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的一天，台北有个国民党高官的家里炸锅了。
一则从北京传来的死讯，直接把平日里端庄得体的“厅长夫人”给送进了急救室。
这位太太听到那个男人的名字时，当着丈夫许绍棣的面，两眼一黑，直挺挺地栽了下去。
等醒过来，她根本不管丈夫那张脸黑成了锅底，发了疯似地要披麻戴孝，甚至还要绝食。
那个死在北京的男人，叫徐悲鸿。
而这位为了他不要命的官太太，就是徐悲鸿这辈子最著名的“绯闻女主”——孙多慈。
这事儿在当时闹得挺大，但很少有人知道，这不仅仅是一场豪门八卦，更是一个被时代碾压的女人的绝望反击。
她用了一辈子的时间想洗掉“小三”的标签，结果到死才发现，自己最大的名气，依然是挂在那个天才画家裤腰带上的“风流债”。
咱们把时间倒回去，回到1930年的南京。
那会儿的南京城，满大街都是想出人头地的年轻人。
18岁的孙多慈混在中央大学艺术系的旁听生里，其实心里慌得一比。
她爷爷虽说是清末帝师孙家鼐，但这块招牌早就不好使了。
老爹因为给军阀孙传芳当过秘书，正在大牢里蹲着。
这时候的孙多慈，太需要一根救命稻草来翻身了，而这根稻草，就是当时已经在画坛封神的徐悲鸿。
那时候徐悲鸿35岁，那是妥妥的“顶流”。
在一堆学生里，他一眼就相中了孙多慈。
这姑娘不光长得好，画里那股子忧郁劲儿，简直就是为了艺术而生的。
他开始给孙多慈开小灶，带出去写生，甚至对着媒体喊这姑娘是“天才”。
对于一个急需认可的落魄少女来说，这种来自行业大佬的“独宠”，杀伤力简直是核弹级别的。
但这事儿坏就坏在，徐悲鸿家里有只“母老虎”。
徐悲鸿的老婆蒋碧薇，那可不是吃素的。
当年她是私奔跟着徐悲鸿去法国喝过西北风的，这会儿好不容易熬出头了，哪能让个小丫头片子摘了桃子？
蒋碧薇没像泼妇骂街那样撒泼，人家玩的是高端局。
蒋碧薇先是杀到学校，没动手，就是当众把孙多慈定性成“狐狸精”。
紧接着，她动用自己在上流社会的人脉，搞了一场舆论围剿。
那时候又没有微博，但蒋碧薇这波操作，直接让孙多慈在南京城社死了。
最狠的一招是，她直接跟徐悲鸿摊牌：要艺术还是要家？
在这场两个女人的撕逼大战中，徐悲鸿的表现简直让人下头。
他一方面舍不得家里的热饭热菜，一方面又不想放手心里的“白月光”。
他竟然登报发声明，说自己和孙多慈是“纯洁的师生关系”。
这解释简直就是侮辱智商。
这不但没洗白，反而坐实了孙多慈“破坏家庭”的罪名。
1935年，孙多慈被逼退学，灰溜溜地回了老家。
后来的抗战爆发，把这出戏推向了更现实的层面。
徐悲鸿曾经跑到广西去找孙多慈，想带她私奔。
结果孙多慈的老爹，拿着拐杖把这位大画家骂了出去。
老头子虽然落魄，但眼光毒辣：“你是个天才不假，但你这种连糟糠之妻都能背叛的人，能给我闺女什么安稳日子？”
事实证明，老爹是对的，但也是残忍的。
为了彻底断了女儿的念想，也为了在乱世里找个硬靠山，老爹转手就把孙多慈“卖”了。
买家是当时的浙江省教育厅厅长，许绍棣。
这就是一场赤裸裸的交易。
1940年，孙多慈嫁给了许绍棣。
新婚那天，她哭得像个泪人。
从盖头掀开的那一刻起，那个灵气逼人的女画家死了，活下来的只是个负责生儿育女、在那位高官身边当花瓶的“许太太”。
这段婚姻简直就是坐牢。
许绍棣是个典型的旧官僚，控制欲极强。
他严禁孙多慈再提徐悲鸿，甚至看不惯她画画。
在他看来，画画那是“戏子”干的事，官太太就该老实呆在后院。
孙多慈的画笔，就这么生锈了。
她只能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偷偷画上几笔。
但画里再也没有了那种灵气，只剩下无尽的压抑。
1949年，孙多慈跟着丈夫撤到了台湾。
海峡一隔，她和徐悲鸿彻底断了联系。
她以为这辈子就这样烂在肚子里了，直到1953年那条死讯传来。
那一刻的昏厥，不是装的，那是压抑了十几年的委屈炸了。
她不顾丈夫的咆哮，坚持守孝三年。
这是她这辈子唯一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对命运竖中指。
但这种反抗，值的吗？
晚年的孙多慈在台湾师范大学教书，虽然也重新拿起了画笔，但明眼人都看得出来，她的画是死的。
那个曾经让徐悲鸿惊为天人的少女，早就被庸俗的官场婚姻和无尽的悔恨，磨得渣都不剩了。
1975年，63岁的孙多慈在美国洛杉矶病逝。
在她快不行的时候，她立了个遗嘱，做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决定。
她要求墓碑上不写“许绍棣之妻”，也不要那些虚头巴脑的头衔，只刻两个字——“画家”。
这简简单单的两个字，是她对这一生最大的讽刺。
她不想做谁的老婆，不想做谁的情人，她只想做回那个1930年在南京中央大学画室里，眼睛里有光的小姑娘。
可惜，历史这玩意儿挺势利的。
现在大家提起孙多慈，津津乐道的还是“徐悲鸿的情人”，还是那段民国桃色新闻。
她那些才华，反倒成了这段八卦的背景板。
这也给咱们提了个醒：在这人世间，一旦你把自己活成了别人的“缪斯”或者“挂件”，哪怕你才华再高，最后也只能是个悲剧的点缀。
孙多慈用一辈子明白了这个道理，但这学费，交得太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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