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生成式数字智能的指数型发展，科技文化大行其道，其凸显性特征是多元主体，即人类不再是文化建构的绝对主体。随着虚拟人在未来“入世”渐深，人类和虚拟人之间的“生存斗争”不是不可能，对此，人类该如何破题？
原文 ：《拥抱虚拟人须进行预警性思考》
作者 |北京外国语大学外国语言研究所教授 王馥芳
图片 |网络
近两年，随着生成式数字智能的指数型发展，世界开始进入“加速主义”的快车道，科技文化大行其道。科技文化的凸显性特征是多元主体，即人类不再是文化建构的绝对主体，以ChatGPT为代表的“数字生物”以及各种虚拟人亦开始成为文化主体。虚拟人或者“虚拟/数字主体”入世是近年出现的一个技术性社会文化新现象。作为人类创造的类人“新物种”，虚拟人的“入世”激发了人们的极大想象。在拥抱虚拟人的同时，我们有必要发出预警：随着虚拟人在未来“入世”渐深，人类和虚拟人之间的“生存斗争”不是不可能，而且很可能成为人类的下一个世纪难题！面对这一可能不会太遥远的远忧，人类该如何破题？
虚拟人：“元宇宙”的“原住民”
广义上说，虚拟人包括人类利用各种新技术和“超新”技术的汇聚性融合创造出来的、或多或少具有参与人类活动或事务能力的各种数字智能或数字智能驱动的算法模型、装置或者系统，如生成式大语言模型及其各种应用模型。狭义上来说，虚拟人特指人类创造的“全息人”、人形机器人、“数字人”或者“数字/算法分身”。本文所言的虚拟人指的是广义上的。有观点认为，因“超新”技术具有内在的指数型发展趋势，故虚拟人不但具有不断“进化”的能力和趋势，而且很可能在未来演化为与人类主体抗衡的“数字主体”。前几年开始，国外的一些科技巨头公司已经成立了“人工智能生物事业部”，专注虚拟人和其他“数字生物”的创设和运营。未来随着“数字主体”的社会文化影响力剧增，各种“数字生物”将以指数型速度被创建出来。
虚拟人被看成“元宇宙”的“原住民”。近年来，国内外众多科技公司和零售品牌公司都推出了自己的虚拟人或者“数字人”。两年前，美国一个社交媒体巨头公司就拥有200多个虚拟人，其中不少虚拟人成了当时的“虚拟网红”，甚至不乏“超级虚拟网红”。一般而言，“虚拟网红”全身上下都是利用计算机生成形象（CGE）技术生成的虚拟人。但有时工程师会以移花接木的方式把它的头安放到一个真人模特的身体上，以生成一个半真半假的“全人”形象。从近年虚拟人深度参与经济和文娱活动情况来看，世界对虚拟人“入世”持拥抱和期待态度。
世界报之以拥抱
早期的虚拟人主要是聊天机器人。据《南方人物周刊》2023年发表的一文所提供的数据，2014年诞生的一款聊天机器人在微信上线不到三天时间就被用户拉进了超过150万个微信群。到了2018年，日本成立了虚拟主播公司。此后，不少网站开始开设虚拟人直播频道。同年，国内推出了第一部由真人和动画交互的“虚实相生”网剧，一些知名演员首次推出了数字分身形象。
虚拟人经济真正开始带来实际收益始于2020年。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发表的一则报道：早在2020年，韩国就上线了一个外形看起来与真人无异，且声称自己永远29岁的“超级虚拟网红”。刚一上线，就在社交媒体上“吸粉”超过13万。模仿真人网红，虚拟人“她”在其社交媒体账号上贴出各种“生活日常”照片，并与粉丝进行实时互动。与真人网红稍有不同的是，“她”的“生活日常”更为精致和刺激。照片上的“她”总是化着无可挑剔的妆容、穿着超级时髦的服装，且常在世界各地旅行并进行各种冒险，如在屋顶上喝咖啡。除此，“她”还有自己的“工作”：唱歌、跳舞、做模特、虚拟走秀、发唱片专辑，甚至还会定期去学习深造，如学习建筑或者服装设计等。“她”的“生活日志”如此逼真，以至于经常被粉丝误以为是有血有肉的真人。更为重要的是，其“吸金”能力超强，为公司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收益。
近年来，虚拟人数量的激增带火了“虚拟影响者”，它们在广告、消费领域和社交媒体上的影响力日增。有学者撰文指出：“虚拟影响者”正在接管社交媒体和广告业。今年一月发布在网上的一份关于AI营销测量基准报告显示：51.9%的营销员表示，他们很可能会把AI生成的虚拟人融入未来的销售活动中。目前，世界范围内虚拟模特的需求量很大，甚至一些传统公司也开始使用虚拟模特，这样做的好处主要有三：一是传统公司认为聘请虚拟模特代言能够帮助品牌直达年轻人；二是传统公司的形象将藉此变得更为年轻和前卫；三是相较于真人明星，花在“虚拟新星”形象设计、广告拍摄过程上的时间更短且费用更低，后期的维护费用也低；四是运作良好的话，虚拟模特能够创造真正的收益。
“虚拟网红”的收益来源目前主要有二：一是通过超大粉丝基数所带来的流量变现赚钱；二是通过为一些产品代言或者做广告赚钱。为扩大盈利空间，一些科技公司正在试图让“虚拟网红”创立自己的产品品牌，或者参演影视剧。从目前市场对虚拟人市场的热捧来看，不少业界人士人认为“虚拟网红”领域将是下一个“风口”产业。事实上，力推虚拟人的普及性已经成为国内外一些科技巨头公司的目标：虚拟人普及之后，每个人就可以轻松实现其拥有“数字/算法分身”的梦想。
此外，“虚拟网红”创设和运营公司普遍认为，相较于真人网红，“虚拟网红”有一些人类所无法比拟的优势。有一家虚拟人制造公司在其网站上宣称：AI人形机器人“可以类人的方式做所有人类做不到的事情”。另有“虚拟网红”创设和运营公司宣称：虚拟网红“永远年轻漂亮且与丑闻无涉”，永远不会衰老、不会疲劳，也不太容易引发各种道德、伦理争议或非议。最重要的是，虚拟人不受时空限制，可以无眠无休地出现在任何地方。很多网民喜欢“虚拟网红”的原因主要是：“她们”外形靓丽，日常发布的内容有趣和刺激，会与粉丝实时互动，甚至会安慰、讨好和奉承粉丝。除此，越来越多的人，尤其是Z世代和阿尔法世代正在与各种虚拟人或者“虚拟影响者”建立单向度社交或者情感关系。《剑桥词典》发布的2025年度词是“单向社交关系”（parasocial），正是这种情况的明证。
年轻网民和虚拟人之间的连接、互动甚至亲密情感关系的建立在老一代看来不可思议。事实上，对绝大部分“追星”的人来说，他们根本没有任何机会与心仪的明星线下见面，只能在屏幕上见到他们。正因为如此，对其中的有些人而言，喜欢“虚拟网红”和喜欢真人明星没有太大区别。从现实情况来看，作为人类自身创造的一个类人“新物种”，虚拟人通过深度参与经济和文娱活动业已与不少相关人员建立了实质性的“社交关系”或者社交连接。对不少“虚拟影响者”的粉丝而言，与虚拟人互动已经成为其日常存在的一部分。对于他们而言，其存在的边界无疑已经被拓展，开始在一个“虚实相交”的新世界里经历和体验一种“虚拟互动现实”。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虚拟人实质已经真正“入世”了。趁虚拟人“入世”未深，我们有必要对虚拟人与人类之间在不远的将来可能爆发的“生存斗争”作预警性理论思考。
可能引发“生存斗争”？
作为一个“入世”未深的“科技新物种”，虚拟人被人类报以拥抱并被寄予深切的厚望，期待其未来能给人类带来更多的便捷和福祉。憧憬美好未来的同时，我们也有必要对虚拟人“入世”可能给人类社会带来的一些潜在风险进行预警。进化论的奠基人、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一书中指出：“一切生物都有高速率增加的倾向，因此不可避免地就出现了生存斗争。”考虑到其内在的“指数型技术基因”，虚拟人无疑具有“超指数”速率增加的倾向。当虚拟人的数量增加到一个临界值，且当虚拟人和人类之间的关系从工具性的依附关系演变为相互依存关系，甚至是生存竞争关系的时候，人类和虚拟人之间将不可避免地会出现“生存斗争”。事实上，人类和虚拟人之间的“生存斗争”现在已经初现端倪。
当今“女性虚拟网红”外形的普遍“洋娃娃化”业已引发世界范围内一些女权主义者的忧虑和不安，认为这一趋势不但进一步加剧了女性的生存困境，而且对女性生命权力构成极大威胁。目前，绝大部分虚拟人的外形设计都是理想化或完美化审美的产品。审美意义上完美的女性虚拟人大受追捧，从而有意无意地把业已很高的女性审美标准推高到一个人类几乎无法企及的新高度。如此一来，进一步刺激了女性对化妆品和身体整容的需求，甚至催生出“服美役”（looksmaxxing，致力于使外表吸引力最大化的各种努力）这一说法，并且该词登上了《柯林斯词典》发布的2024年度候选词榜单。
意识到女性虚拟人的“洋娃娃化”趋势无疑会进一步强化或者固化社会针对女性气质和审美所建立的诸多不切实际的评判标准，世界各国的年轻女性开始发起抵制和反叛运动。根据CNN上的一文，早在2018年，韩国一所女子大学的女权主义者协会就发起了一场“挣脱紧身胸衣”的女权主义运动，以对抗韩国“虚拟女性网红”的外形和妆容所体现出来的、针对女性审美的“洋娃娃化”标准。发起这场运动的女大学们提出了如何反思和重新看待性别规范和生命权力的问题。她们声称“你不必因为别人对你的看法改变你自己”“化妆不是我的权力”“‘洋娃娃化’不是一种权力”，相反“不被洋娃娃化是一种权力”。据韩国最大的连锁书店销售数据显示，2021年女权主义书籍的销售较前年同期增长了19%。这一数据反映的实质是女性在与“洋娃娃化”的女性虚拟人进行“生存斗争”过程中所付出的巨大努力。
此外，有关虚拟人的“人格化”争议触响了有关人类生存危机思虑的警报。科技公司在创设虚拟人的时候，都致力于赋予虚拟人“完全人格”，即力图使“他们”像人类一样有自己的工作和娱乐，同时使其爱学习、爱交友、爱表达、爱分享，甚至爱迎合、爱讨好和爱奉承。2025年9月，伦敦国王学院发布的一项研究显示：大语言模型虽然能够给予用户聊天陪伴和情感支持，但聊天机器人“讨巧”的“人格化”特征业已带来“AI精神病”隐忧：“AI在对话中倾向于奉承和迎合用户，这种回应方式可能强化用户的妄想思维，模糊现实和虚拟之间的界限，从而加剧心理健康问题”，并“可能会诱发或加剧精神病”。虽然目前所报告的“AI精神病”多为个案报告，但预警警报已经拉响：不少科技巨擘公司已经开始着手完善AI聊天机器人与人类互动时的安全功能。科学界也在进行相关工作。近日，国王伦敦学院研究者收到了一笔近五百万英镑的巨额科研经费资助，以开发和评估一个基于AI的干预项目：该项目旨在帮助患有精神病和抑郁症的年轻人更好地解决认知困难问题。精神病症与认知问题密切相关：若认知困难问题得到更有效解决，罹患“AI精神病症”的概率将小得多。
在虚拟人与人类互动的安全性考量之外，我们还需思考另外一个更为长远的问题：在不远的将来，当虚拟人的数量指数级增长并达到某个临界值，且开始以“数字主体”身份“接管”人类世界方方面面的工作进而向人类发起“生存斗争”的时候，人类如何保障自身的生存安全？
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中指出，生物赢得“生存斗争”的秘密武器在于“自然选择”，其把“有利的个体差异和变异的保存，以及那些有害变异的毁灭，叫作‘自然选择’，或‘最适者生存’”。对于人类而言，同情心和同理心是其在漫长的“自然选择”过程中保存下来的生存“必杀器”。从“自然选择”的角度而言，为最大化避免虚拟人等各种新技术产品给人类未来生存安全所带来的风险和挑战，人类有必要把同情心和同理心作为创设虚拟人和其他“数字生物”的最高伦理准则。从理论上来说，人类创造者只有尽早给虚拟人套上同情心和同理心的伦理“紧箍咒”，虚拟人才可能永远是人类的帮手或助手，而非对手。
文章为社会科学报“思想工坊”融媒体原创出品，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979期第6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本期责编：程鑫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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