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塔尼亚胡口中所说的“世界上最有道德的军队”，最近几天所出现的画面显得很刺眼。杰宁难民营的一段视频中，两个巴勒斯坦青年被要求出门、举手、脱衣、下跪、趴下，已经把自身置于最安全的位置，却在没有警告、没有交火的情况下，几声枪响之后被就地处决。军方称“现场情况复杂”，人权组织直接指责“就地处决”。
把杰宁看作是“意外”，那么现实很快就给杰宁上了一课。从那天开始，约旦河西岸仿佛被撕开了一道口子，冲突和清剿一路蔓延开来：希伯伦、纳布卢斯、拉姆安拉等地都被纳入军事行动范围，推土机、装甲车轮番出动，街口设障，巷道封锁，日常生活的空间被一点点压缩。
医院门口常年驻扎着士兵，救护车无法进入，发动机空转，时间在往下走。医生出不去，病人进不来，病房的灯整夜不关，仿佛一座孤岛。民宅被临时征用作据点，窗户上蒙着布，屋内有两人低声说话。学校停课，铁链挂在了校门口，孩子把书包放在了床边，远处的爆炸声成了他们的“背景音”。
从2023年10月开始，西岸已经有超过一千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其中二百多名是儿童。军事上把他们称为“附带损失”，但在一户一户人家中，那是唯一的子女，是家中的最后一缕光明，是没能吃到的一顿饭，是没来得及说出的一句告别。进入希伯伦后，混凝土墩和带刺铁网把老城分割成棋盘状，被称为“露天囚笼”并不为过。最危险的并不是路断了，而是人被困在了路上：救护车急促鸣笛，进不去也出不来，远处的士兵一动不动。
北部的图巴斯和阿卡巴镇因为军事行动频繁而不得不全区停课。大人不让小孩子出门，孩子就把窗帘拉得紧紧的，藏在桌子下面捂着耳朵。纳布卢斯的夜晚，推土机推倒房屋，十几户人家被赶到街上，老人裹着毯子发抖，孩子哭得嗓子都哑了。连坐式的惩罚和“安全行动”已经没有了关系，而是一种公开的集体羞辱。
难民营的基础设施也正在崩溃，图勒凯尔姆的供水管道被炸得千疮百孔，到处都是漏水；努尔沙姆斯的主要道路已经被推成碎石。房子可以重新盖起来，但是水路、道路、学校、医院等维系日常生活的血管一旦断了，整个区域的生活就会瘫痪。更糟的是，这种打击是反复进行的，愤怒被贴上“威胁”的标签，又成了下一次行动的理由。
压力也来自于外部的累积，英、法、德、意四国外长罕见地一起发声。一个月之内，定居者暴力事件发生264起，创下2006年以来的新高。很多定居者身着铠甲，行为放纵，没有限制，攻击更加随意，伤害也更加不分敌我。更让人痛心的是，国家机器对于这样的暴力是容忍、默认的，并且在行动上还存在着某种程度上的配合，灰色地带被有意无意地扩大了。
定居点的扩张所带来的影响才是主要的，约旦河西岸约51万定居者已经安家落户，房屋、道路、围栏一浪高过一浪。耶路撒冷以东E1区计划建设3401套住房，如果项目实施，将会直接把西岸南北割裂开来，使这片土地进一步碎片化。对巴勒斯坦来说，这并非简单的“绕路”，而是一种“断根”式的国家行为，一个被割裂成碎片的地区即便宣布建国也难以维持基本运转。
是道德和安全并不矛盾，法治和安全也不是对立的。真正的安全是以规则和底线为基础的，如果一个人在举手投降之后仍然倒在血泊之中，那么这条底线就等于不存在；医院门口驻重兵、救护车被迫绕行、教育整区停摆、居民区被推成废墟，再以安全为名，就是在消耗和平的可能性。
以色列正陷入危险的自我循环之中，为了保护定居点而扩大军事存在，军事存在越大，冲突就越频繁，冲突越多，反抗就越激烈，反抗被定义为威胁，又用来证明加码镇压的必要性。战术上虽然每次都能把对手击退，但是战略和舆论上却一直都在丢分。推土机可以推倒墙，但是推不动国际社会的耐心。
杰宁的枪声使“最有道德”的口号显得空洞；希伯伦的混凝土墩、纳布卢斯的深夜拆屋、图勒凯尔姆破裂的水管、阿卡巴镇停摆的校钟，拼出的不是安全，而是长久以来的恐惧，而恐惧终将反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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