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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辉investor

胡适的面包论、张爱玲的旗袍论、徐志摩的血海论与钱穆的渡江论被称为近代知识分子的四大精准预判。

在那个认知决定生死的时代，徐志摩透过苏俄的境遇看清了未来走向。张爱玲通过一身旗袍嗅到了时代风向，而钱穆则从一纸渡江布告预判了局势。

1949年8月，教员发表了《丢掉幻想 准备斗争》一文，文中点名了胡适、傅斯年和钱穆等人。钱穆看到后深感遗憾，那顶“走”的帽子终究还是出现在了报纸上，而此时的他已悄然踏上离乡之路。临走时钱钟书的伯父钱基成前来挽留，钱穆则轻声问他：“您精通古今文辞，你看渡江的那篇报告有无大度包容之气象？”钱基成听后沉默不语。

作为史学家的钱穆敏锐预感自己难有容身之地，所以决定离开仅凭文风就做出决定。虽被质疑草率，但历史却证明了他精准的判断力。钱穆南下时逐一拜访了陈寅恪、熊十力、梁漱溟，劝说他们一起离开均被婉拒。当时全国81位院士中有60位都留了下来，21位选择了离开。钱穆懂他们的坚守，却也清楚自己的使命。

失落的钱穆只能独自一人带着几箱书来到了香港。彼时的香港街头挤满了迷茫的流亡青年，钱穆看着他们陷入彷徨、愁闷和悲苦，心就像被针扎的一般疼。他感叹道：“中国的青年从此必须从思想上有正确的认知，有独立的思考能力，以免误入歧途。”他决定要做点有意义的事。

就此新亚书院在香港成立，意图在殖民地的香港传播中国的历史和文化。起初只有三间漏雨的教室，办学条件极其艰苦，没有图书馆。他便把自己珍藏的《二十四史》和《资治通鉴》都搬来，学生交不起学费。他白天去三所中学代课换来米粮，晚上在教室课桌上铺上报纸当床睡。有人见他提着布包在街头奔波，衣服沾着粉笔灰，生活宛如乞丐和托钵僧人。

然而就是这样简陋的课堂，却成了香港的文化灯塔。钱穆讲中国通史时，能容纳百人的教室被挤得水泄不通，窗台上坐着银行职员，墙角站着报社记者，连英国传教士都抱着《论语》来听他讲汉唐盛世宋元更替。

1963年，港府决定将新亚书院升级为一所新大学，钱穆将之取名为香港中文大学。这是香港第一所用中文授课的大学，中华文化在殖民地终于有了名正言顺的栖息地。

1966年，大陆的风暴刮到湘江岸边，钱穆再次意识到香港也不是久居之地，于是下定决心移居台岛。后来大陆呼吁海外学者归国，钱穆收到恩师吕思勉与侄子钱伟长的劝返信，他在吕思勉的回信中写道：“回来虽无刀斧之怒，却要洗心革面，重新做人。这是学生万万不能为。”

他忘不了在香港时看到冯友兰、朱光潜在思想改造中低头检讨的报道，他更清楚留在大陆那些大师们的遭遇。钱基博毕生积累的500余册笔记被付之一炬，陈寅恪的《却如是别传》写完后，只能偷偷送几本给友人。钱钟书、费孝通在改造中备受煎熬，连德高望重的吕思勉最终也未能逃过被批的命运。

晚年的钱穆在台岛度过了二十多年的著书和授课时光。1986年，九十一岁高龄的钱穆为博士班的学生上完最后一堂课，临别赠言时，他这般说道：“你们不要忘了是中国人，不要忘记中国，不要抹杀自己的文化。”

1990年，钱穆在台北逝世，1992年归葬太湖西山，他也是现代史学四大家中唯一善终的一位。

在作家岳南所著的《南渡北归》中，用了很长的篇幅讲述了钱穆的故事。时代风暴是近代百年难掩的伤痕，无数大学者饱尝难以言喻的磨难。书中还细述了胡适、梅贻琦、陈寅恪、梁激溟等近百位民国学术大师们的命运沉浮。大师远去，风骨犹存。他们精神值得后世学习与传承。希望有更多的读者朋友能去翻开看看这套具有历史意义的书籍，铭记那段峥嵘的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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