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当了15年医生最不解，对父母不管的子女，在放弃抢救时哭得最凶|刘敏|医生|女护士|抢救|疯狂|结婚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本文所用素材源于互联网，部分图片非真实图像，仅用于叙事呈现，请知悉

在急诊科这口人事翻滚的大锅里，我被结结实实地熬了十五年，自认早已炼就了一身硬壳。能淡然面对任何生离死别，也能一眼看穿那些围绕在病床前的虚情假意。

这天午夜，当那个叫刘承德、瘦得脱了相、浑身散发着被生活抛弃的酸腐气味的老人被送来时，我便将这出戏码归入了最常见的那一类。

紧接着，他开着宝马、一身酒气的儿子刘强匆匆赶到，对我关于病情的追问一问三不知，却反复高喊着“钱不是问题”，那副急于撇清责任的表演，在我看来滑稽又可悲。

转折，发生在他那个神情麻木的妹妹刘敏出现之后。她看着抢救室里命悬一线的父亲，竟冷冷地说出一句“他这辈子，死在哪不都一样”。

一个焦躁地演，一个死寂地看，兄妹俩间那道无形的墙，瞬间击碎了我对这出家庭闹剧的全部预设。

最终在我拿出那份放弃抢救同意书时被推向顶点。

刘强，这个我眼中最虚伪的儿子，在颤抖着签下名字的瞬间，竟捂着脸嚎啕大哭。

那哭声里没有丝毫悲伤，全是滔天的恨意和不甘，那一刻我才惊觉，我看到的根本不是一场告别，而是一场迟到了半生的审判。

“陈医生，12床又在闹了，说我们给他爸用的药不对。”小赵一脸无奈地跑过来，年轻的脸上写满了对付不了的焦躁。

我头也没抬，正低头签着上一位心梗患者的死亡通知单，笔尖在纸上划出冷静又利落的字迹。“让他闹，”我淡淡地说，“等缴费单出来，你看他还闹不闹。这种人我见多了，嗓门越大的，口袋捂得越紧。”

急诊科的午夜，永远是一锅煮沸了的汤。消毒水的味道、血腥味、呕吐物的酸腐气，还有各种听不清的人声，杂乱地搅和在一起，形成一种特有的、让人神经紧绷的气味和声场。我，陈磊，在这里干了十五年，从一个毛头小伙子，被这锅汤熬成了一个内外都泛着一层硬壳的中年男人。这层硬壳，能帮我隔绝掉百分之九十的无用情绪，让我像一台精准的机器，处理伤口，下达医嘱，宣布死亡。

刚送走一个醉酒斗殴、脑袋上开瓢的小青年，那刺耳的救护车鸣笛声就由远及近，像一把电锯，精准地割开午夜的宁静，停在了大门口。我习惯性地站起身，心里没什么波澜。对于我们来说，这笛声不是催命符，而是上班铃。

担架车推下来的时候，我下意识地皱了皱眉。不是因为伤势有多惨重，而是因为那股味道。一股混杂着长期卧床的汗酸、排泄物和食物馊味的复杂气味，像一堵无形的墙，狠狠地撞了过来。

躺在担'架上的，是个老人，瘦得像一架披着一层蜡黄色皮肤的骨头架子。他的嘴半张着，发出轻微的、带哨的呼吸声，眼窝深陷下去，整个人毫无生气，像一截被泡烂了的朽木。

跟着车一起来的是个面生的护工，看起来很年轻，一脸的惊慌失措。“医生，快，快看看……刘大爷他……”

“怎么发现的？”我一边戴上手套，一边快速地用手电筒检查老人的瞳孔。

“我……我晚上去给他喂饭，就发现他怎么叫都叫不醒，呼吸也……也不对了。”护工的声音带着颤抖，“前两天就吃得很少了，今天一天几乎没怎么进食。”

瞳孔对光反射迟钝，血压低得吓人，心率却代偿性地飙升。我掀开他身上那件已经看不出本色的旧T恤，胸口的皮肤一按一个坑，典型的重度脱水。再翻个身，背部和臀部大片的褥疮，有些地方已经发黑、破溃，深可见骨。长期营养不良，严重感染，电解质紊乱，休克前期……一连串的诊断在我脑子里瞬间形成。

“立即开通静脉通道，补液，上抗生素，心电监护，抽血全套，叫呼吸科和重症监护的来会诊！”我对着身边的护士小赵快速下达指令，一系列动作如同演练了千百遍的程序。

小赵应了一声，手脚麻利地开始准备。我看着病床上这个叫刘承德的老人，心里已经给他打上了一个标签：又一个典型的“失管老人”。子女要么不在身边，要么就是甩给一个不怎么尽心的护工，任其自生自灭。这种故事，在急诊科里，跟感冒发烧一样常见。我甚至能预见到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子女赶来，要么哭天抢地抱怨医院，要么一脸漠然地问还剩多少时间。

正在这时，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伴随着一股浓烈的酒气冲了进来。一个穿着挺括衬衫、手腕上戴着名牌手表的男人挤到我面前，他头发梳得油亮，但眉宇间全是焦躁和不耐烦。

“医生，我爸怎么样了？我是他儿子，刘强。”他一边说，一边还在侧着头，用肩膀夹着手机，“……对，在医院呢，晚点再说，先这样。”

我瞥了他一眼，宝马车的钥匙就攥在他手里，与病床上那个瘦骨嶙峋、衣衫污秽的父亲形成了极其讽刺的对比。

“情况很不好。”我言简意赅，“你父亲有基础病吗？比如高血压、糖尿病？”

“有吧……好像有。”刘强眼神有些飘忽，似乎在努力回忆一件离他很遥远的事情。

“什么叫‘有吧’？平时吃什么药？怎么控制的？”我的语气不由自主地冷了下来。

“哎呀医生，这些我哪儿清楚啊，平时都是他自己弄，后来请了护工……”他显得更加不耐烦了，仿佛我的问题是在找他麻烦，“你就别问这些了，用最好的药，进口的，不管花多少钱，钱不是问题！一定要把他给我救回来！”

“钱不是问题”，这句话我听得耳朵都快起茧子了。越是这么喊的人，往往越有问题。我心里冷笑一声，觉得他不过是在演戏，演给医生看，演给周围的人看，或许，也是演给他自己看。

“我们治病不是看药贵不贵，是对不对症。”我压着火气，继续追问，“你父亲有糖尿病史，平时血糖控制得怎么样？胰岛素是自己打还是你们帮忙打？”

问出这句话的时候，我看到刘强明显地愣住了，眼神瞬间躲闪开来，不再看我，而是投向了墙壁的某个角落。他嘴唇翕动了几下，含糊其辞地说：“他……他自己弄。”

就在他说完这句话的瞬间，我眼角的余光捕捉到了一个微小的细节。站在旁边一直不敢作声的那个小护工，下意识地朝刘强瞥了一眼，那眼神很复杂，有惊讶，有畏惧，还有一丝不忍。她的嘴唇也动了动，似乎想说什么，但最终还是把话咽了回去，低下了头。

这个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细节，像一根细小的鱼刺，卡在了我的心里。不对劲。刘强的回避，不像是一个大大咧咧、不关心细节的儿子所表现出的无知，那里面有一种更深的东西，一种近乎恐惧的逃避。一个连父亲用不用胰岛素都答不上来的人，却开着宝马，嚷嚷着“钱不是问题”，这本身就是一出滑稽剧。但这出滑稽剧的背后，似乎并不只是“不管不问”这么简单。我的直觉告诉我，这里面有事。

抢救在紧张地进行，老人的生命体征暂时被药物和机器维持住了。刘强在走廊里来回踱步，不停地打着电话，声音压得很低，但“麻烦”、“走不开”、“一堆事儿”这些词还是断断续续地飘进了我的耳朵。

大概半个多小时后，又一个身影出现在了急诊室门口。是个女人，四十多岁的样子，穿着一身普通的职业套装，面容憔悴，神情麻木。她径直走到刘强面前。

“怎么才来？”刘强的语气充满了火药味，像是在质问一个迟到的下属。

“我下班坐地铁过来，不要时间吗？”女人冷冷地回答，声音里听不出一丝波澜。她就是刘敏，老人的女儿。

“电话里跟你说了很严重，你还磨磨蹭蹭的！”

“来了又有什么用？”刘敏的目光越过刘强的肩膀，投向了抢救室里那个被各种管线缠绕的身影，她的眼神里没有悲伤，没有焦急，只有一种近乎解脱的淡漠，“他这辈子，死在哪不都一样。”这句话像一盆冰水，把我心里刚刚升起的那点对“不孝子”的鄙夷，浇了个透心凉。

我呆住了。

我见过很多对父母冷漠的子女，但这种冷漠，冷得不像亲人，更像仇人。刘强的“表演型焦虑”和刘敏的“决绝式冷漠”，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出现在同一个父亲的病床前，形成了一种诡异到令人脊背发凉的磁场。

我看着他们兄妹俩，一个焦躁地在演，一个冷漠地在看。这出司空见惯的家庭闹剧，似乎有一个我完全没看过的剧本。、

我心里的那个巨大问号，第一次有了具体的、扭曲的形状。为什么？他们到底在掩饰什么？又在恐惧什么？

刘承德的情况，就像一艘千疮百孔的破船，在急诊科这个临时的港湾里被我们用尽力气拖拽着，勉强没有立刻沉没。

各项指标都差得一塌糊涂，感染指标爆表，肾功能衰竭，肝脏也出现了损伤。经过一夜的抢救，命是暂时吊住了，但所有人都心知肚明，这不过是靠着现代医学的各种机器和药物，在和死神拔河。而绳子的另一头，力气大得惊人。

按照流程，他被送进了重症监护室，也就是ICU。那扇厚重的、需要刷卡才能进入的门，隔开了两个世界。门外，是焦灼、等待和无能为力的家属；门内，是仪器单调的滴滴声、呼吸机规律的起伏声，和一个个与死神赛跑的白色身影。

急诊室外的走廊，清静了没多久，就成了刘家兄妹的新战场。只是这场战争，打得无声又激烈。

刘强的“表演”还在继续，并且愈发卖力。他几乎没离开过医院，但也没见他怎么合眼休息。他就像一只被关在笼子里的困兽，在ICU门口那条不算长的走廊上，来来回回地踱步。他的手机成了他最重要的道具，每隔一会儿就要拿起来大声地讲电话。

“哎，别提了，老头子住院了，情况很不好……对，在ICU呢，一天一万多，谁受得了啊……”这是对朋友的抱怨，声音里充满了“我为这个家付出太多”的疲惫和委屈。

“那个合同你先盯着，我这边实在走不开！医院里一堆事儿呢！……对对，人命关天嘛！”这是对生意伙伴的交代，把自己塑造成了一个有孝心、有担当，为了父亲不惜耽误生意的“大孝子”。

他会抓住每一个从ICU里出来的医生或者护士，哪怕只是进去送个东西的，他都会一个箭步冲上去，攥着人家的胳膊，急切地问：“医生，我爸怎么样了？有没有好一点？你们一定要救活他，多少钱都行！”这句话，他一天至少要说上十几遍，每一次都说得情真意切，眼眶泛红。

可我注意到一个细节。ICU每天下午三点有固定的探视时间，家属可以隔着玻璃窗看望病人。刘强一次都没有靠近过那个探视窗口。

他总是站在走廊的最远处，伸着脖子往里望，或者干脆就背过身去继续打电话。仿佛那扇透明的玻璃后面，不是他命悬一线的父亲，而是什么会吞噬他的怪物。

与他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刘敏。

刘敏就像是这出喧闹戏剧里的一个静音符号。她大部分时间都坐在走廊尽头那排冰冷的塑料椅子上，像一尊没有灵魂的雕塑。

她不说话，不哭泣，甚至不怎么玩手机。就是那么安静地坐着，目光空洞地投向地面上的一块瓷砖，仿佛要在上面看出花来。

我尝试跟她沟通病情，解释她父亲目前面临的风险，比如随时可能出现的心脏骤停，或是无法控制的感染。她只是静静地听着，在我讲完后，抬起头，麻木地点点头，说：“陈医生，我们知道了。你们……按规定办就行。”

“按规定办”，这五个字从一个女儿嘴里说出来，冰冷得像手术刀。没有疑问，没有恳求，没有一丝一毫的情感波动。她的这种冷静，在整个焦灼、慌乱的医院环境里，显得那么格格不入，甚至有些残酷。小赵私下里跟我说：“陈医生，那女的也太冷血了吧？她爸都在里面那样了，她跟没事人一样。”

我没说话。以前我或许也会这么想，但现在，我只觉得这潭水，比我想象的要深得多。

兄妹俩之间唯一的交流，都像浸满了汽油的干柴，一点就着，而那个火星，永远都是“钱”。

刘强在走廊里堵住正准备去打水的刘敏。“医药费你打算怎么办？我已经垫了五万进去了，ICU这费用你也是知道的。”他的语气，不像商量，更像是讨债。

刘敏抬起眼皮，看了他一眼，那眼神就像在看一个陌生人。“他的退休工资卡、存款，不都在你那儿吗？我手里一分钱都没有。”

“那点钱够干什么的？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跟我算这个？”刘强压低了声音，但怒气已经快从嗓子眼里喷出来了。

“我没跟你算。”刘敏的声音依旧平淡，却字字扎心，“是你自己要演这出孝子戏的。你愿意花钱买你的心安，那是你的事，别拉上我。”

“你……你他妈说的是人话吗？！”刘强被彻底激怒了，要不是在医院走廊，我毫不怀疑他会一巴掌扇过去。

“是不是人话，你心里清楚，我也清楚。”刘敏说完，不再看他，转身就走。

我站在不远处的医生办公室门口，将这一切尽收眼底。他们的争吵，核心从来不是父亲的生命，而是责任的划分和金钱的纠葛。刘强想拉着妹妹一起“承担”，来证明这不是他一个人的“义务”。而刘敏，则用最决绝的方式，把自己从这场她眼中的“闹剧”里摘了出去。

看着他们，我突然想起了我自己。

就在刘承德被送来的前一天，我爸给我打了个电话，还是那套老说辞，让我周末回家吃饭，说我妈念叨我了。我几乎是条件反射般地回答：“这周不行，科里忙，排了班，走不开。”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然后是我爸那句熟悉的、带着点失望的嘟囔：“行吧，忙，你们都忙。”然后就挂了。

我真的是在忙吗？是真的。急诊科就没有不忙的时候。可如果我真的想回，哪怕是请半天假，调个班，总能挤出时间来。说到底，“忙”已经成了我最顺手、最心安理得的借口。我在用这个借口，逃避回家后我妈的唠叨，更在逃避和我那个同样固 ઉ执、没话说两句就要抬杠的父亲的相处。我们父子俩的关系，就像两只刺猬，谁都不知道该怎么拥抱对方，只能远远地保持着一个看似安全的距离。

我这种“借口式疏远”，和刘强的“表演型孝顺”，本质上到底有多大的区别？他用钱和夸张的言行来构建一个“孝子”的形象，来填补内心的某种空洞；我用“忙碌”和“责任”来构建一个“好医生”的形象，来掩盖对家庭的疏忽。我们，是不是都在用不同的方式，演给别人看，也骗着自己？

想到这里，我后背竟起了一层冷汗。我不再觉得刘强可笑，也不再觉得刘敏冷血。他们的行为像一面扭曲的镜子，模模糊糊地照出了我自己的影子。我第一次感觉到，我不仅仅是一个旁观者，一个高高在上的评判者。在这场关于亲情的拉锯战里，或许，我们每个人，都是局中人。

在ICU里，刘承德的病情就像被勉强压在水底的葫芦，我们一松手，它就以更快的速度浮上来。平稳了不到二十四小时，情况就急转直下。

多器官衰竭的迹象越来越明显，血压像坐了滑梯一样往下掉，即便用上了顶级的升压药，也只是勉强维持在一个岌岌可危的水平。抢救的警报，再一次在ICU内部拉响。

作为主管医生，我一整天都泡在病历和各种化验单里，试图从那一大堆糟糕的数字中找到一丝希望，但结果令人沮丧。傍晚时分，我拖着疲惫的身体走出ICU，准备找家属进行又一次的病情沟通。

刚走到护士站，就看到小赵和另一位护士在整理刘承德入院时带来的随身物品。按照规定，这些东西需要家属清点签字后领走。东西不多，就一个小小的、破旧的布袋子。里面有几件换洗的内衣，已经洗得发黄，还有一个被摩挲得边角发白、表皮都快脱落的黑色人造革钱包。

小赵打开钱包，想看看里面有没有身份证件之类的。钱包里空空如也，一分钱都没有。但在最里面的夹层里，她摸到了一张折叠得整整齐齐的纸片。

“陈医生，你看这个。”小赵把那张纸片递给我。

我接过来，小心翼翼地展开。那是一张很老的照片，因为常年被折叠和触摸，边缘已经泛黄、起了毛边，中间的折痕处甚至有些断裂。照片的色彩也早已失真，带着一种旧时光特有的昏黄色调。

照片上，是一个笑得格外灿烂的年轻女人。她梳着两条长长的麻花辫，穿着那个年代特有的碎花衬衫，眼睛弯弯的，像月牙儿，里面盛满了光。

她的怀里，抱着一个襁褓中的婴儿，婴儿的脸胖嘟嘟的，睡得很沉。女人的脸上，洋溢着一种纯粹的、不含任何杂质的幸福。

这个女人是谁？我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肯定不是刘强和刘敏的母亲，我看过刘承德的病历资料，他的妻子在十几年前就因病去世了，照片上的女人看起来太年轻了。

我拿着照片，走到了走廊里。刘强依然在焦躁地踱步，刘敏则像入定般坐在老地方。

“刘强，刘敏，你们过来一下。”我把他们叫到一起。

我把那张照片递到他们面前，“这是在你们父亲钱包里找到的，你们认识吗？”

刘强低头看了一眼照片。就在他目光触及照片上那个女人的脸的瞬间，他的脸色“刷”地一下，变得惨白，那种白，是血色瞬间从脸上褪尽的、毫无生气的惨白。

他的身体甚至不受控制地往后退了半步，像是被什么滚烫的东西烫到了一样，嘴里下意识地喃喃出声：“怎么……怎么还在……”声音小得几乎听不见，却充满了惊恐和不可置信。

而一直麻木冷漠的刘敏，在看到照片的那一刻，整个人都僵住了。她的目光死死地钉在那张照片上，像是被吸了进去。我清楚地看到，她的双手猛地攥成了拳头，指甲深深地陷进了掌心里，手背上青筋暴起。她的眼眶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迅速泛红，水光在里面聚集、翻滚，但她死死地咬着下唇，强忍着，硬是没让一滴眼泪掉下来。那是一种比嚎啕大哭更让人心悸的悲伤。

这张小小的、泛黄的照片，就像一把生了锈的钥匙，用一种粗暴的方式，捅开了一个被他们家庭尘封了不知多少年的秘密锁孔。

兄妹俩这两种截然不同却又同样激烈的反应，彻底推翻了我之前所有的猜测。

这绝对不是一个简单的“不孝”故事。不孝的子女，不会因为一张旧照片而有如此天翻地覆的情绪变化。刘强的惊恐，刘敏的悲痛，都指向了一个被深埋的过去。这个照片上的女人和婴儿，到底是谁？他们和这个家庭，和刘承德，又有着怎样千丝万缕的联系？

我的好奇心，在这一刻被彻底点燃了。这已经不再是医生对一个疑难病例的好奇，而是一个普通人，对于另一个复杂、扭曲的人生的探究欲。这个家庭内部，一定发生过什么天大的事情，这件事，就像一个巨大的创口，即便时隔多年，也从未愈合，只是被潦草地掩盖了起来。而刘承德的濒死，就像是撕开了那层遮羞布，让里面腐烂的血肉暴露了出来。

我开始不动声色地、更加细致地观察他们。我想要从他们每一个无意识的表情和动作中，拼凑出真相的碎片。我甚至让小赵悄悄去问那个送老人来的护工，老人清醒的时候，有没有念叨过什么。

小赵很快给了我回音。她说，护工讲，老人最近这半年，时而清醒时而糊涂。糊涂的时候，谁都不认，嘴里就总是反复念叨一个名字。因为老人说话含糊，护工也听不清具体叫什么，只听清了一个字，“晴”，像“晴天”的“晴”。

晴……

照片上那个笑得像晴天一样的女人。

我的心里，仿佛有一道闪电划过。

夜色越来越深，医院的走廊也渐渐安静下来，只剩下仪器运作的低微声响，和远处偶尔传来的咳嗽声。刘承德的情况还在持续恶化，人工肝、血滤机、呼吸机……所有能用上的设备都用上了，但他就像一个被戳了无数个洞的皮球，我们这边拼命往里打气，那边却漏得更快。

我知道，是时候了。是时候进行那场每个重症医生都必须面对，却又最不愿面对的谈话了。

我把刘强和刘敏叫进了我的办公室。办公室不大，一张办公桌，两把椅子，空气里弥漫着一股挥之不去的消毒水味。我让他们坐下，自己则靠在桌边，这样能让我和他们保持一点距离，也让我自己显得更冷静、更客观。

“情况，我想你们已经有心理准备了。”我开门见山，不想有任何拐弯抹角。对濒死病人的家属，任何的委婉都可能被误解为“还有希望”，从而导致更久的痛苦。

“你父亲现在是深度昏迷，完全没有自主呼吸，靠呼吸机维持；血压需要两种以上的升压药才能勉强撑住；肾脏已经不工作了，我们在给他做持续的血液透析，也就是人工肾；肝功能也在衰竭……”

我没有去看他们的表情，只是用最冷静、最客观的语气，陈述着一个个残酷的医学事实。我像一个冰冷的宣判官，逐一列举着刘承德身体的败坏。

“……他现在身体的每一个器官，都在走向终点。我们目前所做的一切，从医学角度来看，已经失去了治疗的意义。说得直接一点，我们只是在用机器和药物，延长他死亡的过程。”

办公室里的空气仿佛凝固了，安静得能听到墙上挂钟秒针走动的“嗒、嗒”声，每一下，都像敲在人的心上。

我深吸一口气，从抽屉里拿出两份文件，轻轻地放在他们面前的桌子上。一份是《放弃抢救知情同意书》，另一份是《DNR（不予心肺复苏）指令单》。

“我建议，可以考虑让他有尊严地、平静地离开。继续这样下去，对他本人来说，是一种巨大的痛苦和折磨。每一次插管，每一次用药，都是在摧残他已经极度脆弱的身体。这不是在救他，这是在折磨他。”

我把话说完，整个办公室陷入了令人窒息的沉默。

刘强低着头，双手交叉，手指因为用力而指节发白。他死死地盯着桌上的那两份文件，仿佛那不是纸，而是两块烧红的烙铁。

过了许久，一直沉默的刘敏，有了动作。

她慢慢地抬起头，那张麻木的脸上，第一次出现了一种极其复杂的表情，像是痛苦，又像是解脱。她伸出手，拿起了桌上的那支笔。她的手在不受控制地微微发抖，但她的眼神却异常坚定。

她没有立刻签字，而是转头看向了她的哥哥，刘强。

“哥，”她开口了，声音沙哑，却异常清晰，“签字吧。”

她停顿了一下，像是在积攒力气，然后一字一顿地、用一种我从未在她身上看到过的、压抑了太久的恳求语气说：“放过他，也……放过我们。”

“放过我们”这四个字，像一把锥子，狠狠地扎进了刘强的心里。

他像是被踩了尾巴的猫一样，瞬间就炸了！

“你闭嘴！”他猛地从椅子上弹起来，一把推开了刘敏伸过来的那支笔。笔掉在地上，发出清脆的响声。

他转过身，通红的眼睛死死地瞪着我，一根手指几乎要戳到我的鼻子上，声嘶力竭地吼道：“你们什么意思？！我爸还没死！你们就是想省事！就是嫌麻烦！我告诉你们，只要他还有一口气在，就得救！就得给我用最好的药！你们不救，我就去告你们！我告到卫生局，告到电视台，我让你们所有人都干不成！”

他的愤怒是如此真实，如此猛烈，充满了绝望和不顾一切的疯狂。那已经完全超出了我之前所认定的“表演”的范畴。这不是在演戏，这是一种源于内心最深处的恐惧和抗拒。

他不是在捍卫父亲的生命，他像是在拼命阻止某件对他而言至关重要的事情的终结。

而刘敏那句“放过我们”，也绝非仅仅是对哥哥的劝说。那更像是一种在悬崖边上，对另一个同样被绑在绳子上的人的哀求——我们一起跳下去吧，结束这一切。

办公室里，那两份薄薄的同意书，静静地躺在桌上。它们不再是简单的医疗文件，它们像一个冷酷的审判者，等待着这个家庭内部，一场迟到了几十年的、最后的裁决。

故事的张力，在这一刻，被拉到了极致。我看着暴怒的刘强，和再次陷入死寂的刘敏，心里只有一个念头：这把锁，马上就要被彻底撬开了。

面对刘强歇斯底里的咆哮和威胁，我没有和他争辩。在急诊科十五年，我见过比这更激烈的场面，家属砸东西、动手的都有。我知道，当一个人的情绪被恐惧和绝望填满时，任何道理都是苍白的。

我只是静静地看着他，任由他的怒吼在小小的办公室里回荡。等他吼得嗓子都哑了，胸口剧烈地起伏，我才缓缓地、用一种近乎平静的语气开口。

我说：“刘先生，我理解你的心情。但是，你能不能去监护室的窗口看一眼？”

我的话让他愣住了。

我继续说：“你去看一眼，你父亲的嘴里插着呼吸机的管子，脖子上插着深静脉的管子，手臂上是动脉监测的管子，大腿根还有做透析的管子。他全身浮肿，皮肤因为药物刺激已经开始出现斑点。你听到的心跳声，不是他自己的，是升压药泵进去的；你看到的呼吸起伏，也不是他自己的，是呼吸机吹进去的。我们现在每多维持他一分钟，他身体里的这些管子就要多工作一分钟，那些强力的药物就在多摧残他一分钟。这不是救他，是在用现代医学最残酷的方式，凌迟他。你真的……要他以这种方式离开吗？”

我的语速很慢，每一个字都说得很清楚。我没有提高音量，但这些话像一根根细长而锋利的针，精准地、一根根地，戳破了刘强用愤怒和咆哮撑起来的那个巨大而坚硬的气球。

他所有的激动，所有的疯狂，在这一瞬间，全部都泄掉了。

他呆呆地看着我，又看了一眼角落里沉默不语的刘敏，眼神中的那种不顾一切的疯狂，慢慢褪了下去，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无边无际的空洞和茫然。他像一个被瞬间抽掉了所有骨头的人，身体一晃，重重地瘫坐回椅子上，发出了“咯吱”一声响。

办公室里，再次陷入了那种令人窒息的沉默。这一次，比上一次更加漫长。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我能听见刘强粗重的、混乱的呼吸声。他低着头，我看不清他的脸，只能看到他剧烈起伏的肩膀。

不知过了多久，或许是一分钟，或许是十分钟，他终于动了。

他颤抖着手，伸向了桌上的那支笔。他的手抖得不成样子，那支轻飘飘的圆珠笔在他手里，仿佛有千斤重。他试了几次，才终于把它握紧。

然后，他拿过那份《放弃抢救知情同意书》，在“家属”那一栏的横线上，开始写字。

他的动作很慢，很慢，一笔，一划，写下了“刘强”两个字。那两个字，被他写得歪歪扭扭，力透纸背，像是在用尽全身的力气，进行一场无声的搏斗。

就在他写完最后一笔的那个瞬间，他“啪”地一声扔掉了笔，仿佛那是什么会灼伤他的东西。

我以为他会像很多家属一样，在做出这个艰难的决定后，表现出一种如释重负，或是一种麻木的悲伤。

他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