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那是1975年的深秋，大巴山的雾气浓得像化不开的尸水，闷得人胸口发慌。
沈婉坐在那张断了一条腿的木头椅子上，手死死捂着肚子，指关节白得像死人的骨头。
她看着我，牙齿打颤，不知是冷还是怕：
“志刚，这肚里的东西是个祸害，可我舍不得弄死他。我想让他看看太阳。”
我刚想张嘴，屋外忽然亮起两道惨白的大灯。
那是“红旗”轿车的车灯，像两把雪亮的手术刀直接捅进了这穷山沟的黑夜里。
她说：“记着，闭上嘴，活着。”
那是她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之后二十年，我再也没听过她的声音。
01
大巴山的雨下起来没完没了，像是在给这个穷得掉渣的地方洗澡，却怎么也洗不干净那股子深入骨髓的霉味。
我是个知青，也是个赤脚医生。
那时候，我的手不像现在这么金贵。
那是双干粗活的手，手背上全是冻疮，裂开的口子像婴儿的小嘴，一沾水就往外渗着血水。
卫生所是村头的破庙改的，四面漏风。
沈婉是上面派下来的军医。
她不一样，她身上有股肥皂味，那是城里的味道，是那个年代我们这种泥腿子闻都不敢闻的味道。
她来的时候，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军装，那是村里人这辈子见过的最好看的衣服。
她不爱说话，那是大院里养出来的傲气，也是一种自我保护的壳。
那天晚上，雨下得特别大，砸在瓦片上“噼里啪啦”地响，像是有人在房顶上扔石头。
卫生所里只有我们两个人。
我在煮针头，水开了，咕嘟咕嘟地冒着泡。
沈婉坐在我对面，正在写一份思想汇报。
昏黄的煤油灯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投在剥落了泥皮的墙上，像个鬼影。
“陈志刚，”她突然开口了，声音很轻，像是怕惊动了外面的雨，“你想回城吗？”
我手里的镊子顿了一下，在铝饭盒边缘磕出一声脆响。
“想有个屁用。”我没抬头，看着水里的气泡，“我成分不好，家里还有个戴帽子的爹。这种好事轮不到我，我就烂在这山沟沟里算了。”
沈婉放下了笔，转过头看着我。
她的眼神很深，平时那种拒人千里的冷气好像散了一些，露出了底下的疲惫和惶恐。
“我也想回。”她说，“这里太冷了，冷得我骨头缝都在疼。可是我爸说，这是锻炼，是改造。我不懂，我都把自己改造得像个哑巴了，还要怎么改？”
我看着她，那张脸在灯光下白得透明。她那么瘦，军装穿在身上空荡荡的。
那一刻，我心里突然涌上一股子说不清的滋味，像是饿了三天的人看见了白面馒头，又像是看见了一只受伤的小猫。
“沈医生，”我站起来，从怀里掏出一个烤得半热的红薯，那是早晨大队长给我的，我一直没舍得吃，“吃点吧，热乎的。”
她愣了一下，看着那个黑乎乎的红薯，眼圈突然就红了。
接过红薯，她没有剥皮，就那样咬了一口。
“陈志刚，”她嚼着红薯，眼泪大颗大颗地往下砸，砸在煤油灯晃动的光影里，“我害怕。那天我看大队部的文件，说是形势又要紧了。我怕我死在这儿。”
“死不了。”我走过去，鬼使神差地伸出手，想帮她擦眼泪，手伸到半空又停住了，那是我的脏手，“有我在，死不了。要是真有那天，我背你也把你背出去。”
她抬起头，泪眼朦胧地看着我。外面的雷声轰隆隆地滚过，震得窗户纸哗哗作响。
在那个仿佛世界末日一样的雨夜里，在那盏随时会熄灭的煤油灯下，阶级、身份、前途，统统都失效了。
她突然伸出手，抓住了我停在半空的手。她的手冰凉，像块玉。
“志刚……”她喊了一声。
那一声喊，把我心里的火彻底点着了。什么纪律，什么后果，我都顾不上了。
我反手握住她的手，一把将她拉进怀里。她的身体在发抖，像是筛糠一样。
我们在那张唯一的诊疗床上滚在了一起。
那不是什么浪漫的事，那是两头被困在笼子里的野兽，在绝望里互相撕咬，互相取暖。
床板吱呀吱呀地响，混在雨声里听不真切。
我闻着她身上的肥皂味，混杂着泥土味和汗味，我觉得我要把她揉进我的骨头里。
完事后，她背对着我穿衣服，扣扣子的手一直在抖。
“陈志刚，”她的声音恢复了那种冷硬，但带着一丝颤抖，“今晚的事，烂在肚子里。传出去，咱俩都得被拉去游街，会被唾沫星子淹死的。”
“我知道。”我坐在黑暗里，摸出一根自卷的烟，“我这条命不值钱，你的命金贵。以后我就当没发生过。”
可有些事，是烂不掉的，它会在地里生根发芽。
两个月后，也是这样一个阴沉的天。
沈婉在给一个老乡看病的时候，突然捂着嘴跑出去，吐得昏天黑地。
等老乡走了，我关上门，看着她惨白的脸。
“有了？”我问，心跳得像擂鼓。
她瘫坐在椅子上，眼神空洞地看着房梁：“有了。两个月没来了。”
我脑子里“嗡”的一声，那是惊喜，也是惊恐。
在那个年代，未婚先孕，那就是作风问题，是要把人的脊梁骨戳断的罪名。
“生下来！”我一把抓住她的肩膀，手劲大得我想把她捏碎，“沈婉，这是我的种！咱们跑吧，往深山里跑，跑到没人认识咱们的地方，当野人我也养活你们娘俩！”
沈婉看着我，像是第一次认识我一样。
她惨笑了一下，伸手摸了摸我的脸，那是她第一次主动碰我。
“傻子。”她说，“陈志刚，你就是个傻子。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你能跑到哪去？就算跑进原始森林，没户口，没粮票，孩子生下来吃什么？吃草吗？”
“那也不能打掉！”我吼道，“那是命啊！”
“我也想留。”她的手盖在肚子上，眼神变得温柔又绝望，“这是个祸害，可他是我的骨肉。我想让他看看太阳，不想让他变成一滩血水。可是志刚，你知道我是谁家的女儿吗？你知道一旦家里知道了，会怎么处置我们吗？”
“我管你是谁！”我红着眼，“大不了就是一条命，我陪你死！”
“你陪不起。”沈婉摇摇头，眼泪流了下来，“有些人的车轮子碾过来，我们连惨叫的资格都没有。”
那时候我不懂她的话，我觉得只要有把力气，只要豁出命去，就能护住自己的女人和孩子。
02
那个晚上， 村长那条平时见人就躲的癞皮狗，那天夜里像是疯了一样，对着村口狂吠，直到被人一脚踹在肚子上，呜咽着夹着尾巴钻进了草垛。
我是被那两束强光刺醒的。
那光太亮了，亮得不像是这个穷山沟里该有的东西，它把破庙里的灰尘都照得清清楚楚，像是无数只飞舞的虫子。
“来了。”沈婉坐在床上，已经穿戴整齐。
她甚至把那颗快要掉下来的风纪扣都扣得严严实实。
她的脸白得像一张纸，但神情却出奇地镇定，那是上刑场前的镇定。
两辆黑色的红旗轿车，像两口巨大的、黑漆漆的棺材，无声无息地压在村口的烂泥地上。
车轮上沾满了黄泥，却掩盖不住那股逼人的贵气和杀气。
车门开了，下来三个男人。
穿着笔挺的呢子大衣，皮鞋锃亮，踩在泥水里连眉头都不皱一下。
他们不像是在走路，像是在执行一道死命令。
我抄起一把平日里用来割草药的镰刀，手心里全是冷汗。
我想冲出去，我想为了我的女人拼命。
“别动。”沈婉按住了我的手。她的手劲大得惊人，指甲深深地掐进我的肉里，“陈志刚，你看清楚了，那是红旗车。你那把镰刀，连车漆都刮不花。你冲出去，就是个死，连个响声都听不见。”
领头的人走进来了，没看我一眼，仿佛我就是这破庙里的一尊泥塑。
他对着沈婉微微弯了弯腰，声音冷得像冰碴子：
“二小姐，首长让接您回去。现在就走。”
沈婉站了起来，她没有看那个人，而是转过身，深深地看了我一眼。
那一眼，包含的东西太多了。有绝望，有不舍，还有一种母亲护犊子的决绝。
她指了指肚子，嘴唇动了动，没出声。
我读懂了，那是三个字： 活下去。
她走了出去，背挺得笔直。
走到车门口时，她突然回过头，对着黑漆漆的大山喊了一嗓子：
“陈志刚！忘了吧！把这儿的一切都忘了！”
车门“砰”地一声关上了，像是把两个世界彻底隔绝。
那两辆车调了个头，红色的尾灯像两只流血的怪兽眼睛，在颠簸的山路上晃了几下，就被黑暗吞噬了。
我像个傻子一样追了出去。我跑掉了鞋，脚底板被石子割得稀烂，但我感觉不到疼。
我追着那渐渐消失的红点，直到肺都要炸了，直到一头栽进路边的水沟里。
那一晚，大巴山的风真冷啊，吹得人骨头缝都在疼。
我趴在烂泥里，对着那个方向磕了三个头。一下，两下，三下。
磕完头，那个热血的陈志刚死了。活下来的，是一具等着复仇的行尸走肉。
03
沈婉走后的日子，我活得像个鬼。
村里人都在背后戳脊梁骨，说那个女军医是被上面接回去享福了，说陈志刚是个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最后落得一场空。
我不辩解，谁要是当面说，我就用那种看死人的眼神看着他，直到他自己闭嘴。
我开始像疯狗一样干活。白天在大田里累得直不起腰，晚上就在那盏煤油灯下看书。那几本破医书被我翻烂了，我又去县城废品站淘来了数理化丛书。
我要去北京。这个念头成了支撑我这具躯壳不倒下去的唯一那口气。
1977年，大喇叭里滋啦滋啦地喊着恢复高考了。
那天我在猪圈里起粪，听到广播，我把铁锨往粪堆里一插，站在那儿大笑。
笑得眼泪鼻涕流了一脸，旁边的猪都被我吓得嗷嗷叫。
我考上了。北京医学院。
拿到通知书那天，我没去给祖宗上坟，而是去了村口那棵歪脖子树下。
那是沈婉以前最爱站的地方。我摸着粗糙的树皮，像是摸着她冰凉的手。
“沈婉，”我对着空气说，“我来了。不管你是生了还是打了，不管你嫁给了谁，我都要去问个明白。你欠我一个交代。”
到了北京，我才知道自己有多渺小。
这座城市太大了，大得让人绝望。
长安街那么宽，红旗轿车虽然不多，但也绝不是我这种穷学生能靠近的。
我就像一只从泥坑里爬出来的蚂蚁，站在巨人的脚下，连抬头仰望的资格都没有。
我在医学院里成了个怪人。不参加舞会，不谈恋爱，不交朋友。
除了吃饭睡觉，我就是待在解剖室里。
我喜欢解剖室。
那里只有死人，死人不会撒谎，也不会抛弃谁。
我把那些尸体的大脑切开，拿着放大镜一点一点地看。
我想看看，人的记忆到底藏在哪儿？是不是把哪根神经切断了，我就能忘了那个雨夜？
04
那是80年代初，我在协和医院实习。
那天急诊送来一个喝醉的老头，脑袋被人开了瓢，血流了一脸。
我看他的工作证，是某个机关小车班的司机。
我给他缝针的时候，手有点抖，于是给他递了一根带过滤嘴的“大前门”。
那是当时的好烟，我自己都舍不得抽。
“师傅，”我给他点上火，“您以前也是开车的？”
老头深吸了一口烟，满嘴酒气和血腥味：
“废话！老子当年可是给首长开‘大红旗’的！75年，我还跑过一趟四川大巴山呢！那路，真他妈难走，把老子的腰都颠断了。”
我的心猛地一缩，像是被一只无形的大手攥住了，攥得我喘不过气来。
“那次……是去接人吧？”我假装随口一问，声音却哑得厉害。
老头斜着眼看了我一下，那眼神浑浊又猥琐：
“你怎么知道？嘿，那是沈家的丑事！沈家二小姐，在那个穷沟沟里被野汉子搞大了肚子。接回来当天，直接就送去301医院了。”
我觉得喉咙里全是锈味，像是吞了一把刀片：“后来呢？”
“后来？”老头嗤笑一声，吐出一口烟圈，“还能有啥后来？沈家那种门第，能留着那个野种？早就刮了！那女的也倔，听说闹自杀，绝食，最后还是被按在手术台上做的。种也没了，人也废了。后来听说家里给安排了个高干子弟，嫁人出国享福去了。那男的我见过，一表人才，比那个山沟里的野汉子强一万倍。”
“刮了……”我喃喃自语，手里的持针钳“当啷”一声掉在不锈钢盘子里，声音刺耳得像尖叫。
“小大夫，你手怎么这么凉？跟死人似的。”老头奇怪地看着我。
那天晚上，我买了两瓶二锅头，坐在医院太平间门口喝了一宿。
我没哭。哀莫大于心死。
我告诉自己，陈志刚，那段日子死了。沈婉死了。孩子也死了。
那个雨夜，就是一场梦，现在梦醒了，该干嘛干嘛去。
之后的十几年，我活成了一台精密的机器。
我留在了北京最好的医院，成了神经外科的一把刀。
我的手稳得可怕，哪怕心里翻江倒海，只要拿上手术刀，我就能把哪怕一毫米的血管缝得严丝合缝。
我结了婚。
老婆是医院的护士长，人很好，贤惠，顾家。但我对不起她。
我们躺在一张床上，中间却像隔着那一夜的大雨。
我碰她的时候，像是在完成任务，像是在还债。
她也知道我不爱她，我们就像两个合租的房客，客气，疏远，相敬如冰。
我有了个女儿，我尽量做个好父亲，但我从来不敢看女儿的眼睛。
因为每当我看到孩子清澈的眼神，我就能想到那个据说被“刮掉”的种。
我成了专家，成了教授，成了受人尊敬的陈主任。
我的头发白了，背也稍微有点驼了，但我还是会下意识地看路边的红旗轿车。
虽然现在的车早就换了样子，但我心里的那辆车，永远停在1975年的那个雨夜，永远亮着那两盏刺眼的灯。
我以为这辈子就这样了。带着这个烂在肚子里的秘密，直到我也变成一具标本。
05
1999年，深冬，院长神色凝重地找到我：
“老陈，有个特殊任务。一位老首长的女儿，脑干附近长了个胶质瘤，位置很深，压迫了视神经和语言中枢。这手术风险太大，没人敢接。指名点姓让你去。”
我本来想推，我都这把年纪了，不想伺候那些大人物。但院长硬塞给我一份病历。
我翻开第一页，姓名栏上写着两个字：沈婉。
那两个字像两颗子弹，瞬间击穿了我的胸膛，把那颗早就死了的心打得粉碎。
我死死盯着那张病历，上面的出生年月，籍贯，每一个字我都认识，每一个字都在往我伤口上撒盐。
“我去。”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像是在磨砂纸。
车子开进了西山的一所特级疗养院。
这里安静得吓人，只有乌鸦在枯树枝上叫，叫得人心慌。
我走进那栋灰色的病房楼，推开特护病房的门。
房间里没开灯，昏暗得像个坟墓。
一个女人坐在轮椅上，背对着我，看着窗外的枯树。
她瘦得像一把柴火，头发花白，但我认得那个背影，那是化成灰我也认得的背影。
“沈婉。”我喊了一声。
轮椅猛地一震。她慢慢地，像是生锈的机器一样，转过身来。
那是怎样的一张脸啊。
曾经的清冷和骄傲都被岁月磨平了，只剩下满脸的病容和死灰一样的眼神。
但她看见我的那一刻，那双死灰的眼睛里，突然烧起了一把火，那是惊恐的火。
“陈医生，你走错门了。”她冷冷地说，声音沙哑。
我一步步走过去，每一步都走在刀尖上。
“孩子呢？”我盯着她的眼睛，“那个司机说你打掉了，但我不信！沈婉，我不信你会那么狠心！”
沈婉笑了，笑得比哭还难看，眼泪在皱纹里流淌：
“陈志刚，你还是这么蠢。我是沈家的大小姐，怎么可能生下一个知青的野种？打掉了，早就打掉了！那晚回京的路上我就吃药流了，一摊血，什么都没剩下！”
“你在撒谎！”我抓住轮椅的扶手，手指都在抖，“你看着我的眼睛说！”
沈婉突然变得歇斯底里，她抓起桌上的杯子朝我砸过来：
“滚！你给我滚出去！我不想看见你！你这个……”
就在我心碎欲裂，准备接受这个残酷“真相”，转身离开的时候，门被推开了。
一个穿着一件灰色的高领毛衣，手里提着一个保温饭盒的年轻男子走了进来。
他身形挺拔，大约二十四五岁。
看见屋里的混乱，他眉头微微一皱，那两道眉毛瞬间拧成了一个“川”字。
他抬起头，目光和我撞在一起。
那一瞬间，时间死了。空气凝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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