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4月17日,福建漳州平和县龙头村的雨,和三十四年的那场一样黏腻得化不开。
74岁的林其保蹲在老宅的断墙下,指间的烟卷燃到了尽头,烫得他猛地缩回手,指腹上的老茧被灼出一个红点。
手机屏幕亮着,“林其保 冤假错案”的词条正往热搜顶上冲,评论区里的每一条“杀人偿命”和“迟来的正义”,都像针一样扎进他皲裂的皮肤里。
前者是他背负三十年的骂名,后者是他盼到白头的念想。
他从怀里掏出一个磨得发亮的铁皮盒,盒盖边缘被指甲抠出了深深的印子。
里面装着一沓泛黄的申诉书,最上面那页的字迹歪歪扭扭,是狱友老张帮他写的。
老张因盗窃入狱,看他可怜,每次都把家里寄来的信纸省给他。
落款日期从1997年一直排到2024年,密密麻麻的“我没杀人”,被雨水洇开又晒干,留下深浅不一的印记,像他脸上纵横的皱纹。
墙根的野草在雨里疯长,叶片上的水珠砸在断砖上,就像他三十年来没断过的执念。
找到那个在1991年雨夜里杀了阿朱母子的真凶,把自己从“杀人犯”的标签里抠出来,哪怕只剩一口气。
村口传来汽车引擎声,是电视台的记者,车身上“法治进行时”的标志在雨里格外醒目。
林其保慢慢站起身,背驼得像村口的老榕树,腰杆却下意识地挺了挺。
他摸了摸口袋里的老花镜,那是寺庙住持送他的,镜片上有两道裂纹。
浑浊的眼睛里突然闪过一丝光亮,他知道,这一次或许是最后机会了。
他的肺不好,冬天咳得直不起身,医生说最多还有十年光景,可他等不起十年,甚至等不起一年。
三条人命与六根毛发
1991年10月16日清晨,龙头村的鸡叫被猪圈里的嚎叫声撕得粉碎。
李阿婆挎着菜篮经过阿朱家,竹篮里还放着两个刚蒸好的红薯,前一天阿朱帮她挑了两担水,她本想送两个红薯当谢礼。
猪圈里的十几只猪崽疯了似的拱着木门,木栓被撞得“咚咚”响,往常这个时候,阿朱早该端着冒热气的猪食桶站在圈边,一边喂猪一边喊着“慢点吃”。
“阿朱!阿朱在家吗?”李阿婆敲了敲紧锁的木门,青砖墙上的雨水顺着门缝往下淌,在门槛前积成一小滩水洼,屋里静得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声。
“怕是出事了。”邻居林建军赶了过来,他昨天傍晚还看见阿朱在院子里收衣服,浆洗干净的蓝布衣衫晾在竹竿上,阿朱说要给在外打工的丈夫寄包裹,里面还放了两双她纳的布鞋。
两人叫来几个村民,林建军踩着墙根的石墩翻进院墙,刚推开堂屋门,一股淡淡的血腥味就飘了出来。
他掀开主卧的布帘,眼前的景象让他头发都竖了起来。
床上三个人一动不动,脸色青紫,他尖叫着后退,撞翻了门口的木凳。
平和县公安局的警车在泥泞的土路上开了四十分钟,轮胎碾过积水的坑洼,溅起半米高的黄泥。
刑警队长周明跳下车时,裤腿已经沾满了泥点,他拽了拽领口,驱散身上的霉味。
警戒线里,围观的村民脸色惨白,几个妇女蹲在地上呕吐,年轻的小伙子背过身不敢看。
主卧的双人床上,三十岁的阿朱和她十岁的明辉、六岁的明杰躺在一起,被子被蹬到床尾,三个人的脖子上都有深紫色的掐痕,明杰的小手里还攥着半块没吃完的麦芽糖。
周明的胃里一阵翻腾,他从业十年,见过不少凶案现场,却从没见过对孩子下手这么狠的。
“死亡时间初步判断在昨晚(1991年10月15日)十点到十二点之间,都是机械性窒息死亡。”
法医蹲在床边,镊子夹起一根棕色毛发,毛发上还沾着一点纤维,“现场没有打斗痕迹,门窗完好,门闩是从里面插上的,凶手应该是阿朱认识的人,甚至是她主动开门让进来的。”
周明皱着眉,目光扫过散落的猪食桶和桌上没吃完的咸菜,咸菜碗里还冒着一点热气,显然是昨晚刚端上桌的。
阿朱的枕头边放着一个针线篮,针还插在未缝完的衣服上,那是给明辉做的新校服,针脚细密整齐,看得出来她是个细心人。
技术人员在阿朱的内短裤、外阴部和床边一共找到了六根毛发,都不是死者的。
“这是关键证据。”
周明小心翼翼地把毛发装进证物袋,封条上的字迹写得格外用力,“立刻送市局化验,另外,全村18到60岁的男性,都做血型排查,一个都不能漏。”
1991年的福建农村,DNA技术还没普及到县级公安系统,血型排查是最靠谱也最无奈的手段,这种方法只能缩小范围,根本无法精准锁定凶手。
周明心里没底,但眼下只能死马当活马医。
消息像野火一样烧遍龙头村,不到半天,阿朱家周围就围满了人。
阿朱是出了名的勤快人,丈夫在厦门的工地打工,一年回不了一次家,她一个人养着十几头猪、种着三亩水田,还供两个孩子读书,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忙到深夜才休息。
村里谁家有红白喜事,她都主动去帮忙,从不计较报酬。
“谁这么狠心,连六岁的孩子都不放过?”
李阿婆抹着眼泪,手里的红薯掉在地上,“前天晚上雨那么大,打雷打得窗户都震,我还听见阿朱家的狗叫了几声,现在想来,怕是那时候凶手就在屋里了,老天爷都看不下去啊。”
排查进行到第三天,周明的办公桌上多了一份名单——13名A型血的男性村民。
市局的化验结果显示,六根毛发里,有两根被确定为A型血,另外四根因为在雨水里浸泡过久,无法检测出血型。
“逐个核实不在场证明,哪怕是一点细节都不能放过。”
周明的手指划过名单,在一个名字上停住了,笔尖重重地戳了一下纸面:“林其保?”
旁边的侦查员立刻递过一份资料,照片上的男人穿着洗得发白的褂子,眼神有些躲闪,嘴角带着一丝局促。
林其保的名声在龙头村早就烂得像泥。
十年前,他和邻村的已婚妇女张兰偷情,半夜翻窗进了张兰家,被张兰的丈夫抓了现行。
男人拿着锄头追了他二里地,最后林其保赔了五百块钱才私了,那笔钱是他攒了半年准备娶媳妇的积蓄。
四十岁的他没结婚,和年迈的父母住在一起,靠种田和帮人打零工过活,穷得叮当响,连件新衣服都舍不得买。
“这个人有前科,私生活不检点,有作案动机。”
侦查员补充道,“而且他没老婆,阿朱长得清秀,他会不会是之前买猪崽的时候,见色起意?”
周明点了点头,这种案件里,熟人作案且带有色欲动机的比例极高。
第一次询问在村部进行,林其保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袖口磨破了边,双手紧张地攥着衣角,指关节都泛了白。
“1991年10月15号晚上?我吃完饭就去我弟家看电视了,那天演《渴望》的大结局,我看到九点多雨小了就回家了。”
他的声音有些发颤,眼睛盯着地面,不敢看周明的脸,“我妈早就睡了,她有神经衰弱,沾床就睡死;我爸去邻村帮人修房子,十点多才回来,我洗漱完就睡了,第二天早上听李阿婆喊,才知道阿朱出事了。”
“谁能证明你九点多回的家?”周明盯着他的眼睛,试图从他的表情里找到破绽。
“我妈……她睡熟了不知道。我爸回来的时候我已经躺下了,他就问了句‘睡了没’,我应了一声,他也没再问。”
林其保的头低得更厉害了,脖子上的青筋都露了出来,“我弟能证明我在他家待到九点,他媳妇也在,他们都能作证。”
周明立刻去找林其保的弟弟林其福核实,林其福和媳妇正在喂猪,听到问话,手里的瓢都停了。
“哥确实在我家看电视,《渴望》大结局,慧芳走的时候我还跟他说‘太惨了’。”
林其福挠了挠头,“但他什么时候走的我真不知道,我那时候在厨房洗碗,媳妇在哄孩子睡觉,没注意他出门。”
从林其福家到林其保家走路要二十分钟,九点离开,九点半到家合理,但没人能证明他没绕路去阿朱家。
阿朱家就在他回家的必经之路上,拐个弯就到,顶多耽误五分钟。
周明的眉头拧得更紧,这个时间差,足够作案了。
更让人生疑的是,案发后全村人都跑去阿朱家围观,连腿脚不便的老人都让儿孙扶着去了,唯独林其保没去。
“我跟阿朱不熟,就买过她两次猪崽,没什么交情,没必要去看热闹。”
林其保的解释听起来合情合理,但在周明眼里,这成了“做贼心虚”的铁证。
正常人遇到这种惊天大案,就算不关心也会好奇,只有凶手才会刻意回避。
周明拍了板:“把他带到局里,详细审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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