了约5000万元，但该系列内容只限VIP会员观看，相对来说可能限制了其传播。讲了这么多集，我基本上把各个历史时段都讲全了。这次跟广东人民出版社合作，率先推出这两部讲乱世的书，也希望达到先声夺人的效果。
《新周刊》：作为一个非科班出身的历史作家，可以说你既是写作者，也是学习者。读史时，你是以什么节奏和形式展开的？书写的过程也是一种重读吗？
梅毅：毕业后，我到深圳工作，从中国工商银行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一直是比较稳定的金融单位，待遇也不错。在本职工作之外，我基本上都在读书，手不释卷，也有机会结合兴趣进行业余创作。我父母都是大学教授，家里藏书很多，所以我从小古汉语基础就好，读原始史料比现在年轻人看白话文还快。有了这种功底，我写的历史才能跟别人不一样。
写作的过程确实也是重新学习的过程。比如我当年写《刀锋上的文明：宋辽金西夏的另类历史》，讲的是宋辽金夏那段历史。写到陈桥兵变时，我读到史料里描述赵匡胤的手下在起事前看到“天上有两个太阳”的异象，就当作一个奇特的东西写出来。但是等到我回过头去读商周史的时候，才发现类似的异象记载简直是不胜枚举，它（“两个太阳”）只是其中一个桥段而已。
再比如，我写的太平天国史，不少学者称赞切入点好。其实，那个时期西方在上海办了很多报纸，我把不少英文、法文文献都翻了一遍。我还是把自己当作一个研究者，读史需要触类旁通，越读越发觉自己浅陋。
重新发现乱世的魅力
《新周刊》：这两部新书分别命名为“永夜与曙光”“天命无常”，有什么用意？
梅毅：书名是出版社编辑拟的，我特别认同。“永夜”指两晋南北朝这样一个持续300多年的血与火的时代，战乱不断，汉人一度仅存数百万人；而“曙光”体现了隋唐大一统拉开序幕，“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胡汉融合，原本的贵族、知识分子洗尽暮气，凤凰涅槃。
“天命无常”则是把佛教的“无常”概念嵌入儒家的“天命”哲学中，就像五代十国将领安重荣那句著名的“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希望讲出那种“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感觉。其实，早期我写五代十国是附在隋唐断代史里的，但是后来我发现，它作为一个单独的历史时段也很值得讲。短短几十年的乱世，“天街踏尽公卿骨”，基本上把门阀政治消灭殆尽，这样过渡到宋朝，平民阶层才有机会登上历史舞台。
（图/pixabay）
《新周刊》：细看这两段历史，会直观地感受到它们的差异。两晋南北朝有很多壮烈、瑰丽的英雄叙事，比如高欢、宇文泰、刘裕、拓跋焘等，有大历史高贵的一面；而五代十国的人物道德感似乎放低了，有大历史龌龊的一面。在你看来，这种差异从何而来？究竟是中国人精神气质产生了变化，还是客观来说，上古、中古的相关历史记载比较少，越遥远的历史就越简约、越诗意？
梅毅：前一段历史读起来更浪漫，最直接的体现，就是在（时人的）面貌上——“五胡入华”为中原民族注入了新鲜血液，他们的精神面貌与性格特征都很鲜明，史书中多处提到白部鲜卑人身材高大，“美姿仪”。要知道，我们的史书对历史人物的面貌向来都吝于笔墨，《史记》写张良也就是“状貌如妇人好女”而已；相比之下，五代十国那些人物多是“兵头加流民”，朱温、王建之流更是道德底线极低，自然显得“粗俗龌龊”。
在史料的选择上，我写隋唐五代史时，喜欢参考成书更早的《旧唐书》《旧五代史》。《新唐书》《新五代史》是宋朝文人编修的，欧阳修等人删掉了很多特别有意思的史料，容易使人联想到明清以来的散文，虽然文学性更强，但对史学的伤害很大。
《新周刊》：这两大乱世和今天大部分中国读者生活的时代，共性是很少的。但它们作为通常意义上的“历史洼地”，近年有翻红的趋势，得到越来越多读者或历史爱好者的关注，影视剧也往往聚焦于此，你觉得原因是什么？
梅毅：在任何时代都需要英雄主义，而乱世恰恰是英雄辈出的年代。
《新周刊》：说到英雄主义，如果从这两个时段选择你最钦佩的英雄，你会提名谁？
梅毅：魏晋南北朝的话，那就太多了，无论是文臣还是武将，都有太多风流人物。但我格外喜欢前秦君主苻坚。在正统史学叙事中，人们一提到苻坚，就想到淝水之战中的“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好像他是小丑般的角色。其实，苻坚是对民族融合做出过很大贡献的重要人物，而且是一个道义上的好人，只可惜英雄末路，不得其时。
五代十国那些人物，我认为大多不行，但郭威和柴荣相对来说会好一些。尤其是柴荣，非常令人惋惜，本来大一统应该在他手上完成。
当然，我们不以成败论英雄。我认为，在乱世中拥有纵横天下的英雄气概以及高贵的人格、高尚的道德，也会对后世的人有所激励。对于当代年轻人而言，我认为可以向往权谋，但是古代仁人志士身上的这种道义还是值得学习的。我研究了这么多年历史，走到哪里我都说，我最钦佩的历史人物就是文天祥，因为他是一个“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人，这种信念感特别值得我们学习。
时代变了，人性没变
《新周刊》：你很早就是网络历史写作的代表人物，这20年来见证了中国读者的历史阅读趣味的变迁。在你看来，中国读者对于历史的兴味、对于历史的价值判断有什么变与不变？背后又源于什么样的社会现实？
梅毅：变的是水平，不变的是需求。我感觉现在的年轻人文史水平越来越高，浏览豆瓣时，我经常看到很多不到30岁的青年历史爱好者引经据典，其专业程度甚至超过老教授。他们可能已经不满足于看“中间商”写的历史，而是直接去啃原始史料了。因此，像我们这一批五六十岁的历史作家，起到的作用可能就是提纲挈领。比如，当年我最早从史料中摘出西汉陈汤的这句“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随着这些年来国力的提升，大家对这句话越来越有认同感。
而随着大众历史写作越来越普及，读者的需求也越来越高，今后有更大提升空间的，我认为还是在文学、影视方面。比如讲到陈桥兵变，如果能结合现代人的喜好进行一些戏剧化改编，这样的呈现形式，就比单纯的文字更富有张力。
《新周刊》：这么多年来，你希望不同世代的读者从你这里得到什么样的历史精神和价值判断的启迪？或者说，在你看来，历史精神的核心是什么？
梅毅：尊重传统，尊重人性，别把自己困在当下。我年轻时特别喜欢看尼采的著作，再加上看多了历史，会觉得人得先承认悲观——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再伟大的英雄最后也斗不过时间。可正因为终点是虚无，才更要好好活，就像古人“明知不可为而为之”，那是胸中有一股浩然之气在撑着。既然已经来到这个世界上，干吗不轰轰烈烈地活一场？
题图 | 《韩熙载夜宴图》
运营 | 何怡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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