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同级守延安，18年后一人上将一人少将，最后那位差点被评成大校，多亏彭老总拍桌子
1955年授衔前夕，一份初拟的名单送到彭德怀手里，老爷子看了一眼直接火了。
为啥？
因为有个名字后面居然标着“大校”。
要知道，这人可是正儿八经的红军军长，跟上将阎红彦当年是一个锅里搅马勺的兄弟。
同样的起点，十八年后一个是封疆大吏挂上将，一个差点连将军都没当上，这差距简直比股市崩盘还刺激。
这事儿得从1937年秋天说起。
那时候全面抗战刚爆发，红军主力改编成八路军，115师、120师、129师那是锣鼓喧天过黄河，去前线跟鬼子死磕。
可是吧，主力一走，延安成空城了。
党中央还在那儿呢，谁来保卫？
那时候陕甘宁边区乱得很，土匪多如牛毛，国民党特务也跟着凑热闹。
中央没办法，大手一挥，让三个主力师各留一部分人在后方，设立“留守处”。
这三个留守处的主任，就是咱们今天故事的主角：阎红彦、陈先瑞、贺晋年。
按当时的编制，这三人是平起平坐的，都是各自师在大后方的“总管家”。
先说混得最牛的，129师留守处主任阎红彦。
在1955年的名单里，阎红彦是个超级特例。
按规定，转业到地方当干部的原则上不授军衔，阎红彦当时已经是四川省委书记了，妥妥的封疆大吏。
但他不仅授了，还给了个上将。
为啥？
资历这东西，平时看不见，关键时刻就是硬通货。
阎红彦是陕北红军的“山头”大佬。
早在1927年就跟谢子长搞清涧起义，后来跟刘志丹搭班子。
红30军成立时，他直接就是军长。
抗战改编，红30军变成129师留守处。
评衔的时候，上面一看，陕北红军这块必须得有个代表人物撑场面，而且得是“全红”的（一直跟着党的）。
算来算去，就他最合适。
这枚上将星，其实是对整个陕北红军历史地位的承认。
再看115师留守处主任陈先瑞。
这位老兄属于“稳健派”，虽然没像阎红彦那样飞黄腾达，但也拿了个中将，算是实至名归。
陈先瑞出身红25军，这支部队是长征的先锋。
但长征那会儿他没走完，留再了鄂豫陕打游击。
这活儿可不好干，主力走了，他在敌人眼皮子底下不仅活下来，还把红74师带到了1700多人。
抗战一开始，红74师变成115师留守处。
后来解放战争在陕南剿匪，抗美援朝又当了19兵团政治部主任。
这履历，每一步都踩再点子上，没有大起大落，主打一个稳。
1955年给个中将，大家都没意见。
最让人跌眼镜的，是120师留守处主任贺晋年。
论资历，贺晋年一点不输前两位。
他是陕北红军创始人之一，红27军军长，地地道道的地头蛇。
当年中央红军刚到陕北，贺晋年是立了大功的。
抗战时，他的红27军改编成120师留守处，后来是警备第一团。
解放战争时期，他是四野48军军长。
按理说，红军军长+解放军军长，怎么着也是个中将底子吧？
结果呢？
1955年评衔小组一看履历，因为他在东北战场后期主要负责剿匪和后勤，加上当时有“压一压”的风气，居然拟定给他授大校。
消息一出，圈子里都炸锅了。
这就好比一个公司创业元老，上市的时候给发了个实习生的工牌。
这种落差，搁谁身上都得怀疑人生。
这时候，彭德怀和贺龙看不下去了。
特别是彭老总，他在西北战场指挥过贺晋年，知道这人的斤两。
彭老总那脾气大家都知道，直接拍了桌子，据理力争。
最后上面重新考量，才把贺晋年提到了少将。
虽然挂了星，但他是少将里的“准上将”资历，排位也是少将里的第一档。
后来为了统一指挥，中央让萧劲光大将出面，搞了个八路军后方留守兵团，把这三个摊子整合了。
但1937年那个秋天，阎红彦、陈先瑞、贺晋年这哥仨，确实是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的。
谁能想到，短短18年，命运的转盘转出了这么大的差别。
阎红彦靠的是特殊的历史地位，陈先瑞靠的是稳扎稳打的战功，贺晋年则是在复杂的博弈中吃了亏。
参考资料：
2003年5月11日，贺晋年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3岁，是这三位“留守主任”中最后一位离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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