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省委书记，本来上级说好让他干到1987年退休，结果1982年才升任第一书记，1986年初就被免职了。
这位叫项南的福建一把手，在位期间把晋江那些小作坊扶持成了后来的安踏、特步，把厦门特区搞得风生水起，最后却因为辖区内出了假药案被拿下。
更离谱的是，他回北京接受审查，愣是两年不签字，非要跟上面争个说法。
这个60多岁的老头子到底在坚持什么？
1980年那会儿，项南从农林部常务副部长的位子上被调到福建当常务书记。
这个安排挺突然的，他自己都没想到会去东南沿海。
到了福建一看，这地方穷得很，农民还在吃返销粮，工业基础薄弱得可怜。
项南这人有个特点，喜欢往基层跑。
他不爱坐在省委大院里听汇报，隔三差五就往县里乡里钻。
福建那时候保守势力还挺大，包产到户这事很多干部不敢碰，觉得这是走资本主义道路。
项南偏不信这个邪，他跑到农村实地看，发现农民分田到户后积极性明显高了，粮食产量上去了，日子也好过了。
省里开会讨论这事的时候，反对的声音很大。
有些老干部说这是复辟资本主义，说项南是右倾机会主义。
项南当时就拍了桌子，他说老百姓吃不饱饭才是最大的问题，管它什么主义，能让农民填饱肚子就是好办法。
这话说得够直白，把那些保守派堵得没话说。
1982年，项南正式接任福建省委第一书记。
这一年他已经62岁了，按说是该考虑退休的年纪，可他接手的担子更重了。
福建沿海有个厦门特区，是邓小平批的四个经济特区之一，可那时候根本没多少钱搞建设，连基础设施都不完善。
项南接任第一书记后，把很大精力放在厦门特区上。
这个特区建设需要大量资金和政策支持，福建自己拿不出那么多钱，只能向中央要。
项南那段时间经常往北京跑，见人就说厦门特区的困难，请求给政策给资金。
他这个人性格直爽，跟中央领导汇报工作从不藏着掖着。
有一次他跟邓小平汇报，说厦门特区现在就像一个刚出生的孩子，嗷嗷待哺，中央得给奶吃才能长大。
邓小平听了这话笑了，说你这个项南会比喻，确实该支持。
就这样，项南三天两头进京，硬是给厦门要来了不少优惠政策和专项资金。
那几年他在北京的时间可能比在福州还多。
有福建的干部开玩笑说，项书记都快成北京常驻代表了。
可项南不在乎这些说法，他觉得为了福建发展，多跑几趟北京算什么。
厦门特区那时候每年都有新变化，码头建起来了，工业区规划出来了，外资企业也开始进来了。
1985年，项南已经65岁了，照规定该退休了。
可中央考虑到福建改革正在关键时期，特批他继续留任。
这个破格任命让项南更加卖力，他觉得组织信任他，他得对得起这份信任。
谁知道就在这一年夏天，出事了。
项南对晋江的关注比对厦门还早。
他第一次去晋江调研是1981年，当时晋江还是个贫困县，人均收入在全省排倒数。
可项南发现这地方的农民有股子闯劲，包产到户后不光种田，还搞起了小作坊。
有的农民家里办鞋厂，就是几台缝纫机几个工人，做些布鞋拖鞋卖。
有的做服装，有的做小五金。
这些家庭作坊规模都不大，可架不住数量多，整个晋江县到处都是这种小工厂小作坊。
项南看到这个情况眼睛一亮，他觉得这就是农村工业化的路子。
回到省里，项南专门召开会议研究晋江经验。
他提出要大力支持乡镇企业发展，给政策给资金，让晋江的经验在全省推广。
这个提法又遭到了反对，有人说这些小作坊是资本主义尾巴，应该割掉而不是鼓励。
还有人说这些企业质量没保障，迟早要出问题。
项南当时就急了，他说农民自己想办法致富，政府不但不支持还要打压，这叫什么道理。
他力排众议，给晋江的乡镇企业争取到了贷款支持，还协调解决了用地用电的问题。
到1984年，晋江的乡镇企业已经发展到上千家，产值占了全县经济的大头。
那时候晋江做鞋的特别多，各种运动鞋、旅游鞋铺天盖地。
项南每次去晋江，当地干部都会带他去看新办的企业。
他看到那些农民企业家从一无所有到办起工厂，脸上的笑容比谁都真。
项南心里高兴，觉得这才是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的正道。
1985年夏天，晋江出了个大事。
县里一家制药厂生产的药品被查出有质量问题，说是假药。
这事一下子闹大了，因为这批药流向了好几个省，影响范围很广。
中央很快就知道了这件事，要求福建严肃处理。
项南接到报告后心里一沉，他知道这事麻烦大了。
晋江制药厂是他力推的乡镇企业之一，现在出了假药案，他这个省委书记难辞其咎。
可项南第一反应不是推卸责任，而是立即组织调查，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影响有多大。
调查结果出来后，项南主动向中央作检讨。
他在报告里说，晋江假药案反映出福建在发展乡镇企业过程中监管不到位，作为省委第一书记，他负有主要领导责任。
这份检讨写得很诚恳，可有些人不这么看，他们觉得这正好是个机会，可以借此打击福建的改革势头。
1985年底，上面开始有风声说要调整福建领导班子。
项南听到这个消息，心里明白是针对他来的。
可他没想到动作会这么快，1986年1月，中央正式通知免去他的省委书记职务，让他回北京接受中纪委审查。
项南回到北京，住进了中纪委的招待所。
审查组的人找他谈话，拿出一份材料，说他在福建工作期间犯了严重错误，搞资本主义复辟，对晋江假药案负有直接责任，要给他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项南看完材料，当场就拒绝签字。
他说晋江假药案他认错，监管不力他也承认，可你们说他搞资本主义复辟，这个他不认。
他说福建这几年搞的是改革开放，是执行中央的政策，怎么能说是搞资本主义复辟呢。
审查组的人劝他签字，说这是组织决定，你签了字这事就算过去了。
项南说不行，他签了字就等于承认福建这几年的改革是错的，那些乡镇企业就要被定性为资本主义尾巴，以后还有谁敢搞改革。
就这样，项南跟审查组僵持上了。
每次谈话都是一样的结果，审查组要他签字，他就是不签。
有人劝他说你都这么大年纪了，何必跟组织较劲，签了字好好养老不好吗。
项南说他争的不是自己能不能当官，他争的是给改革一个说法，给后来人一个交代。
这一僵持就是两年。
1986年、1987年，项南一直住在招待所里，每个月都要接受几次谈话，每次都是同样的内容，同样的争执。
他的身体本来就不太好，这样折腾下来更是每况愈下，可他就是不松口。
1987年十三大召开，新的领导班子上台，对改革开放的态度更加明确。
项南抓住这个机会，再次向上级申诉，要求重新审查他的案子。
这次上面的态度有所松动，毕竟时代变了，再拿资本主义复辟的帽子扣人已经说不过去了。
最后这事不了了之，处分决定也不提了，就给项南安排了个全国政协常委的闲职，算是勉强收场。
项南虽然没争到彻底翻案，可至少没有背上那个罪名，这对他来说已经是最大的胜利。
离开北京后，项南基本上就退出了政治舞台。
他回到福建住了一段时间，看着当年那些小作坊变成了大企业，心里五味杂陈。
那些他扶持过的企业家来看望他，说要不是项书记当年顶着压力支持他们，就没有今天的成就。
1997年，项南因病在北京去世，享年77岁。
讣告发出后，晋江的农民自发组织起来，几千人从福建赶到北京送他最后一程。
这些农民里有的已经是企业家了，有的还在经营小厂，可他们都记得那个为他们说话、为他们担责的项书记。
追悼会那天，晋江来的队伍排得很长，很多人哭得很伤心。
他们拉着横幅，上面写着"项书记，晋江人民永远怀念您"。
这场面让很多人动容，一个省委书记能让老百姓这么怀念，说明他当年做的事确实是为了人民。
项南去世后的这些年，晋江发展得越来越好。
当年那些小鞋厂变成了安踏、特步、361度这些全国知名品牌，晋江也成了中国鞋都。
每次提到晋江模式，当地人都会说起项南，说要不是他当年力挺，晋江不会有今天。
福建人对项南的怀念一直没断过。
每年清明，都有晋江的企业家自发去北京给他扫墓。
他们说项书记当年为了保护我们，把自己的仕途都搭进去了，这份恩情忘不了。
这种跨越几十年的感念，恐怕是项南生前没有想到的。
项南的故事说明白了一个道理，真正的改革者往往要付出巨大代价。
他在最该安享晚年的时候选择了战斗，不是为了保住自己的官位，是为了给改革正名。
那两年不签字的倔强，守住的是改革开放的方向，护住的是千千万万想要过好日子的老百姓。
福建人几十年的怀念不是偶然，那是人民对真正为他们办事的干部最朴素的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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