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及郑成功,很多人脑海里就会浮现“收复台湾的民族英雄”,以及“南明抗清支柱”的形象。然而,许多网友对郑成功的历史评价通常一种误解,那就是他在台湾建立抗清基地之后,并没有拥护南明宗室——宁靖王朱术桂为帝,直到儿子郑经继承位置,始终不立任何南明宗室在台湾称帝。
有些人认为,这是郑成功的私心,如果立南明宗室为帝,这样才能更好聚集民众力量,才是真正的反清复明。但实际上,郑成功的选择,不是忽略,绝对不是他的私心在作祟,却是在绝境之中为“反清复明”部署的绝妙暗棋。本文笔者基于史料,讲述这一切事情的缘由。
一 南明血教训:立帝=捅内斗的马蜂窝
1 郑氏家族坚持不历帝
永历十六年(1662年),郑成功收复台湾后,的确有一批明朝宗室随之渡海来台湾。地位最高的,最令人尊崇,当属于宁靖王朱术桂。
朱术桂乃是明太祖朱元璋的九世孙,辈分高,正宗朱明王朝后代,血统纯正,乃是“反清复明”运动最理想的旗帜。
郑成功及其继承人郑经,对朱术桂这一位王爷乃至其他南明宗室,都采取了“奉养尊崇,却束之高阁”的策略。
为此,在台湾的朱术桂拥有王府、田产,受到极高的受人尊崇礼遇,被尊为“监国”(即代理国政者),但始终未被正式拥立为帝。
在台湾的明郑政权的统治下,发布文告、铸造钱币(如“永历通宝”),使用的仍然是在云南,后流亡于缅甸的永历帝朱由榔的年号。
郑成功和子孙一边遵奉着已故的南明皇帝,一边雪藏活着的明朝王爷却不立帝——这正是郑成功政治智慧的高超之处。
2 南明立帝引起的内讧
我们要理解郑成功的决策,先要了解南明政权最致命的顽疾——宗室争立皇帝引起的无休止内斗,加速了南明反清集团的内耗。
我们知道,朱元璋在建立明朝之后,为了确保江山是属于朱家的,把家族的子孙广立为藩王。当崇祯帝自缢之后,明朝散落在南方的宗室,都是手握兵权,为了争夺“正统”皇帝的名号,纷纷称帝或者监国,形成“诸王并立”的混乱局面。
如明朝大臣马士英拥立弘光帝在南京称帝,黄道周拥立隆武帝在福建福州称帝,张国维在浙江绍兴拥立鲁王朱以海为监国,后来又有绍武帝、永历帝相继登基为帝。由于领导太多,这些林立的南明政权非但不合力抗清,反而视彼此为“伪政权”,刀兵相向,加剧了南明集团的内耗。
隆武帝与鲁王监国的帝位相争,就是典型的例子。1645年,鲁王朱以海在绍兴为监国,隆武帝已在福州称帝,双方为争夺浙江一带的控制权,兵戎相见。
俗话说,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在隆武帝与鲁王监国争夺帝位的时候,清军趁机南下,短短一年就攻破了浙江和福建两地。
当时,郑成功作为隆武帝亲赐的国姓爷,担任御营中军都督,亲眼目睹了这一场权力斗争的残酷!隆武帝兵败逃亡的时候,曾经向同是南明宗室的鲁王求援,却最终遭拒绝,最终被清军俘获遇害。
3 郑成功立帝,引起台湾根基不稳
因此,这一段经历令郑成功认识到,南明的敌人不仅是清军,却是内部皇位的“正统之争”。当郑成功从荷兰殖民者手中收复台湾之后,一切处在百废俱兴,军队急需休整,民心尚未完全归附。
朱术桂仅是明太祖朱元璋的九世孙,属于远支宗室,无继承皇位的法统资格。朱术桂本人也无政治号召力:他一生未参与南明核心政务,既无兵权也无民心基础,仅以“宁靖王”的藩王身份依附于郑芝龙、郑成功父子,缺乏称帝的实力与威望。
因此,如果郑成功拥立朱术桂这一位正统王爷为帝,郑氏集团将立即从“明朝最后的捍卫者”转变为“割据一方的僭越政权”。不仅会招致清廷更猛烈的打击,更会引发抗清阵营内部的法统之争。
如当时大陆的南明政权永历帝已自缢,但依然有零散的抗清势力,这些抗清势力可能会尊奉不同的宗室。如果郑成若在台湾自立一南明帝,无异于宣布与其他抗清力量争正统,自毁抗清统一战线的根基,加剧了内斗。因此,保持南明“永历”年号,在名义上维持了南明的统一,为联合潜在反清势力和抗清战线留下余地。
同时,如果立明朝的宗室为帝,在台湾的明郑集团可能会形成“宗室集团”与“军事集团”的权力斗争,重蹈内地内斗和两败俱伤的覆辙。
基于对南明内讧深刻认识,郑成功在收复台湾后,做出了不立南明宗室为帝这一关键决策。他“不立帝之策”,目的是斩断抗清战线内斗的根源,减少了内讧,为抗清保留了没有权力纷争的净土。同时,也能确保他能够集中资源、统一指挥和组织抗清斗争。
二 合法性密码:奉永历正朔才是 “金字招牌”
郑成功抗清的核心底气,来自于南明永历政权的官方授权,这是他不敢,也不能另立宗室的关键性原因。
要知道,在1646年隆武帝遇害后,桂王朱由榔又在肇庆称帝,建立永历政权。当时远在东南的郑成功最初因消息阻隔,曾拥立淮王朱常清为监国,但当永历帝的使者抵达厦门时后,宣读封其为“威远侯”的旨意后,郑成功立即取消监国建制,改奉永历为正朔。
郑成功奉永历为正朔,并非简单的“识时务”,却是对时局的正确判断。在封建时代,“奉正朔”是政权合法性的唯一来源,郑成功的爵位、兵权乃至“国姓爷”的称号,均来自南明正统政权的册封。
因此,当郑成功奉永历帝为南明正朔时后,也是承认自己爵位和兵权的合法性。鉴于郑成功对反清事业的忠诚,1655年,永历帝进一步封郑成功为延平王,给了他东南半壁的军政大权。
因此,南明永历政权对郑成功的器重,也令郑成功看到,如果在台湾另立明朝宗室为帝,相当于自毁政权合法性的根基。不仅反清势力和清朝把台湾政权定为“僭越叛乱”,失去所有官方授权的正当性与合法性,更会让当时中国大陆的明朝遗民认为他如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借抗清之名行篡位之实”,从而彻底丧失民心。
反过来说,郑成功坚持奉永历正朔,始终能以“永历朝廷海外孤臣”的身份号召天下,不仅保留了抗清的“金字招牌”,也能以“延平王”的身份全权处理台湾事务,实现对台湾“名正言顺”的集权统治。因此,奉永历正朔的政治手段,乃是“尊其名而掌其实”的政治智慧,远比拥立一个傀儡皇帝高明得多。
三 台湾布局:不立帝 = 不做 “偏安之梦”
需要说明,台湾郑氏集团本质,乃是以郑成功个人威望和家族网络为核心的海上军事-商业复合体,凝聚力来自于郑成功的领袖魅力和实际利益的分配,并不是对某个朱姓皇帝的效忠。如果拥立一个具有神圣血统的皇帝,必然是建立一个驾驭政治集团的权威,从而导致政治集团的分裂。
如果不立新君,能保证郑氏集团对军队、贸易和行政的绝对控制,使盘踞在海外的郑氏集团基地能始终保持高效、统一的战时体制。
当时,郑成功经营台湾目标,目标不是偏安于台湾,他的理想就是“反清复明”,目标是打回大陆。如果另立新帝,就意味政治中心永久定位在台湾,这与反清复明和“中兴大明”的抱负是相违背的。
简单来说,郑成功和子孙在台湾不立皇帝,台湾就只是一个“暂居的复兴基地”,并非“终极的帝国都城”,必然激励反清将士反攻大陆。如当1683年澎湖海战明郑军队失利,宁靖王朱术桂自缢殉国前,留下的绝命诗仍是“流离来海外,止剩数茎发……今事毕矣!”是诗句中情绪的悲怆,正源于“复兴明朝”理想,被清军占领台湾彻底幻灭。
需要注意,郑成功和子孙虽然在台湾是独立的集团,但对明朝“礼法”的坚守始终如一。郑成功和子孙每一次在台湾任命官员,都会请明朝宗室——宁王朱术桂等在一边观礼,以示对明朝体制的尊重。
当永历帝被缢杀的消息传来后,郑成功临终前仍高呼“我无面目见先帝于地下”,可以看到奉永历为正统的立场至死未变。就是郑成功对明朝统治合法性的坚守,让郑氏政权在台湾的统治获得了明朝遗民的广泛认同,也为后来郑经延续抗清事业奠定了基础。
四 个人心结:父叛子忠,怎敢有立帝之念?
很多人知道,郑成功坚持不立南明宗室为帝,渊源于一份沉重的心结。他的父亲郑芝龙,曾经是隆武帝的重臣,却在清军南下时叛变投敌,直接导致隆武帝被俘遇害。
因此,郑成功有一种“父债子还”的愧疚感,就是由于良心的愧疚,使他始终以“戴罪立功”的心态坚持抗清到底。他对外不以隆武帝赐予的“朱成功”自称,只因觉得父亲当了叛臣,自己作为儿子,不配姓国姓,于是始终以“国姓成功”自居。这样,不仅与叛父划清界限,又表达对南明的忠诚。
所以,郑成功认为自己是“戴罪之人”,自然不敢有拥立皇帝的念头。在郑成功的认知理念,自己的使命是“复明”而非“创造明朝”,自己作为臣子是不能随便拥立宗室。
因此,就是郑成功的目标把台湾打造为抗清的总后方和基地,并非“偏安小朝廷”,他在收复台湾后,立即就推行光复明朝的“东都明京”建设,设承天府下辖天兴、万年二县,建立起完整的行政体系;同时组织军队屯田,招募大陆流民开垦荒地,解决了军粮问题,不仅使台湾与中华文明文化融合,也使抗清火种延续22年。
结语:
郑成功在台湾不立南明宗室为帝,绝非消极或者私心,乃是影响深远的远见。因为这一决策,不仅使郑氏政权在台湾得以延续三代,成为清初最持久、最难缠的对手,以最务实的方式保存了抗清的有生力量。
在康熙平定台湾之后,评价郑成功“诸王无寸土,一隅抗志,方知海外有孤忠”,乃是高度评价郑成功不是追求割据的军阀,却是以战略隐忍坚守抗清初心的忠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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