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地方,去得多了,便不再只是地理上的所在,而成了一种心绪的投射。这几年,我在辽宁的行走,渐渐就变成了这样——起初是为了散心看风景,后来,却总被一些地表上沉默的“凸起”或“凹陷”所吸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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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太不起眼了。在锦州北部的一片高粱地边,一道长长的土垄与田埂平行蔓延,若不是表土中偶尔裸露出的、与周边截然不同的夯层断面,它几乎就是大地本身。在朝阳某处山坳的果园里,几块巨大的顽石以一种难以解释的线性排列,半陷在泥土中,石头上不见雕琢,只有风雨。当地老人说,那是“老边墙”的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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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墙”。这个词像一把钥匙。我后来在许多地方都听到它,有时指代山脊上那些带有垛口形象的明代砖楼,有时,就像上面提到的,指的仅仅是田野里一道莫名的土脊。它没有统一的形貌,却有一个统一的名字。这个名字,以及它所指代的那道模糊而巨大的存在,似乎已经渗入了这片土地的方言和记忆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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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让我着迷的,是这道“边墙”如何从物理的防御,瓦解、流淌,进入了日常生活的纹理。在建平的一个冬日,我因避雪躲入一户农家。火炕温热,主家老太太正用红纸剪窗花。她剪的不是寻常的花鸟,而是一种连绵的、带着锯齿状的图案,古朴而刚硬。“这是老辈传下来的‘城墙花’,”她笑着说,“贴在窗上,守家。”那一刻,窗外是沉寂的远山与可能存在的古老遗迹,窗内是剪刀下鲜红的、象征守护的仪式。历史的重量,在那一刻,轻盈成了一片红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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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的转换,我还在别处见过。在阜新一位玛瑙匠人的作坊里,他指着一块红缟玛瑙的原石切片,上面天然的红白纹理如地貌般层叠。“你看,这多像我们这的山和墙,”他说。他的作品里,常有这种利用天然层理雕出的“山河”意象,他称之为“石的记忆”。在辽西观看一场乡村秧歌时,我被其中几个领舞者大幅度的顿挫步伐与昂首姿态所震撼,旁人告知,那可能模拟了古时戍卒瞭望、巡边的动作。是真是假,已难考证,但它让我相信,有些身体的姿态,会像基因一样在集体的狂欢中传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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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碎片般的相遇,逐渐拼凑起我个人的认知地图。我意识到,我不断寻找的那些“痕迹”,与其说是在定位一道墙,不如说是在感知一种“交界”的状态。这道巨大的、历时漫长的“交界”,塑造了此地物质的风景——山脉的险峻处往往有敌楼,平缓的河谷则发育出村落;更塑造了非物质的风景——一种处于通道之上特有的混杂与生动,一种对“外来”与“本土”界限的豁达,一种在艺术与劳作中无意识保留的、关于守护与穿越的古老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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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当朋友问起我在辽宁看到了什么,我很少再提及具体的朝代或里程。我会说起那道田埂边的土垄,那幅炕头上的红色窗花,那块玛瑙中如疆界般的天然纹理。这些才是“痕迹”最终抵达的地方:它不再是史书中宏大的叙事,而是民间记忆里一个模糊而坚韧的称谓,是手艺人刀下无意识的灵感,是节日狂欢中身体的古老律动。

这道“痕”,最终刻在了生活里。而这,或许才是它穿越时间,真正得以存在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