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记历史伤痛，在国家公祭日重读《南京大屠杀》|国家公祭日|张纯如|暴行|铭记历史

1937年，南京陷落，同年12月13日，日军在南京实施长达40多天灭绝人性的大屠杀，30万生灵惨遭杀戮，成为中华民族永远的伤痛。2014年起，每年的12月13日被定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自此开始，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的纪念上升为国家层面。国家公祭日的设立表明中国人民反对侵略战争、捍卫人类尊严、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立场。

今年12月13日是第十二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南京大屠杀已经过去了88个年头，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们要永远记住南京大屠杀给我们带来的伤痛。

华裔女作家张纯如（Iris Chang，1968-2004）穷尽一生，写就著名的《南京大屠杀》（The Rape of Nanking）一书。她凭借严谨的态度和敏锐的洞察力，通过大量原始资料、第三方目击者日记等，从日、中、西方三个视角，全面而深刻地剖析了南京大屠杀的始末及背后复杂的历史文化因素。张纯如用文字记录下那些幸存者的血泪经历，以及像约翰・拉贝等西方人士的英勇善举，让这段被遗忘的历史重现于世，也让我们看到了战争的残酷与人性的光辉。

那么，在历史幸存者逐渐逝去的当下，我们是否会逐渐忘却这段历史？

列夫·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中写道：“这个民族从我们都不存在的时候，从我们的祖辈甚至更远的时候起，就一直坚定地生存着，并将继续把这段血脉延续下去。”

今日的和平来之不易，勿忘历史，也不要忘记那些历史记录者。

今天，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让我们一起重读这本《南京大屠杀》向在南京大屠杀中遇难的30余万名同胞致以沉痛哀悼，并警示自身铭记历史，奋发图强。

血写的数字：南京惨案与历史暴行

人类残忍对待同胞的编年史讲述着漫长而令人痛心的故事，但是如果说这类恐怖故事中人类的残暴程度确实存在差别，那么世界历史上极少有什么暴行可以在强度和规模上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军进行的南京大屠杀相比。

美国人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始于 1941年12 月7日，因为日军在这一天偷袭了美国海军基地珍珠港。欧洲人则将 1939年9月1日德国突袭波兰视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开端。非洲人认为战争开始得更早，应从1935年墨索里尼派兵入侵埃塞俄比亚算起。然而，对于亚洲人来说，战争的发端必须追溯到日本军事控制东亚的第一步——1931年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地区并建立伪“满洲国”。

正如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在5年后所做的那样，从1931年开始，日本凭借其高度发达的军事机器和优等民族心态，着手建立起对邻邦的统治。中国东北地区很快陷落，随后成立的伪“满洲国”名义上由作为日本傀儡的清朝废帝溥仪统治，实际的统辖权却掌握在日本军方手中。4年后，即1935年，察哈尔省和河北省的部分地区被占领；1937年，北京、天津、上海相继沦陷，最后连南京也未能幸免。对中国而言，20世纪30年代可谓艰难时世；事实上，直到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最后一批日军才撤出中国的领土。

毫无疑问，在日军侵略中国的14年中，出现过无数难以付诸笔墨的暴行。我们永远无法巨细无遗地了解，在千千万万个曾遭受日军铁蹄蹂躏的城市和乡村中，究竟有过多少悲惨事件。但我们清楚地知道发生在南京的惨案，因为当时的一些外国人亲眼目睹了这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并将消息传播给世界；另外，一些亲历大屠杀的中国人侥幸生还，成为目击证人。如果有哪个历史事件可以揭露肆无忌惮的军事冒险主义十恶不赦的本质，南京大屠杀是最好的例证。本书讲述的正是这个事件。

南京大屠杀的历历详情是毋庸置疑的，只有部分日本人仍在矢口否认。1937年11月，日军在成功攻陷上海之后，紧接着对中华民国首都南京发起了大规模进攻。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后，日军在这里大肆进行了一场世所罕见的残暴屠杀。成千上万的中国年轻人被聚集并驱赶到城外，或遭机关枪扫射倒地，或被当作练习刺刀的活靶，或被浑身浇满汽油活活烧死。几个月来，南京城内尸横遍地，尸臭弥漫。多年之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专家估计，从1937年年底到1938年年初，南京有超过26万名非战斗人员死于日军的屠刀之下，还有专家估计这一数字超过35万。

一位历史学家曾经估算，如果所有南京大屠杀的罹难者手牵手站在一起，这一队伍可以从南京绵延到杭州，总距离长达200英里左右。他们身上的血液总重量可达1200吨，他们的尸体则可以装满2500节火车车厢。

仅从死亡人数看，南京大屠杀就已超越了历史上许多野蛮的暴行。罗马人曾在迦太基屠杀了 15万人，天主教军队也曾在西班牙宗教法庭大开杀戒，但日军在南京的暴行却远甚于此。日军的所作所为甚至超越了帖木儿的暴行，后者曾于1398年在德里处死了10万名囚犯，并于1400年和1401 用这些囚犯的颅骨在叙利亚建造了两座骨塔。

当然，20世纪以来用于大规模杀戮的工具获得了充分发展，希特勒杀害了600万犹太人，然而该数字是在几年之内累积而成的，日军对南京人的屠杀则集中在几个星期之内。

的确，即使与历史上最具毁灭性的战争相比，南京大屠杀也足以成为大规模赶尽杀绝的最残忍例证。为了更好地了解南京大屠杀的相对规模，我们必须再忍痛看一下其他统计数字。仅仅南京（中国的一座城市而已）的死亡人数就超过一些欧洲国家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平民伤亡总数（英国 61000 人，法国 108000 人，比利时 101000 人，荷兰 242000 人）。忆及此类事件，人们都认为战略轰炸是造成大规模毁灭最恐怖的手段之一，然而即使是“二战”中最猛烈的空袭也无法超越日军对南京的蹂躏。南京的死亡人数很可能超过英国突袭德累斯顿过程中死于轰炸以及火灾的人数（当时国际上普遍接受的死亡人数是 225000 人，但根据后来更客观的统计，应有 6 万人死亡，至少 3 万人受伤）。

事实上，不论我们使用最保守的数字——26 万人，还是最大数字——35 万人，南京大屠杀的死亡人数都远远超过美国轰炸东京的死亡人数（据估计有 8 万～12 万人死亡），甚至超过 1945 年年底广岛、长崎两座城市在遭原子弹轰炸后的死亡人数之和（据估计分别为 14 万人和 7 万人）。每思及此，不禁惊怒交加。

我们不仅要记住南京大屠杀的死亡人数，更要记住许多罹难者被杀害的残忍手段。日军将中国人当作练习刺刀的活靶，甚至进行斩首比赛。估计 2 万～8 万名中国妇女遭到强暴。许多日本士兵在强暴中国妇女之后甚至还挖出她们的内脏，割掉她们的乳房，将她们活活钉在墙上。日军强迫父亲强暴亲生女儿，儿子强暴亲生母亲，并强迫其他家庭成员在一旁观看。日军不仅把对中国人进行活埋、阉割、器官切除以及热火炙烤当作家常便饭，还采取其他更为残忍的折磨手段。例如，用铁钩穿住舌头把整个人吊起来；把人活埋至腰部，然后在一旁幸灾乐祸地放任德国黑贝将他们撕碎。此种残暴景象实在触目惊心，甚至连当时住在南京的纳粹党人都惊骇不已，其中一位曾公开将南京大屠杀称为“野兽机器”的暴行。

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让我感到困惑和悲哀的是，日本人自始至终顽固地拒绝承认这段历史。与德国相比，日本付出的战争赔偿还不及德国对战争受害者赔偿总额的 1%。“二战”之后，大多数纳粹分子即使没有因其罪行被囚禁，至少也被迫退出公众视野，而许多日本战犯则继续在产业和政府领域担任要职。在德国人不断向大屠杀遇难者道歉的同时，日本人则将本国战犯供奉在靖国神社——有位太平洋战争中的美国受害者认为该行径的政治含义就好比“在柏林市中心修建一座供奉希特勒的教堂”。

若想纠正这段被扭曲的历史，必须首先弄清楚，日本作为一个民族，当面对他们在大屠杀期间的历史记录时，如何控制、培养以及维持他们的集体失忆，甚至集体否认。他们对这段历史的处理并不是因其过于痛苦而在历史书上留下空白，事实上，日军在中日战争期间最丑陋的行为都被日本的学校教育全部删除。更有甚者，他们还将日本发动战争的责任隐藏在精心编造的神话中，即日本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受害者，而非煽动者。美国以原子弹轰炸广岛、长崎期间，日本人所体会到的恐怖更有助于这一神话取代历史真相。

直至今天，在世界舆论法庭面前，日本仍然对其战时行径执迷不悟、毫无悔意，甚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尽管法庭判决其某些领导人有罪，日本仍旧处心积虑地逃避文明世界的道德审判；而德国则被迫接受这种审判，为自己在战争梦魇中犯下的罪行承担责任。日本人持续逃避审判，从而成为另一种罪行的元凶。正如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埃利·威塞尔数年前警告的那样：忘记大屠杀就是二次屠杀。

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人数正在逐年减少，趁这些历史见证者尚在人世，我最大的愿望就是本书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激励其他作家和历史学家调查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经历。或许更重要的是，我希望本书能唤醒日本人的良知，承担他们对南京大屠杀应负的责任。

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我脑海中一直萦绕着乔治·桑塔亚纳的不朽警句：忘记过去的人注定要重蹈覆辙。

暴行何以发生？透视背后的人性扭曲

大多数人都无法准确地理解，日军在施暴时究竟出于什么心态。许多历史学家、目击证人、幸存者甚至当年的施虐者本人总结了日军赤裸裸的残暴行为背后的动机。

许多日本学者认为，南京大屠杀这一恐怖暴行与日军在中日战争期间的其他暴行是由一种名为“压迫转移”的现象导致的。《隐藏的恐怖：日本在“二战”期间的战争犯罪》（Hidden Horrors: Japanese War Crimes in World War II）一书作者田中雄喜认为，现代日本军队自诞生之日起就潜藏着极大的施暴隐患，原因有二：一是日本军队对其官兵施加的独断专行和残酷虐待；二是日本社会的等级特性，这种等级制度中的社会地位是由与天皇的亲疏远近决定的。在侵占南京之前，日本军队就已令自己的士兵蒙受了无尽的羞辱。日本士兵被迫给军官洗内裤，或是顺从地站着任由上级打自己耳光，直到被打得鲜血直流。

有人指出，在等级制度中，那些权力最小的人一旦掌握了更低阶层的生杀大权，往往极具虐待狂倾向，而日本士兵到达海外后，他们在严酷的等级制度中积聚的愤怒突然找到了发泄口。在国外或殖民地，日军作为天皇的代表，对该地民众享有极大的权力。在中国，即使地位最低的日本士兵也比当地最有权势和名望的中国人地位高，由此不难看出，多年来一直压抑的对权威的愤怒、仇恨和恐惧终于在南京爆发为无法控制的暴虐行为。长期以来，日本士兵一直默默忍受上级施加给他们的一切虐待，而今中国人也必须接受日本士兵给予他们的任何惩罚。

学者们认为，导致日军暴行的第二个因素是日本军队中许多人对中国充满仇恨的蔑视——这种蔑视是通过数十年的宣传、教育和社会教化培养而成的。尽管日本人和中国人有类似的种族特征（也许正因如此，日本人以扭曲的方式认为这威胁到他们自身的独特性），但日本军队中许多人将中国人视为低于人类的物种，杀死他们就像捏死一只臭虫或杀掉一头猪一样，无须承受任何道德压力。

事实上，无论在战前还是战争期间，日本各级军人经常将中国人与猪相提并论。例如，一位日本将军曾这样告诉记者：“坦率地说，你对中国人的看法与我完全不同。你将中国人看作人，我则将他们看作猪。”南京大屠杀期间，一位日本军官将中国俘虏10人一组捆在一起，然后把他们推入坑中烧死，他为自己开脱罪责时解释说，他杀死这些中国人时的感觉与杀猪是一样的。1938年，日本士兵东史郎在南京写的日记中坦言：“现在一头猪比一个中国人的性命更有价值。因为猪肉还可以吃。”

第三个因素是宗教。日本军队为暴力赋予某种神圣的意义，将其视为一种必不可少的文化要素，它所产生的力量同十字军东征和西班牙宗教法庭时期驱策欧洲人的宗教力量一样强大。1933年，一位日本将军在一次演讲中声称：“每一颗子弹都必须注入帝国的光辉，每一把刺刀的刀尖上都必须烙有民族精神。”

几乎没有日本士兵怀疑他们在中国的使命是否正当。曾参与南京大屠杀的日本老兵永富角户说过，他从小所受的教育使他相信，天皇是全世界理所当然的统治者，日本人是世界上最优秀的种族，控制亚洲是日本的天定命运。一位当地的基督教牧师问永富：“上帝与日本天皇，哪一个更伟大？”他毫不怀疑正确答案是“天皇”。

有一个比上帝地位更高的天皇站在自己一边，日本军队便坚定地采取下一步行动——相信战争最终不仅使日本人民受益，而且使战争的受害者从中获益。许多日本人认为暴力是取得胜利的必要工具，日本的胜利将对所有人有利，并有助于日本在“大东亚共荣圈”的框架下创建一个更美好的中国。日本那些无情殴打学生和士兵的教师和军官也持同样的观点，当他们对受害者拳脚相加时，坚持认为这完全是为了他们好。

松井石根将军在为日本侵略中国辩护时，他或许对日本人这种自欺欺人的普遍心理进行了最佳总结。1937年，他在前往上海之前告诉自己的支持者：“我去前线并不是与敌人作战，而是怀着抚慰兄弟的心情前往中国。”后来，他经常这样评论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日本与中国之间的斗争一直是“亚洲大家庭”内部的兄弟之争……战争期间我一直怀有这样一种观念，即我们必须将这场战争视为促使中国人自我反思的手段。我们这样做并不是因为恨他们，相反，我们深爱他们。这就像在一个家庭中，当兄长对弟弟的不端行为忍无可忍时，为使他改邪归正，不得不对他进行严惩。

无论战后的事态如何发展，南京大屠杀永远是人类荣誉的污点。然而，这一污点之所以如此令人生厌，是因为历史从来没有为南京大屠杀写下恰当的结局，甚至到了1997年，日本作为一个国家仍然试图再度掩埋南京的受害者——不是像1937年那样把他们埋在地下，而是将这些受害者埋葬在被遗忘的历史角落。另外，南京大屠杀在西方世界依然鲜为人知，因为极少有人系统地收集相关文献，并向公众讲述这个历史事件，这同样是对受害者可耻的冒犯。

我们从南京大屠杀中汲取什么历史教训？

南京大屠杀留给世人很多重要的教训，第一个教训就是人类文明本身十分脆弱，如同薄纸。有人认为，日本民族是一个危险的种族，具有独一无二的邪恶本性，永远也不会改变。但通过阅读大量关于日本战争罪行的档案文献，以及世界历史上关于古代各种暴行的记载，我不得不得出这样的结论：日本在“二战”期间的行为与其说是危险民族的产物，倒不如说是危险政府的产物，该政府身处脆弱的文化氛围和危险的时代，因而能够将貌似理性的危险观念兜售给它的国民，而这些观念原本是与人性相悖的。南京大屠杀应该被视为一个警世事件——它告诉我们人类极易被煽动，容许青少年压抑善良的天性，被塑造成高效的杀人机器。

应该从南京大屠杀中吸取的第二个教训是权力在种族灭绝中所起的作用。研究过历史上大规模屠杀模式的人注意到，政府高度集权具有致命的危险性——只有不受监督的绝对权力，才会使南京大屠杀这样的暴行成为可能。20世纪90年代，世界上研究大规模屠杀（拉梅尔提出的一个概念，包括种族灭绝和政府实施的大规模屠杀）的泰斗拉梅尔完成了对20世纪以及古代暴行的系统性量化研究，并引用著名的阿克顿勋爵（Lord Acton）的一句话来总结这一令人印象深刻的研究成果：“权力导致杀戮，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杀戮。”拉梅尔发现，政府权力所受的约束越小，该政府就越有可能根据其领导人一时的突发奇想或心理阴暗面的冲动行事，发动对外战争。日本也不例外，诸如南京大屠杀之类的暴行即使不是必然的，也是可预见的。由军队和皇室精英控制的威权政体，利用不受约束的权力策动整个民族去实现少数精英群体的病态目标。

要吸取的第三个教训也许是最令人痛心的，即人类心灵竟能如此轻易地接受种族屠杀，并使我们所有人都成为消极旁观者，在面对最不可思议的暴行时无动于衷。南京大屠杀当时是世界媒体的头版新闻，然而当南京整座城市陷入肆意屠杀时，世界上大部分人却袖手旁观，无所作为。当年国际社会对南京大屠杀的反应，与世人对发生在波黑和卢旺达的暴行的反应，竟然如出一辙：当成千上万人以令人难以置信的残忍方式死去时，全世界的反应不过是一边收看新闻报道，一边搓搓手而已。人们可以辩解说，“二战”期间美国和其他国家没能及早阻止纳粹对犹太人的“最后解决”是因为种族屠杀是在战争期间秘密进行的，而且纳粹的屠杀冷酷而高效，直到盟军士兵解放集中营，亲眼看到那里的恐怖景象后，大多数人才相信之前不断收到的相关报告确实是真实的。但是，就南京大屠杀或是发生在南斯拉夫的屠杀而言，这种借口却不成立。南京暴行早就显著地刊登在《纽约时报》之类的报纸上，而波斯尼亚暴行则几乎每天都在每户人家客厅的电视里播放。显然，人性中存在诸多怪诞之处，可以在几分钟内将最恶劣的邪恶行径化作平淡无奇的小事，前提是此类罪恶远在天边，不会对我们个人构成直接威胁。

可悲的是，世界依旧以消极的旁观者心态面对日本的二次强暴——拒绝道歉，甚至拒绝承认曾经在南京犯下的暴行，更有甚者，日本极端主义分子还试图将这一事件从世界历史中抹去。若想更好地了解这种不公平的严重程度，人们只需比较一下战后日本和德国政府对受害者的赔偿情况即可。毫无疑问，单靠金钱并不能换回罹难者的生命，也无法抹去幸存者记忆中的创伤，但金钱补偿至少可以表达这样一种态度，即受害者所遭受的一切是由于施虐者的邪恶。

截至1997年，德国政府至少已经支付了880亿德国马克的补偿金和战争赔款，并且在2005年之前还会支付另外200亿德国马克。

如果将德国政府支付的所有赔款都计算在内的话，包括个体受害者赔偿、财产损失赔偿、抚恤性赔偿、国家法定赔偿、个别案例的最后赔偿，以及根据与以色列和其他16个国家达成的战争赔款协定而做出的赔偿总数将近1 240亿德国马克，约合600亿美元。日本则几乎没有对其战争罪行支付过任何赔偿。在当今时代，甚至瑞士都保证将出资数十亿美元设立一个基金，用以归还曾经从犹太人账户上盗取的资金。许多日本领导人则继续相信（或假装相信）他们的国家没有做过任何需要对他国进行赔偿的事，甚至无须为日本过去的行为道歉。他们声称，有人指责日本政府曾犯下的许多极其严重的暴行从未发生过，那些证明这些暴行的确发生过的证据不过是中国人和想打击日本的人捏造出来的。

日本政府认为，所有战争赔款问题都已在1952年的《旧金山对日和约》中解决了。然而，仔细阅读该条约就会发现，赔款问题不过是被推迟到日本财政状况改善时解决。该条约在第五章第十四条规定：“兹认定，日本应对其在战争中所引起的损害及痛苦给盟国以赔偿，但同时承认，如欲维持可以生存的经济，则日本目前的资源不足以全部赔偿此种损害及痛苦，并同时履行其他义务。”

文章摘编自《南京大屠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