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喂，听说新来的厅长以前给你家倒过尿盆？”
赵处长把烟屁股按死在我的办公桌上，此时玻璃板上滋滋地响了一声。
我没说话，用手指头蘸着唾沫，把桌上的烟灰一点点粘起来，再搓成一个黑色的泥丸。
“徐福，人得认命，也得认人。”他那只肥厚的手掌拍在我的脸颊上，油腻腻的，带着股猪油混着劣质烟草的味道，“今晚酒会，你要是能让他喊你一声哥，咱俩都活；要是不能，你就卷铺盖滚蛋，去大街上要饭。”
窗外的蝉叫得人心烦意乱，我想起二十年前那个叫林生的瘦小男孩，还有他那一双在冬天里冻得全是紫红色裂口的脚...
01
我在局里是个死人。或者说，是个像桌椅板凳一样的摆设。
副科长的位置我坐了五年，屁股下的那块人造革椅面已经磨破，露出了黄色的海绵，像一张长了口疮的嘴。
五年里，我看着身边的人一个个从我旁边走过去，有的升了，有的调了，有的进去了。
只有我，还在这里，像一棵种在水泥地里的树，不死不活。
父亲活着的时候，我是大院里的“徐公子”。
那时候，我家的门槛高，来来往往的人脸上都堆着笑，那笑闻起来都有一股茅台的味道。
父亲死后的第三年，我就成了大家嘴里的“老徐”。
那时候我才三十岁，背还没驼，但心已经驼了。
人走茶凉这个词，我是用二十年的时间，一口一口喝明白的。
我的办公桌在最角落，靠着一扇常年不开的窗户，窗沿上积的灰用手指一划，能划出一道沟来。
上午的阳光斜着照进来，能看见无数的尘埃在光柱里上上下下地飞舞。
我每天的工作就是喝茶，看报，然后等着下班的铃声。
新厅长空降的消息，是周一传出来的。
空降，意味着有人的位置要被挪动，有人的饭碗要被打翻。
一时间，整个大楼都弥漫着一种紧张又兴奋的气氛。
公告栏贴出照片和简历的时候，我正端着茶杯准备去水房续点热水。
一群人围在那里，像一群苍蝇围着一块肉，可我没兴趣。
我这样的人，新厅长是谁跟我没有任何关系，他不会多看我一眼，我也不会少喝一口茶。
我绕开人群，走到水房门口，听见身后有人念出那个名字。
“林……生？这名字有点土啊。”
“三十五岁，我的天，跟我儿子一样大。”
我的手抖了一下，滚烫的热水溅在手背上，烫起了一片红。
我没感觉到疼，脑子里嗡的一声。
林生。
我挤进人群，像一条逆流的鱼。
公告栏上那张一寸照片，黑西装，白衬衫，头发梳得一丝不苟。
那张脸很陌生，冷峻，下巴的线条像用刀削出来的。
但我认识他，我认识他左边眉角那道浅浅的疤。
那道疤，是小时候我用半块红砖头砸出来的。血流了他一脸，他都没哭。
赵处长最近像热锅上的蚂蚁，坐立不安。
西郊那个扶贫工程烂了尾，几千万的款项像水蒸气一样消失了，纪委的人已经在楼下那家兰州拉面馆里住了两个月，每天吃一碗面，然后坐在门口看来来往往的人。
赵处长知道，那些人看的就是他。他急需一棵大树，一棵能遮风挡雨的大树。
当他不知从哪打听到我和林生的“旧情”时，那双被肥肉挤成一条缝的绿豆眼，一下子冒出了饿狼一样的光。他那天下午特意挪到我的办公桌前，还亲手给我续了水，那样子让我觉得比他骂我还要难受。
“徐福，你小子深藏不露啊。”他说，牙齿上还粘着中午吃的韭菜叶子，“原来你跟新厅长是光屁股长大的交情？”
我看着窗外灰蒙蒙的天，心里想的却是：林生回来了。他是来报恩的，还是来讨债的？
02
二十年前，父亲是这个局里的红人，家里的那座二层小楼总是人来人往。
我记不清那些人的脸，只记得他们手里提着各式各样的东西，脸上的笑容像是用尺子量过一样标准。
林生的母亲是我家的保姆，我们叫她林嫂。
林嫂是个寡妇，听说是乡下发大水，男人被冲走了，她就带着个拖油瓶进了城。
那个拖油瓶，就是林生。
他们住在院子角落里那间潮湿的小保姆间，只有一个小窗户，夏天像蒸笼，冬天像冰窖。
那时候的林生，像只营养不良的瘦猴子，总是缩在林嫂身后，一双眼睛怯生生地打量着这个陌生的世界。
他穿的衣服都是我穿剩下的。
我的衣服本来就宽大，套在他身上，像个布袋子，袖口总是长出一截，显得手特别短。
吃饭的时候，我们一家人在餐厅的大圆桌上吃，桌上摆着四菜一汤。
林生就和林嫂在厨房那个油腻腻的小方桌上吃，吃我们吃剩的。
父亲偶尔会发善心，夹一块红烧肉或者一个鸡腿，让林嫂端过去给林生。
我好几次从门缝里看见，林生会把那块肉藏起来，等到晚上没人的时候，再拿出来一点一点地啃，像是在品尝什么山珍海味。
大院里的孩子，势利眼是天生的，是从娘胎里就带出来的本事。
他们不带林生玩，给他起了个外号，叫“林刷子”。
因为他总帮林嫂刷厕所，刷马桶，那股消毒水的味道好像长在了他身上。
他们把他的书包扔进水沟，把毛毛虫放进他的铅笔盒，朝他吐口水。
我那时候混账，甚至比他们更混账。
因为我是“徐公子”，我是这群孩子的头儿。
我带头笑话他，看他被欺负，心里有一种病态的快感。那快感让我觉得自己高人一等。
有一回下雪，我把一串点燃的擦炮扔进了他的衣领里。
他疼得在雪地里打滚，像一条被开水烫了的狗。
厚棉袄烧了个洞，露出里面灰色的棉絮。
林嫂看见了，抱着他直掉眼泪，却不敢骂我一句，还得反过来给我赔不是，说：“小孩子不懂事，没烫着我们少爷”。
林生就站在那儿，任由林嫂给他拍打身上的雪，一双眼睛死死地盯着我。
那眼神里没有眼泪，也没有愤怒，只有一种……一种很安静的东西，像一块石头。
我现在想起来，那眼神和我现在每天早上在镜子里看到的自己，有点像。
是一种被生活压得喘不过气来，连喊疼都觉得多余的麻木。
我当时不懂，我只觉得被他看得发毛，于是又朝他扔了一个雪球，骂了句“看什么看，乡巴佬”。
03
人是怎么改变的，有时候连自己都说不清楚。可能就是一碗饭，一句话，或者一场雨。
改变我的，是一场高烧。
那年夏天，雨下得特别大，像是天漏了个窟窿。父亲去省里开会，一个星期不回来。
我半夜里烧了起来，浑身滚烫，说胡话。那个年代没有电话，更没有私家车。
我迷迷糊糊地记得，林嫂用一张破旧的塑料布把我裹起来，背在她的背上。
她的背很瘦，硌得我骨头疼。她就那样冲进了瓢泼大雨里。
雨点砸在塑料布上，噼里啪啦地响。我能闻到她身上那股汗味和肥皂水混合的味道。
林生也跟着跑，他比我还矮，举着一把破了几个洞的旧雨伞，使劲往我这边倾斜。
雨水顺着伞的破洞流下来，淋了他一身，可他还是努力地把伞的大部分都遮在我的头上。
我记得他一边跑一边哭，喊着：
“安平哥，你别死啊，安平哥……”
从我家到镇上的卫生院，有三公里土路。
等我们到的时候，三个人都成了泥人。
林嫂的鞋跑丢了一只，光着脚踩在满是石子的泥水里。
医生说，再晚来半个小时，我就要烧成肺炎，甚至可能烧坏脑子。
父亲回来后，听林嫂说了这件事。
那天晚上，他把我叫到书房，没有骂我，也没有打我。
他只是给我讲了一个故事，说他小时候家里穷，也是邻居半夜背着他去看的病。
然后，他走到正在院子里洗衣服的林嫂面前，对着她，深深地鞠了一躬。
那一躬，比打我一百个耳光还有用。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跟那群孩子一起欺负过林生。
我开始偷偷地把我的零花钱塞给他，把只看了一遍的小人书送给他。
他一开始不要，把钱和书又塞回来。
我就把东西扔在地上，说：“我不要了，你爱捡不捡。”
他就会默默地捡起来，藏进怀里。
真正的转折点，是那场架。
还是那群大院里的孩子，他们见我不跟他们玩了，反而跟林生成了朋友，觉得我背叛了他们。那天下午，他们把林生堵在了废弃的锅炉房后面，要把他的裤子扒了，学狗叫。
我当时正拿着弹弓打鸟，听见声音跑过去。
正好看见林生被三个人按在地上，脸贴着混着煤渣的黑土地，还是那副一声不吭的样子。
不知道为什么，我心里的血一下子就冲到了头顶。
我没说话，从地上抄起半块砖头，照着那个孩子头的后脑勺就砸了下去。
那一下砸得很重，血一下子就涌了出来。
所有人都愣住了。我扔掉砖头，像一头疯了的小牛，冲进人群里，用头撞，用牙咬，用尽了我这辈子所有的力气。
我被打得鼻青脸肿，嘴角流着血，可我死死地护在林生身前，对着那群吓傻了的孩子，声嘶力竭地喊：
“这是我弟！谁他妈再敢动他一下试试！”
那天，我俩都挂了彩。
我爸回来把我吊起来打了一顿，屁股都打开了花。可我一点都不觉得疼。
晚上，林生偷偷溜进我的房间，给我送来一小碗不知道从哪弄来的鸡蛋羹。
他看着我屁股上的伤，第一次对我笑了。他说：“安平哥，疼吗？”
我说：“不疼，跟挠痒痒似的。”
他没再说话，只是把那碗还有点温热的鸡蛋羹推到我面前。
从那天起，他才真正开始叫我“安平哥”。那两个字，从他嘴里出来，跟别人叫的不一样。
04
那之后的两年，是我童年里唯一有颜色的两年。
我们成了大院里所有人都知道的“连体婴”。
我走到哪，林生就跟到哪，像我的影子。
但不再是那种怯生生的、躲在后面的影子，而是并排走的。
我教他认字，把我的课本给他看。
他的脑袋瓜子比我好使，我背了三天都背不下来的古诗，他看两遍就能一字不差地念出来。
我笑他是个书呆子，他也不反驳，只是嘿嘿地笑。
他教我爬树、掏鸟窝。他身子轻，像只猴子，三两下就能窜到高高的白杨树顶上。掏出来的鸟蛋，他一个，我一个，在火上烤熟了吃，满嘴都是一股焦香。
夏天，我们一起去河里摸鱼，被晒得脱了一层皮。冬天，我们拿省下来的早饭钱去买一挂鞭炮，在雪地里炸牛粪。
父亲看在眼里，也没多说什么。只是偶尔会多给林嫂一些钱，让她给林生买身新衣服，买点好吃的。
林嫂总是推辞，说穿旧的就行，吃剩的就行。
父亲就会板起脸说：
“嫂子，这是我给孩子的，不是给你的。安平是我儿子，林生也是我半个儿子。”
林嫂听了，眼圈就红了。
我那时候天真地以为，日子就会这样一直过下去。我们会一起长大，一起上学，一起工作。我甚至跟我爸说，以后让林生给我当秘书，我走到哪都带着他。
父亲听了，摸着我的头，叹了口气，说：“傻小子，人各有命。”
我当时不懂“人各有命”是什么意思。我只知道，林生是我换过命的兄弟。
变故发生在那个秋天，来得毫无征兆。
那天我放学回家，没看见林嫂在院子里忙活，也没看见林生在门口等我。
我推开那间低矮的保姆间，里面空空荡荡，只有一张空荡荡的木板床，床上的铺盖卷得整整齐齐，像是从来没人睡过一样。
桌上，压着一沓钱，是我爸这个月的工资。旁边，还有一本我送给林生的小人书，《三国演义》。
他们走了。不辞而别。
我像疯了一样冲出大院，沿着通往长途汽车站的土路一直跑。
我一边跑一边喊他的名字，“林生！石头！”可回答我的，只有路边白杨树被风吹得哗哗作响的声音。
我一直跑到汽车站，那里早就空了，只剩下地上一堆瓜子皮和甘蔗渣。
我蹲在地上，哭了整整一个下午。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走，我只觉得我的心好像被掏空了一块。
父亲回来后，看着那沓钱，沉默了很久。他抽了一整包烟，最后只说了一句：
“走了也好，这里不是他该待的地方。”
从那以后，林生这个名字，就成了我心底的一根刺。一碰，就疼。
二十年了，那根刺已经长进了肉里，和我血脉相连。
05
现实像一盆冷水，能浇灭所有回忆的温度。
酒会定在周五晚上，在市里最豪华的“金碧辉煌”大酒店。
赵处长提前三天就给我下了死命令，让我“好好准备准备”。
他所谓的准备，就是让我换了身行头。
他从自己那油腻腻的钱包里掏出一千块钱，甩在我桌上，说：
“去买身体面点的衣服，别穿你那身死人味的旧夹克，看着晦气。”
我没动那钱。我回家翻箱倒柜，找出了父亲生前穿过的一件深蓝色西装。料子是好料子，但款式已经过时了，穿在我身上有些晃荡，像是偷穿了大人衣服的小孩。
我对着镜子，看着镜子里那个脸色蜡黄、眼神黯淡的中年男人。
我想，林生要是见到我这个样子，还会认我这个“安平哥”吗？
一种巨大的羞耻感攫住了我。
我不是为自己现在的落魄感到羞耻，而是为我要去利用那段童年情谊感到羞耻。
可我没有选择。
赵处长已经放了话，西郊那个项目的烂账，如果新厅长要深究，必须有个人出来顶罪。
那个人，不会是他，只会是我这个无权无势、连屁都算不上的副科长。
我不想进去。我怕黑，也怕疼。更重要的是，我不想让地下的父亲看到我那副狼狈的样子。
去酒会的路上，我坐在赵处长的车里。
他那辆黑色的奥迪里，充斥着一股浓烈的香水味，熏得我头疼。
他一直在喋喋不休地教我待会儿该怎么说，怎么做。
“……见到林厅长，你别急着叫名字，先敬酒，态度要谦卑，要让他看到你的诚意。”
“找个机会，不经意地提起小时候的事，比如那次打架，那是你们的革命友谊啊！”
“记住，你的任务就是让他当着大家的面，认下你这个兄弟。只要他开口了，咱们就活了。”
我看着窗外飞速倒退的街景，霓虹灯一闪一闪，像一只只诡异的眼睛。
我一句话都说不出来，胃里像塞了一块石头，又冷又硬。
金碧辉煌酒店的宴会厅，灯光亮得刺眼。水晶吊灯像一座倒挂的冰山，下面的人端着酒杯，穿着华丽的衣服，脸上挂着一模一样的笑容。
空气里混合着酒精、香水和食物的味道，闻起来让人恶心。
林生就坐在主桌的最中央，被一群人簇拥着。
那些人的级别，随便拎出一个都能决定我的生死。
他没怎么说话，只是偶尔点点头，或者端起酒杯抿一口。他坐姿笔直，像一杆标枪，身上那股生人勿近的气场，隔着十几米都能感觉到。
他瘦了，也黑了。但那股子安静的、像石头一样的劲儿还在，只是被磨砺得更加锋利了。
赵处长在我身后推了我一把，力气大得让我差点摔倒。
“去啊，愣着干什么？等他来请你吗？”
他压低声音，语气里满是催促和威胁。
我端着酒杯的手在抖。杯子里的红色液体，像血一样。
我深吸了一口气，随后一步一步地朝他走过去。每走一步，周围的喧嚣就退去一分。
走到他面前时，我的世界里只剩下我们两个人。
那些围着他的人看见我，露出了诧异和鄙夷的神情。
我这身不合时宜的旧西装，在这金碧辉煌的环境里，像个天大的笑话。
我能感觉到全场的目光都聚焦在我身上。
我停在他面前，我们之间只隔着一张桌子的距离。
他正在和旁边的人说话，没有看我。
我喉咙发干，张了张嘴，却发不出任何声音。
赵处长在我身后，用手指狠狠地捅了一下我的腰。
那一下，像是捅破了我最后一层自尊。
我借着酒劲，用尽全身的力气，喊出了那个只属于我们两个人的名字。
那声音颤抖，又带着一丝乞求的卑微。
“是石头吧？……是我，我是安平啊。”
06
空气仿佛在那一瞬间凝固了。
刚才还喧闹无比的宴会厅，一下子静得能听见吊灯上电流的滋滋声。
音乐停了，交谈声停了，所有人的动作都像被按下了暂停键。
上百双眼睛，齐刷刷地从四面八方投射过来，像探照灯一样打在我身上，让我无所遁形。
赵处长站在我身后，脸上肌肉绷紧，眼神里充满了紧张的期待。
那些围在主桌旁的大人物们，则是一脸看好戏的表情，嘴角挂着若有若无的讥诮。
而我，像一个赤身裸体站在审判台上的囚犯，等待着命运的宣判。
林生，不，现在是林厅长。
他靠在宽大的红木椅背上，手里夹着一支刚点燃的香烟。
烟雾从他指间袅袅升起，模糊了他那张棱角分明的脸。
他没有立刻做出反应。
那几秒钟的沉默，比一个世纪还要漫长。我的心脏在胸腔里疯狂地擂动。
我看到他夹着烟的手指，微微动了一下。
他会认我吗？
他会站起来，像小时候那样，笑着叫我一声“安平哥”吗？
还是会……
就在我几乎要窒息的时候，他终于有了动作。
他没有抬头，甚至连眼皮都没有抬一下。
只是缓缓地抬起那只夹着烟的手，手腕优雅地一转，将烟头对准了桌上那个晶莹剔脱的水晶烟灰缸。
然后，他用食指，轻轻地、漫不经心地，弹了弹烟灰。
一小截灰白色的灰烬，悄无声息地落了下去。
那动作很轻，很慢，却像一把重锤，狠狠地砸在了我的心上。
做完这个动作，他才终于有了下一个动作。
他侧过头，没有看我，而是对着身边那位同样一脸错愕的副厅长，用一种平淡到近乎冷漠的语气，淡淡说了一句：
“这烟味道不对，下次换一种。”
说完，他便将那支只抽了一口的烟，摁灭在了烟灰缸里。
然后，他端起酒杯，转向另一边的一位市领导，脸上露出一个恰到好处的、公式化的笑容，仿佛刚才的一切，都只是一阵风，一阵吹过水面、没有留下任何痕迹的风。
整个过程，自始至终，看都没看我一眼。
我站在那里，端着酒杯的手僵在半空。大脑一片空白。
那句“这烟味道不对”，像一句咒语，瞬间抽干了我全身所有的力气。
周围的死寂被打破了。
先是一声压抑不住的嗤笑，然后是窃窃私语声，最后，整个宴会厅的喧嚣又重新恢复了，甚至比刚才还要热烈。人们的谈笑声、碰杯声，像潮水一样将我淹没。
我成了那个潮水中央的、一个无人问津的笑话。
我能感觉到赵处长在我身后，身体瞬间僵硬，然后是抑制不住的愤怒的颤抖。
两个穿着制服的保安不知从哪里冒了出来，一左一右地站到我身边，其中一个做出一个“请”的手势，语气虽然客气，但眼神里的轻蔑藏都藏不住。
“这位先生，请您出去。”
我像一个被抽走了脊梁骨的木偶，被人架着，踉踉跄跄地推出了那个金碧辉煌、却让我感到无比寒冷的地狱。
门在我身后关上的那一刻，我听见里面爆发出了一阵更加热烈的欢声笑语。
07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到家的。
记忆像断了线的胶片，只剩下一些零碎的片段。金碧辉煌的大门，保安鄙夷的眼神，赵处长那张因为愤怒而扭曲的脸，还有汽车驶过时溅起的泥水。
我把自己扔在沙发上，那身父亲的旧西装皱巴巴地裹在身上，像一层冰冷的死皮。我没有开灯，任由黑暗把我吞噬。
第二天，我成了局里最大的笑话。
我走进办公室的时候，所有人都停下了手里的活，用一种看猴一样的眼神看着我。
那眼神里有同情，有幸灾乐祸，但更多的是一种“果然如此”的鄙夷。
赵处长没来上班，听说是气得住了院。他的狗腿子，办公室主任，把我叫了过去。
他把一沓厚厚的文件摔在我桌上，那声音像是扇在我脸上的耳光。
“赵处长说了，这些积压的信访案子，你这个月底之前全部处理完。”
我翻开看了看，全是些陈年旧案，牵扯不清，谁碰谁一身骚。这已经不是给我穿小鞋了，这是要把我往死里整。
“干不了就写辞职报告。”办公室主任靠在门框上，剔着牙，斜着眼看我，“现在局里不养闲人，更不养不知天高地厚的蠢人。”
我看着他那副小人得志的嘴脸，突然觉得很平静。
我拿起笔，没有去碰那堆文件，而是在一张空白的A4纸上，写下了“辞职报告”四个字。
二十年来，我一直活在别人的阴影里。活在父亲的阴影里，活在对过去的念想里，活在对未来的恐惧里。我像一只被关在笼子里的鸟，早就忘了怎么飞。
现在，笼子的门开了。虽然是被一脚踹开的。
我把辞职报告递过去的时候，办公室主任愣住了。
他可能没想到，我这个一向任人拿捏的软柿子，会这么干脆。
我没理会他的错愕，回到自己的座位，开始收拾东西。
我的东西不多，一个用了十几年的搪瓷杯，几本翻得卷了边的旧书，还有一张我和父亲的合影。
就在我把最后一点东西装进纸箱，准备离开这个我待了十五年的地方时，办公室的门被猛地推开了。
几个穿着黑色制服、表情严肃的男人走了进来。
领头的那个人，亮出了一个红色的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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