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有一些干部过去的职务非常高，可后来任职并不很高，显得“默默无闻”，像朱理治，曾经在土地革命时期主政过西北党政军；抗战时期主政过豫鄂边党政军，李富春、李先念都曾为他的副手。
朱理治在1927年入党，在土地革命初期担任过河北省委组织部长、代理书记。
1935年，北方代表让他到西北主持党政军工作，以中央代表的身份。因为个别人说陕甘边特委以及红26军有右倾问题，让他好好处理陕甘宁、陕北以及26军、27军的右倾问题。到任不久后，改组西北工委和西北军事委员会。这两个机构是负责西北两块根据地发展建设和两支部队作战的的问题。
随着红25军到来，担任中央代表团书记，又担任陕甘晋省委书记，全权负责党政军工作，也就在他担任几个月时间里，展开反右运动， 伤害不少西北干部。随着中央抵达陕北，错误问题得到制止。
不过，上级只对戴季英、聂洪钧进行处理，给予处分，因为他俩是前方和后方直接负责运动的人。
当西北问题得到解决后，上级成立陕甘省委，朱理治担任书记，让李富春担任副书记。按照资历和能力，李富春不仅年长他7岁，而且入党资历早他多年，是一位很有水平的干部。他也希望李担任书记，自己改任副职，可上级没有同意。
或许因为他此前是西北负责人的缘故，上级也为了加强团结，还是以原有干部为主来负责西北地方工作。对方要了解地方情况，在工作上能更好展开。从职务来看，朱理治并没有在反右结束后受到多少影响，郭洪涛也是一样。
李富春对职务安排没有丝毫不满，十分尊重朱理治，上级还调萧劲光担任军事部部长，对方的资历也很高，还有李一氓、蔡畅都是老资格，资历和能力都很高。如今都在他周围工作，中央的这一安排，是为照顾原有的干部。
李富春在他身边工作三个月后调走了，参加东征。1936年5月，上级决定将陕甘省委改成陕甘宁省委，李富春担任书记，朱理治调出担任新成立的中央东北军工作委员会秘书长，干统战工作，仍然兼任红29军政委。负责东北军工作一直持续到抗战爆发前几个月。
1937年5月，上级派他担任河南省委书记，这里是白区，由北方局领导。因为在1935年河南省委遭到叛徒出卖，组织几乎损失殆尽，如今让他去主持工作就是要重新成立省委，进行各方面工作展开。
随着全面抗战爆发，上级派彭雪枫担任军事部部长，加强军事领导，将周骏鸣到豫南游击队以及其他武装改编，组建新四军4支队8团。俩人是同年生，过去在西北工作时，朱理治领导过彭雪枫，如今彭雪枫来河南工作很高兴。
不过，8团成立后，上级就让彭雪枫带来1300人的队伍开赴皖东。
1939年，上级里李先念来豫鄂工作，他是四方面军的老将。有记录说上级要将他调去129师担任营长，过去是军政委，如今当营长有意见吗，他表示服从安排，但最后让他到新四军4支队担任参谋长，因为与高敬亭很熟悉。
不过，这时候上级要撤销河南省委，建立豫南省委，因彭雪枫离开，军事部长还没有合适人选，朱理治认为李先念可担任，给上级发电报请示。就这样，李先念来到豫鄂边工作。
不久之后，决定成立豫鄂独立游击支队，李先念担任司令，全面领导豫鄂边武装斗争。
1939年3月，中原局书记离开竹沟去延安，宣布朱理治代理书记，主持中原局工作，等于说负责党政军工作，李先念负责的军事工作自然在他麾下。豫鄂边的军地工作也在进行一个开辟阶段，部发展壮大，所属部队改为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豫鄂挺进纵队。
1940年3月，朱理治接到通知离开豫鄂边去延安，职务由任质斌负责。自从离开后，再也没有回豫鄂边，在陕甘宁边区担任银行行长，在1942年，西北局召开高干会，因为党的历史问题而被定性，负有领导责任，又被免去行长职务，调任西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兼计划委员会主任。
抗战胜利后，大批延安的干部调去东北工作，朱理治也在其中。按说他曾经主持过西北以及豫鄂边的工作，到东北应该给予一个很高的职务，可实际上并没有，一开始担任洮南地委书记，北满分局秘书长，解放战争后期调任东北野战军后勤部副部长。
他职务上的反差之大，没有其他原因，更多还是因为1935年的反右错误导致。1942年西北高干会议上以及1945年的西北问题座谈会上都明确他的责任，自己也认可的。那么，在接下来的使用上，组织不可能把他放在重要的职务上工作，这是显而易见的。第一防止继续出问题；第二也是对过去错误的处分，以及惩前毖后，给机会的体现。
解放后，他的职务变化可以看出来，更多是副职为主，担任中财委计划局副局长、交通部副部长、国家计委副主任等职，虽然行政级别不低，但职务一直是副部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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