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小学教师也搞末位淘汰制吗？人民教师每天含辛茹苦，对他们上纲上线合理吗？
今年贵州长顺县发布了教师退出机制后，各地纷纷开始搞起了老师末位淘汰制：连续三次考核不通过，就直接下岗。部分家长立刻拍手称快，觉得“那些混日子的老师早就该被淘汰了”；另一边的老师则集体抗议，质疑“考核标准谁说了算呢？是领导打分还是家长投票呀？”
其实这场争论早在2022年就埋下了伏笔，当年浙江、北京就提出过建立教师退出机制，只是今年各地才开始拉开大幕。老师可能也会觉得不服气，为什么整个社会就是跟老师过不去呢？
但其实这场缩编大战砸碎的是每一个“铁饭碗”。从2023年开始，国家机关人员就缩减了5%，老师之所以震感最强，是因为这个群体太庞大——全国加起来的老师接近1880万人，占到了体制内总人数的47%。
但和人满为患的教师编相对应的，却是不断下滑的“收益率”。在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中，我国新生人口数量跌得一塌糊涂，从2016年的1846万到今年的900万，少了将近一半。
人少了，自然就不需要那么多学校。光是2023年，全国就有5600多所小学关闭。这就好比原来一个萝卜一个坑，现在坑变少了，萝卜还是那么多，你说萝卜们能不着急吗？以前捧着铁饭碗，好歹大家都能有饭吃；但现在饭碗数量有限，自然就要开始内卷，谁更优秀谁才能留下来。
这么看，老师实施末位淘汰制似乎是大势所趋，但事情真的这么简单吗？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太好了，有淘汰制，老师们肯定拼命抓教学，到时候学生的成绩岂不是坐着火箭往上窜？”
这个想法听起来很美，却漏洞百出。大家想想，如果学生分数真的成了衡量老师的唯一标准，那老师们肯定会挤破头去教那些基础好、天资聪颖的尖子生，毕竟在这样的班出成绩快，自己也安全，不用担心会成为末位；而那些更需要帮助、基础薄弱的学生反倒可能成了烫手山芋，谁都不愿意接。
再或者说，体育、音乐、美术这些老师怎么办呢？他们的科目又不参加主要考试，他们的业绩如何量化呀？难道是比哪个班在校运会上拿到的奖牌多，还是比谁带的合唱团在市里拿的名次高？如果找不到公平的考核方式，这些陶冶情操、关乎孩子全面发展的副课老师，会不会成为首批被优化的对象呢？
那这个世界上有没有其他国家经历过类似的事情，可以给我们提供一点儿前车之鉴呢？还真有，我们的邻居日本早就淌过了这条河。在1986年，日本的老师是名副其实的“金饭碗”，属于国家公职人员，工资比普通白领高出近20%，社会地位又高，比我们过去对老师的推崇有过之而无不及。
但是到了1990年，日本生育率也开始了缩减，孩子越来越少，幼儿园里甚至出现了老师比孩子多的情况。于是日本政府发现要不了那么多老师了，就干脆来了招狠的，直接把老师踢出了公务员队伍，结果工资暴跌30%，福利全没了，铁饭碗一夜之间变成了临时工，各种杂活也全丢给老师，工作压力直接翻倍，每周上班时间从40小时增长到了62小时。
时间久了，优秀的人才纷纷离开，原本教书育人的行业，反而成了混日子人的聚集地。
这么一看，咱们好像正在走日本的老路，都是因为孩子少了，所以要对老师“动刀子”。但中国的情况其实比日本要复杂得多，如果简单地把答案硬套在自己身上，那就大错特错。
我们面临着孩子变少的压力不假，但这个压力还叠加了我们国家一个巨大的现实，那就是各地的教育发展不均衡：当上海、北京的一些学校为招不满学生发愁时，广大中西部地区的农村学校却还在喊缺老师，他们缺老师，尤其缺好老师。
所以我们国家的核心难题不是老师太多，而是好的老师都扎堆在大城市和好学校，偏远和薄弱学校却无人问津。这种根本性的差异自然也就决定了我们的应对方式不同：日本当时的全面收缩是因为财政压力下被迫做减法，而中国现在的一系列动作更像是一场主动的调整和优化，不仅要控制老师数量，还要提升质量，让教育资源分布得更合理、更公平。
不是只单纯思考“学生少了怎么办”，更需要思考“如何让每个孩子无论出生在哪里，都能享受到优质的教育”。
这条路走起来肯定不容易，轮岗会遇到现实阻力，编制改革会带来身份困惑，这些都需要一步步解决。但可以肯定的是，中国教育的未来不是在简单重复日本的故事，未来教师缩编也是必然，但这并不代表我们不需要教师，我们从始至终需要的都是坚守教育理想的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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