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七年春天的那场雨，我记得特别清楚。
雨丝细密如针，将财政局那栋苏式老楼洗得泛着冷光。走廊里弥漫着潮湿的霉味和压抑的窃窃私语。所有人都知道，今天要变天了。
空降的新局长宋德顺早上八点准时踏进大楼。
五十七岁的他头发花白，脊背挺直如松，深灰色的中山装扣得一丝不苟。
他没有和任何人寒暄，径直走进局长办公室。
九点整，全局大会在四楼会议室召开。宋德顺站在主席台前，目光如刀扫过台下每一张脸。当他念出我的名字时，整个会议室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
“经研究决定，免去梁越泽同志预算科科长职务，即日起调至档案室，担任办事员。”
短短两句话，像一记闷棍狠狠砸在我的后脑勺。
我能感觉到四面八方投来的目光——惊愕、疑惑、幸灾乐祸。
坐在我身边的彭宏毅副局长轻轻咳了一声，嘴角有一丝几乎看不见的弧度。
散会后，我花了整整一个下午收拾科长办公室里的个人物品。同事们远远绕开那扇敞开的门，仿佛里面有什么不祥的东西。傍晚时分，走廊已经空无一人。
就在我抱着纸箱准备离开时，宋德顺突然折返回来。他站在门口，面无表情地扫视着空荡荡的办公室，然后快步走到我面前。
我们的目光只交汇了一瞬。
他什么也没说，只是将一个折叠成小方块的纸条迅速塞进我中山装的上衣口袋。
他的动作快得像是错觉，随即转身离开，皮鞋敲击水磨石地面的声音在走廊里渐行渐远。
我愣在原地，直到那脚步声完全消失。雨又开始下了，敲打着玻璃窗，像是某种急切的暗号。
01
新局长要来的消息，其实早在半个月前就在局里传开了。
曾长海老局长退休得突然，说是身体抱恙，走得悄无声息。那段时间局里人心浮动，各种小道消息像春天的柳絮满天飞。
预算科办公室里，马凯端着搪瓷缸凑到我办公桌边，压低声音说：“梁科，听说新局长是省里直接派下来的。”
我低头核对着一季度的预算报表，钢笔在数字间游走，只是“嗯”了一声。
“背景硬得很。”马凯又说，热气喷在我耳侧，“好像是省财政厅宋厅长的老部下。”
副科长彭宏毅这时从里间走出来，手里拿着份文件。他今年四十五岁，在副职位置上已经待了六年。听到马凯的话，他笑了笑，那笑容意味深长。
“不管谁来，工作都得照常干。”彭宏毅把文件递给我，“越泽，这份拨款申请你再把把关，我看有几个数据还需要核实。”
我接过文件，翻到第三页时停顿了一下。
这是盛峰集团下属企业申请的技术改造补贴，金额不小。
我的目光在几个关键数据上停留了几秒，抬起头时，彭宏毅正看着我。
“有什么问题吗？”他问。
“折旧率的计算方式不太规范。”我指着其中一行，“按去年的新规定，他们这种设备应该用加速折旧法。”
彭宏毅凑过来看了看，眉头微皱：“之前类似的申请不都批了吗？盛峰是市里的重点企业，政策上应该适当倾斜。”
“政策倾斜也得在规矩内。”我把文件合上，“让他们重新核算吧，否则审计那边过不了。”
办公室里安静了几秒。
马凯端着缸子溜回了自己的座位，假装整理文件。
彭宏毅脸上的笑容淡了些，他拍了拍我的肩膀：“你啊，就是太较真。
行，听你的，让他们重做。”
他拿着文件转身离开，我看着他走进副科长办公室的背影，心里那点不安又浮了上来。
盛峰集团的董事长唐海峰这几年风头正劲，报纸上常能看到他出席各种活动的照片。
局里和盛峰的业务往来不少，彭宏毅负责对接，两人走得很近。
上个月我还撞见唐海峰的车停在局后门，彭宏毅从车上下来，手里提着个黑色公文包。
不是我想得多，只是父亲生前常说的话总在耳边回响：“越泽，干咱们这行，眼睛要亮，心里要有杆秤。”
父亲梁卫国是市局的老刑警，八年前因公殉职，说是追捕逃犯时失足坠崖。
那时我刚大学毕业，接到通知时整个人都是懵的。
母亲受不了打击，一年后也病故了。
这些年，我很少跟人提起家里的事。
“梁科。”清脆的声音打断了我的思绪。
办公室科员肖瑾萱站在门口，手里捧着个文件夹。
这姑娘二十六岁，去年才分到局里，做事认真，人也单纯。
她今天穿了件浅蓝色的确良衬衫，两条麻花辫垂在肩上。
“宋局长明天上午九点到任，办公室通知各科室负责人八点半在门口迎接。”肖瑾萱把通知递给我，小声补充道，“要求着装整齐。”
我点点头，在通知上签了字。肖瑾萱接过文件，犹豫了一下，轻声说：“梁科，您脸色不太好，是不是昨晚又加班了？”
“没事，老毛病了。”我揉了揉太阳穴。这些天确实睡得不好，总是梦见父亲，梦见他在雨夜里追着什么，背影越来越远。
肖瑾萱抿了抿嘴：“我那有母亲寄来的菊花茶，清肝明目的，明天给您带点。”
她说完就快步离开了，辫子在后脑勺一甩一甩的。办公室的老科员苏淑珍从报纸后面抬起头，撇了撇嘴：“小肖这姑娘，心眼倒是实。”
我没接话，继续看手里的报表。窗外的梧桐树已经冒出了嫩芽，春天真的来了。
可不知为什么，我心里总觉得这个春天，会有些不一样的事情发生。
02
第二天早上八点二十，全局中层以上干部已经在大楼门口站成了两排。
春寒料峭，晨风带着湿气往领口里钻。
我穿着那件穿了五年的藏青色中山装，站在预算科的队伍里。
彭宏毅站在我前面半步的位置，不时整理一下崭新的灰色外套。
八点二十五分，一辆黑色的上海牌轿车缓缓驶入大院。
车门打开，宋德顺走了下来。
他比传闻中看起来更严肃。
花白的头发梳得一丝不苟，脸上皱纹深刻，尤其是眉间那道竖纹，像是常年蹙眉留下的印记。
他下车后没有立即往里走，而是站在原地，目光缓缓扫过整栋办公楼。
那目光很沉，像是能穿透墙壁，看到里面的每一张办公桌，每一份文件。
局党委书记快步迎上去，两人握了握手。
宋德顺说了句什么，声音不高，但很清晰。
然后他在众人的簇拥下走向大楼，皮鞋踩在水泥地上的声音，一下，一下，敲在每个人心上。
经过我面前时，他的脚步似乎顿了一下。我感觉到他的目光在我脸上停留了一瞬，很短，短到可能只是我的错觉。
九点整，全局大会在四楼会议室召开。
能容纳两百人的会议室坐得满满当当，连过道都加了椅子。我坐在第三排靠边的位置，旁边是马凯。他今天特别安静，双手放在膝盖上，背挺得笔直。
宋德顺坐在主席台正中，面前只有一杯茶，一个笔记本。他没有让党委书记主持，而是自己拿起了话筒。
“同志们，我叫宋德顺。”他的开场白简单得近乎生硬，“从今天起，和大家一起工作。我这个人不喜欢讲空话，所以直接说几件事。”
会议室里鸦雀无声。
“第一，财政工作是国家经济的命脉，每一分钱都要花在刀刃上。”他的目光扫过台下，“从今天起，所有超过五千元的拨款申请，必须附详细的可行性报告。”
台下有人小声吸气。五千元这个门槛，比之前低了一半还多。
“第二，预算执行情况每月公示，接受监督。”宋德顺继续说，“第三，人事调整。”
最后四个字像冰块砸进热水里，整个会议室的气氛骤然紧绷。
宋德顺翻开笔记本，戴上老花镜。会场静得能听见他翻页的沙沙声。
“经局党组研究决定，现公布部分岗位调整。”他念出的第一个名字，是办公室主任，平调去了工会。第二个名字，是基建科长，调到下属事业单位。
每念出一个名字，台下就有一阵轻微的骚动。被点到的人脸色煞白，没被点到的人也不敢放松。彭宏毅坐在第一排，我能看见他的后颈渗出了细密的汗珠。
然后，宋德顺念到了我的名字。
“梁越泽同志。”
我抬起头，对上他的目光。那一瞬间，我忽然有种奇怪的感觉——他的眼神很深，里面像是藏着什么我看不懂的东西。
“免去预算科科长职务，即日起调至档案室，担任办事员。”
轰的一声，我的大脑一片空白。
我能感觉到所有人的目光瞬间聚焦在我身上，惊愕的，疑惑的，同情的，幸灾乐祸的。
马凯在我旁边猛地转过头，眼睛瞪得老大。
宋德顺的声音还在继续：“彭宏毅同志，接任预算科科长。”
彭宏毅的肩膀明显松弛下来，他侧过身，朝我这边看了一眼。那眼神很复杂，有惊讶，有庆幸，还有一丝几乎掩饰不住的得意。
“为什么？”这三个字几乎要冲出我的喉咙，但我死死咬住了牙关。三十四岁了，不是冲动的年纪。我放在膝盖上的手慢慢攥紧，指甲陷进掌心。
宋德顺合上笔记本，摘下老花镜：“以上调整，今日生效。散会。”
他起身，第一个走出会议室。其他人像被解除了定身咒，开始陆续离场。经过我身边时，他们都刻意绕开一点，仿佛我身上带着晦气。
苏淑珍走过去时叹了口气，摇了摇头。肖瑾萱站在门口，看着我，嘴唇动了动，最终什么也没说。
彭宏毅走过来，停在我面前。他伸出手，似乎想拍我的肩膀，但在半空中顿了顿，又收了回去。
“越泽，”他的声音压得很低，“这事儿太突然了，我也没想到……”
我没说话，只是站起身。双腿有些发软，但我挺直了背，朝门口走去。
走廊里的人们自动分开一条路。我能听见背后传来的窃窃私语：“梁科长这是得罪谁了？”
“新官上任三把火，第一把就烧到他头上。”
“档案室啊，那可是坐冷板凳的地方……”
声音不大，但每一个字都清晰地钻进耳朵。我一步一步往前走，水磨石地面在脚下延伸，长得好像没有尽头。
03
回到预算科办公室时，里面已经变了气氛。
马凯正指挥着两个年轻科员搬东西——把我的个人物品从科长办公室往外搬。
见我进来，他愣了一下，随即堆起笑脸：“梁科……梁办事员，彭科长说您今天就交接，我帮您收拾收拾。”
“彭科长”三个字，他叫得格外顺口。
我没理他，径直走进里间。
那张用了五年的办公桌已经清空了一半，茶杯、笔记本、几本专业书籍被胡乱堆在一个纸箱里。
墙上挂着的“先进工作者”奖状还没摘，玻璃框在灯光下反着冷光。
“这个奖状要带走吗？”马凯跟进来，指着墙上的奖状问。
我走过去，亲手把奖状取下来。
镜框背面已经积了薄薄一层灰，我的手指在上面留下清晰的印子。
五年前，曾长海老局长亲自给我颁的这个奖，他在台上握着我的手说：“越泽，好好干。”
现在曾老退休了，我也要走了。
“梁办事员，”马凯又开口了，这次语气里多了几分掩饰不住的轻快，“档案室那边我已经打过招呼了，您随时可以过去。不过……”
他顿了顿，像是斟酌用词：“那边条件可能不如这边，就一张旧桌子，椅子还有点晃。要不我让人给您换把好的？”
“不用。”我把奖状放进纸箱，开始收拾抽屉里的东西。
钢笔、回形针、订书机、半瓶墨水……这些日常用的东西，一件件收起来。
最底下的抽屉里，放着一个牛皮纸文件袋，那是父亲留下的遗物。
里面只有几份旧剪报，一支老式英雄钢笔，还有一张褪色的全家福。
我拿起照片看了看。
父亲穿着警服，笑容爽朗；母亲靠在他肩上，温柔地笑着；我那时才十几岁，站在他们中间，一脸稚气。
照片背面是父亲的字迹：“1980年春，全家于中山公园。”
我把照片小心地夹进笔记本，连同文件袋一起放进纸箱。
“梁越泽。”彭宏毅的声音在门口响起。
他已经搬进了这间办公室，手里拿着个紫砂茶杯，那是唐海峰去年送他的。他站在门口，没有进来，像是这间屋子还有什么他不想沾染的东西。
“手续我都签好了，你直接去档案室报到就行。”他的语气公事公办，“工作交接清单马凯会整理，你签字确认一下。”
我盖上纸箱，用绳子捆好。抱起箱子时，彭宏毅往旁边让了一步。我们擦肩而过时，他忽然压低声音说：“越泽，我知道你心里有气，但这是局里的决定。”
我停下脚步，转过头看着他。他的眼神躲闪了一下。
“彭科长，”我第一次用这个称呼，“那笔盛峰集团的补贴申请，最后批了吗？”
彭宏毅的脸色变了变：“这……还在走流程。你问这个干什么？”
“没什么。”我抱着箱子走出办公室。
外间的大办公室里，所有人都低着头，假装在忙。只有肖瑾萱站了起来，她想说什么，但看到我身后的彭宏毅，又默默坐下了。
我抱着纸箱走出预算科。
走廊里遇到的同事，有的点头示意，有的假装没看见。
苏淑珍从女厕所出来，看见我，叹了口气：“小梁啊，想开点，档案室清闲，也挺好。”
清闲。是啊，坐冷板凳的人，最不缺的就是清闲。
档案室在一楼最西头，紧挨着锅炉房。
推开那扇掉漆的木门，一股陈年纸张的霉味扑面而来。
屋子很大，但堆满了架子，光线昏暗。
靠窗的位置有张旧桌子，椅子果然如马凯所说，有一条腿短了一截。
我把纸箱放在桌上，灰尘被震得飞扬起来，在从窗户斜射进来的光柱里跳舞。
窗外能看见后院，几棵老槐树刚抽出新芽。再远处是围墙，墙外是条小街，偶尔有自行车铃声传来。这里安静得能听见自己的心跳。
我在那张瘸腿椅子上坐下，试着晃了晃，椅子发出吱呀的呻吟。桌上除了我的纸箱，什么都没有。没有待办文件，没有电话，没有需要我处理的任何工作。
真正的冷板凳。
我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
宋德顺那张严肃的脸又浮现在眼前，还有他宣布决定时那不容置疑的语气。
为什么是我？我在局里这十年，兢兢业业，没犯过大错，业务能力有目共睹。
除非……除非这不是因为工作。
这个念头让我心头一跳。我睁开眼睛，看着天花板上布满的蜘蛛网。父亲当年查案时常说，表面看起来最不合理的事，背后往往有最合理的逻辑。
那么，把我调离关键岗位，贬到无人问津的档案室，背后的逻辑是什么？
窗外传来脚步声，是锅炉房的老张在铲煤。铁锹摩擦地面的声音，一下，一下，单调而沉闷。
我就这样坐着，一直坐到下班铃响。
04
接下来的两天，我像个隐形人一样待在档案室。
没有人来找我办事，也没有任何工作安排。
马凯送来的交接清单我签了字，除此之外，就是整理那些积满灰尘的旧档案。
按年份，按部门，一份份归类、编号、上架。
这工作枯燥，但让人平静。纸张的触感，墨水的味道，还有那些泛黄文件上记录的一个个数字，一个个签名，都透着时间的重量。
第三天下午，彭宏毅来了。
他不是一个人，身后跟着唐海峰。盛峰的董事长今天穿了身深蓝色西装，头发梳得油亮，手里拎着个黑色皮包。
“越泽，忙着呢？”彭宏毅站在门口，没有进来的意思。
我放下手里的档案册，站起身。唐海峰的目光在档案室里扫了一圈，最后落在我身上。他的眼神里有探究，有审视，还有一丝不易察觉的警惕。
“唐总来局里办事，顺便看看你。”彭宏毅笑着说，“唐总很关心老同事啊。”
唐海峰走上前，伸出手：“梁科长，久仰。哦，现在该叫梁办事员了。”
我握了握他的手。他的手很厚实，手心有汗。
“唐总客气了。”我说。
“不客气不客气。”唐海峰松开手，从皮包里掏出烟盒，是进口的万宝路，“抽一支？”
“不会。”
他自己点了一支，深吸一口，烟雾在昏暗的光线里盘旋。“梁办事员在这里还习惯吗？要我说，档案室这地方，埋没人才啊。”
“工作需要。”我说。
唐海峰笑了，眼角挤出深深的皱纹：“彭科长一直夸你业务能力强，说你一走，预算科就像少了主心骨。是吧，彭科长？”
彭宏毅连连点头：“是啊，越泽的能力大家有目共睹。”
两人一唱一和，我却听出了弦外之音。他们是来试探的，想看看我对这次调动到底是什么态度，有没有怨气，会不会闹。
“都是为局里工作，在哪都一样。”我说。
唐海峰盯着我看了几秒，忽然说：“梁办事员这心态好。
不过我听说，档案室这边待遇可比不上业务科室，工资奖金都差一截。
家里要是有什么困难，尽管开口，我和彭科长都能帮衬。”
“谢谢唐总，暂时没有困难。”
又寒暄了几句，两人终于走了。脚步声在走廊里渐行渐远，我还能听见唐海峰隐约的声音：“……这人，倒是沉得住气……”
我坐回椅子上，看着桌上那本刚整理到一半的档案。那是1982年的基建拨款记录，厚厚的一册，纸张已经发脆。
翻到某一页时，我的手顿住了。
那是一笔给市第二纺织厂的设备改造拨款，金额三十万元。
审批签字栏里，有三个签名。
最后一个签名，是曾长海。
而经办人一栏，写着一个熟悉的名字：彭宏毅。
1982年，彭宏毅还是基建科的普通科员。这笔拨款的时间，是八月份。
我记得那个夏天。
父亲就是在1982年8月开始调查那起国有资产流失案的，他当时提过几次，说案子可能涉及一家纺织厂。
但他从没告诉我是哪家，只说还在查，让我别多问。
三个月后，父亲坠崖身亡。
我的呼吸急促起来。是巧合吗？还是……
我继续往后翻，又看到几笔彭宏毅经手的拨款，数额都不小。
其中有一笔给“红星机械厂”的，时间是1983年初。
而这个红星机械厂，我在父亲留下的剪报里见过名字——那是盛峰集团的前身。
窗外的天色渐渐暗下来。我没有开灯，就在昏暗里一页页翻着那些发黄的档案。数字、签名、公章，它们安静地躺在纸上，却像在无声地诉说些什么。
下班铃响了，我抬起头，才发现脖子已经僵了。
收拾东西准备离开时，我在纸箱底层又看到了父亲的那个文件袋。鬼使神差地，我把它拿出来，抽出里面的剪报。
大部分是父亲收集的经济案件报道，但有一张很特别。
那是一则1982年11月的地方新闻简讯，只有豆腐块大小：“昨日，市局刑警梁卫国同志在追捕逃犯过程中不幸坠崖，因公殉职，享年四十八岁。”
简讯下面，父亲用红笔画了个问号。
问号画得很重，几乎戳破了新闻纸。
我把剪报小心地放回去，抱着纸箱走出档案室。走廊里已经空无一人，只有我的脚步声在回荡。走到二楼时，我下意识地朝预算科办公室看了一眼。
门关着，里面黑着灯。
继续往下走，在一楼楼梯拐角，我撞见了宋德顺。
他刚从外面回来，手里拿着个文件袋。我们迎面遇上，都愣了一下。我侧身让路，他却没有马上走，而是停在我面前。
“梁越泽同志。”他的声音在空旷的楼道里显得格外清晰。
“宋局长。”我抱着纸箱，没法握手，只能点点头。
他看着我手里的箱子，又看了看我：“在档案室工作，还适应吗？”
“适应。”
“那就好。”他说完这两个字，似乎还想说什么，但最终只是摆了摆手，“早点回去吧。”
我继续往下走。走到一楼大厅时，我鬼使神差地回头看了一眼。
宋德顺还站在楼梯拐角，正低头看着手里的文件袋。
昏黄的灯光照在他花白的头发上，投下一片阴影。
他的背微微佝偻着，那一刻，他不像个雷厉风行的局长，倒像个疲惫的老人。
这个画面在我脑海里停留了很久。
05
周五下午，我向办公室提交了调换椅子的申请。
肖瑾萱负责收表格，她接过我的申请单时，小声说：“梁办事员，您那椅子确实该换了，我上周去档案室送文件时坐了一下，差点摔着。”
“没事，习惯了。”我说。
她咬了咬嘴唇，看了看四周没人，飞快地说：“梁办事员，您别太往心里去。局里很多人都在议论，说这事儿不公平。”
我看着她年轻的眼睛，那里面的关切是真挚的。在这个人人都明哲保身的环境里，这份真挚难得。
“谢谢。”我说，“我没事。”
她还想说什么，但走廊那头传来脚步声，她赶紧低下头整理文件。来的是马凯，他现在已经是预算科的副科长了。
“哟，梁办事员也在。”马凯的语气里带着掩饰不住的得意，“怎么，来办事？”
“交个申请。”我说完就要走。
“等等。”马凯叫住我，“下周二局里要开季度工作总结会，档案室这边也要交份报告。彭科长让我通知你，周一之前交上来。”
我转过头：“档案室的工作总结？”
“是啊，虽然没什么可总结的，但流程还是要走的嘛。”马凯笑了笑，“随便写写就行，反正也没人看。”
我没接话，转身离开。背后传来马凯对肖瑾萱说话的声音，语调轻快，像是在哼小曲。
回到档案室，我看着那张瘸腿椅子，忽然改了主意。不换了，就让它这样瘸着。坐冷板凳的人，配一把瘸腿椅子，很合适。
我坐下来，开始写那份“没人看”的工作总结。
档案室这半个月整理了多少卷宗，修复了多少破损文件，建立了哪些索引……我写得很详细，仿佛这真的是份重要报告。
写到最后，我加了一段：“在整理1980-1983年度基建拨款档案过程中，发现部分文件存在归档不完整、审批记录缺失等问题。
建议组织专人核查，完善历史档案。”
这段话，是我故意的。
如果档案室里真的藏着什么不想让人看见的东西，那么我这份报告，就是扔进池塘的一块石头。我要看看，能激起什么样的涟漪。
报告写完，我把它装进信封，亲自送到办公室。肖瑾萱不在，值班的是苏淑珍。她接过信封，看了看抬头：“档案室工作总结……小梁，你还真认真写啊？”
“工作嘛。”我说。
苏淑珍摇摇头，把信封扔进文件筐里：“放这儿吧，周一统一送领导那儿。”
我转身要走，她忽然叫住我：“小梁，有句话，大姐不知道该不该说。”
“您说。”
她压低声音：“你这事儿，来得太蹊跷。新局长刚来，谁都不动，就动你。我听说啊……”她凑近了些，“宋局长来之前，有人给他递过材料。”
我的心跳漏了一拍：“什么材料？”
“那我可不知道。”苏淑珍坐回椅子上，“反正你小心点。局里这潭水，深着呢。”
我道了谢，走出办公室。走廊的窗户开着，傍晚的风吹进来，带着春末的花香。可我闻到的，只有档案室那股陈年的霉味，还有苏淑珍话里透出的寒意。
周末两天，我把自己关在家里。
父亲留下的文件袋，我翻来覆去看了很多遍。
那些剪报，那支钢笔，那张全家福。
还有父亲在笔记本上随手记的一些东西——大多是案情要点，字迹潦草，用了很多缩写和代号。
其中一页上写着：“红星机械，国资流失，账目有问题。经办人：彭。背后可能有人。”
“彭”字下面画了两道横线。
另一页写着：“纺织厂那笔拨款，去向不明。厂方说买了进口设备，但海关没记录。”
这些零碎的记录，像散落的拼图片。我试着把它们拼起来，但总是缺了最关键的那几块。
周日下午，我去了趟父亲以前的单位。
市局刑警队的老办公楼还在，但物是人非。
门卫是个不认识的老头，听说我要找父亲当年的同事，摇摇头：“都调走的调走，退休的退休了。
梁卫国？名字有点耳熟，是不是很多年前出事的那个？”
“是。”我说。
“那更没人了。都过去八年了。”
我在门口站了一会儿，最后还是转身离开了。夕阳把我的影子拉得很长，就像当年捧着父亲骨灰盒走在回家的那条路。
回到家时，天已经黑了。我打开灯，泡了杯浓茶，坐在书桌前发呆。台灯的光晕在桌面上画出一个黄色的圆，圆心里是父亲的那支钢笔。
忽然，我想起了宋德顺。
他把我贬到档案室时那个不容置疑的眼神，他在楼梯拐角那个疲惫的背影，还有苏淑珍说的“有人递过材料”。
如果……如果把我调离核心岗位，不是为了惩罚，而是为了保护呢？
这个念头一冒出来，就像藤蔓一样疯狂生长。保护我什么？保护我不卷入什么？档案室里有什么需要保护才能接触到的东西？
我猛地站起身，在屋里来回踱步。茶几上放着昨天的报纸，头版有一条新闻：“盛峰集团董事长唐海峰捐款兴建希望小学，市领导出席奠基仪式。”
照片上的唐海峰笑容满面，和市领导握手。他身边的彭宏毅也在照片一角，虽然只是个侧影，但我认得出来。
我盯着那张照片看了很久，直到眼睛发酸。
夜深了，我躺在床上，却毫无睡意。窗外的月光很亮，透过窗帘的缝隙照进来，在地板上投下一道冷白的光带。
明天又是周一。档案室，瘸腿椅子，发霉的档案，还有那份可能根本不会有人看的工作总结。
但这一次，我不再觉得那只是冷板凳。
06
周一早上，我提前半小时到了档案室。
推开门的瞬间，我就察觉到不对劲——有人来过。
桌上那摞我周五没整理完的档案，顺序变了。
最上面那本1982年的基建拨款记录，原本是摊开在某一页的，现在合上了。
但合得不太整齐，露出里面一截纸角。
我走到桌前，没有立即去动那本档案。而是先环视整个房间。架子上的档案盒看起来没有被动过，地面也没有新的脚印。窗户关着，锁是完好的。
来的人很小心，但不够专业。
我坐下来，慢慢翻开那本档案。翻到1982年8月纺织厂拨款那页时，我的手顿住了——那一页，不见了。
不是被撕掉，而是整页被小心翼翼地拆了下来，从装订线里取走的。
手法很细腻，不仔细看根本发现不了。
缺了的那页前后，纸张边缘还留着一点胶水的痕迹。
有人不想让我看见那一页。或者说，不想让任何人再看见那一页。
是谁？什么时候来的？周末档案室锁着门，能进来的只有局里有钥匙的人。办公室、保卫科，还有……领导。
我睁开眼，开始检查其他可能被动过的地方。父亲的文件袋还在纸箱底层，但我做了记号——一张小纸片夹在拉链扣里，现在纸片掉在了地上。
也有人翻过这个。
我的后背渗出冷汗。
如果周五下班后有人进来，翻看了这些，那么我的举动都在对方的监视之下。
那份工作总结，那份提到“建议核查历史档案”的报告，可能已经打草惊蛇了。
上午九点，肖瑾萱来了。
她手里拿着个保温杯，脸有些红，像是小跑过来的。“梁办事员，您要的菊花茶，我给您泡好了。”
“谢谢。”我接过杯子，温度透过杯壁传到掌心。
肖瑾萱没有马上走，她站在桌前，犹豫了一下：“梁办事员，您那份工作总结……宋局长看了。”
我抬起头：“宋局长？”
“嗯。
今天一早，办公室把各科室的总结送到局长那儿。
我正好去送文件，看见宋局长在看你那份。”她顿了顿，“他看了很久，还问了句：‘这是梁越泽写的？’”
“办公室怎么说的？”
“就说您认真，连档案室的工作都总结得这么详细。”肖瑾萱说，“然后宋局长点了点头，没再说什么。”
她说完这些，像是完成了什么重要任务，松了口气：“那我先回去了，还有文件要送。”
“肖瑾萱。”我叫住她。
她转过身。
“以后我的事，你别太操心。”我说，“局里人多嘴杂，对你不好。”
她愣了一下，随即笑了，那笑容干净得让人心疼：“我不怕。梁办事员，我觉得您是好人，好人就不该受委屈。”
她说完就快步离开了，辫子在背后一甩一甩的。
我握着那个保温杯，很久没有松开。杯子里菊花茶的温度，像是在这间阴冷的档案室里，唯一真实的热度。
中午我没去食堂，在档案室就着开水啃了个馒头。下午继续整理档案，但心思已经不在那些泛黄的纸张上了。
我在等。等那份工作总结引起的反应，等那个偷走档案页的人下一步动作，等……等一个我自己也说不清楚的东西。
快下班时，等来了。
宋德顺局长亲自来了档案室。
他是独自一人来的，没有带秘书，也没有提前打招呼。推开门的瞬间，我正在梯子上整理高处的档案盒，听见声音低头看，正对上他的目光。
“宋局长。”我从梯子上下来。
他点点头，背着手在档案室里踱步。走得很慢，目光扫过一排排架子，像是在检查，又像是在寻找什么。
“工作还适应吗？”他问，和上次同样的问题。
“适应。”我给出同样的回答。
他在我那瘸腿椅子前停下，伸手按了按椅面，椅子发出吱呀的抗议。“这椅子该换了。”
“已经交了申请。”
“嗯。”他转过身，看着我。那目光很沉，沉得像要把人看透。“梁越泽同志，你今年三十四岁了吧？”
“是。”
“在财政局工作十年了。”他说，“时间不短。这十年，你对局里有什么看法？”
这个问题来得突然。我斟酌着措辞：“局里工作一直很规范，同事们也都认真负责。”
“规范。”宋德顺重复这个词，嘴角有一丝极淡的弧度，说不清是笑还是什么，“那你觉得，这次的岗位调整，规范吗？”
我沉默了几秒：“局里的决定，我服从安排。”
他没有继续追问，而是走到窗边，看着外面。后院的槐树在暮色里投下长长的影子，几只麻雀在枝头跳跃。
“我年轻时在部队待过。”宋德顺忽然说起不相干的事，“带过兵，打过仗。
战场上，有时候要把最精锐的士兵撤下来，不是因为他们不行，而是因为要派他们去执行更重要的任务。”
他转过身，目光落在我脸上：“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我的心跳加快了，但我控制着表情：“宋局长，我不太明白。”
他看了我几秒，然后点点头：“不明白也好。有时候，知道得太多，反而危险。”
说完，他朝门口走去。走到门边时，他停住脚步，但没有回头：“你父亲叫梁卫国，对吧？”
我的呼吸一窒。
“是个好警察。”宋德顺说完这句，推门出去了。
脚步声在走廊里渐行渐远。我站在原地，手心里全是汗。他最后那句话，像一把钥匙，突然插进了我心里那把锁。
父亲。
八年前去世的父亲。
和今天这一切，到底有什么关系？
窗外暮色四合，档案室里的光线越来越暗。我没有开灯，就在黑暗里站着，站了很久。
直到走廊里传来下班的喧哗声，我才回过神来。开始收拾东西，把未完成的档案归位，锁好抽屉，检查门窗。
当我抱着那个装有父亲遗物的纸箱准备离开时，手在箱底摸到了什么。
一个硬硬的，折叠起来的小方块。
我把它拿出来，就着窗外最后一点天光看。那是一张折成四折的纸条，纸质是局里常用的便签纸。折痕很新，应该是今天才放进去的。
而我清楚地记得，早上检查时，箱底没有这个。
唯一的可能是——宋德顺刚才趁我不注意，放进去的。
我的手有些发抖，慢慢展开纸条。
上面只有一行字，钢笔写的，字迹刚劲有力：“城西梧桐巷17号，周日午后三点。”
没有署名，没有落款。
但我知道是谁写的。
07
周日午后两点半，我站在了梧桐巷口。
这是城西一片老居民区，巷子很窄，两边是青砖灰瓦的平房，墙头爬满了藤蔓。17号在巷子深处，一扇褪了漆的木门，门楣上挂着个生锈的信箱。
我在门口站了一会儿。春末的阳光暖洋洋的，巷子里很安静，只有远处隐约传来收音机播放戏曲的声音。
差五分钟三点时，我敲了门。
里面传来缓慢的脚步声，门开了。开门的是个五十多岁的妇女，穿着朴素，系着围裙，手上还沾着面粉。
“你找谁？”她问，眼神里带着警惕。
“请问这里是……”我顿了顿，“有人约我三点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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