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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的宏大叙事中，有一种值得警惕的辉格史观：用现代价值观评判过去历史，强调所谓的历史必然性。
比如满清成功是注定的，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就是满清统一，因为满清成功，所以满清成功。
它的本质就是将过去的一切事件，描绘成不可避免的潮流。
仿佛历史进程早已被某种无形的力量预先设定，个体不过是舞台上按剧本表演的演员。
这种机械的历史决定论，喜欢用“没有XXX，也会有另一个人来完成他的使命”，这样的论调来解释一切。
这实在是一种过于简化的、甚至可以说是懒惰的思维方式。
它忽略了政治行为中，一个至关重要且令人敬畏的核心要素：随机性。
这种随机性所引发的连锁反应，一点也不亚于军事行动中，因一个偶然的失误或决定，而导致的全军覆没或胜利。
历史并非一台精密运转、按既定程序输出的机器！
它是由无数个拥有独立意志、不同能力水平的个体，在错综复杂的局势中，共同编织成的一张不可预测的网。
每一个决策节点，都存在着多种可能性。
而最终走向哪一条路径，极大程度上依赖于当时、当地、当事人的具体状况。
他的野心、他的胆怯、他的决断力、他的犹豫不决、他一时的心情，或者是身体的健康状况，都可能成为改变历史航道的蝴蝶翅膀。
将历史进程归因于铁一般的规律，是否认人的能动性，也抹杀了历史中最富戏剧性和最值得深思的部分。
国内革命不方便讲，我们讲讲法兰西的例子。
1789年之后的法国大革命，将旧制度砸得粉碎，但同时也将法国带入了一个充满动荡、混乱和不确定性的时期。
督政府软弱无力，内外交困，让一个科西嘉的炮兵军官，登上了历史舞台。
拿破仑·波拿巴，不仅是一个军事天才，更是一个深谙权力之道、野心勃勃且敢于冒险的政治家。
他敏锐地嗅到了时代的机遇，并以无比的果断和权谋，策划并执行了雾月政变。
这一切是必然的吗？绝非如此！
倘若当时在巴黎是维克多·莫罗将军，虽然同样才华横溢，但由于性格迥异，政变就很难发生。
莫罗是一个倾向于传统共和观念的职业军人，他对政治权力的渴望，远不如拿破仑那般炽烈，也缺乏后者那种近乎赌徒的冒险精神。
他很可能不会主动去策划政变，即使被卷入政变阴谋，也会推行共治。
以他更为谨慎、更注重法统的性格，他很难像拿破仑那样，迅速地将所有权力牢牢抓在自己一人手中，并最终将共和国转变为法兰西帝国。
那么历史的图景将会彻底改写：没有拿破仑的集权与高效动员，法兰西或许会继续在共和制的混乱中徘徊更久，面对反法同盟的压力，可能采取不同的战略。
《拿破仑法典》、行政体系的改革、对整个欧洲格局的重塑，这一切都可能不会以我们所熟知的方式发生，或者根本不会发生。
后续的欧洲历史，从维也纳会议的安排，到民族主义的兴起，都将是一副完全不同的面貌。
决定历史进程的，不是抽象的“法国资产阶级需要强权人物”这个概念，而是一个非常具体的因素：一个名叫拿破仑的人，他的独特个性恰好与那个历史节点，严丝合缝地匹配上了。
如果将视野转向古代中国，也能发现同样的道理。
秦朝的统一大业，常常被归因于“商鞅变法奠定的基础”和“历史大势所趋”。
这种说法固然有其道理，但它有意无意地低估了关键人物的极端重要性。
战国末期，列国纷争数百年，分封制和周天子的共主地位，虽然早已式微，但作为一种根深蒂固的政治思维惯性，其力量依然强大。
“天下共主”与“天下一国”之间，存在着本质的思维飞跃。
完成这一飞跃，依靠的正是两个极其特殊的人物：秦王嬴政和丞相李斯。
嬴政绝非一个普通的守成之君，他胸怀一种前无古人的、极其激进和绝对的征服欲与统治欲。
他的性格中充满了不容置疑的独断、超乎寻常的魄力，以及对传统分封秩序的彻底蔑视。
而李斯这个宰相，作为法家思想的坚定实践者和功利主义者，提供了实现这一野心的具体蓝图和冷酷手段。
他们二人合作，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历史合力。
如果当时的秦王，是一个性格更为温和、保守，或更习惯于旧有思维模式的君主（这样的君主比比皆是）他很可能满足于称霸西方。
通过传统的盟约和有限的战争，来获取秦国的地位优势，而非产生“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的终极构想。
他可能会认为，将如此广袤的土地和众多的人民，置于一个中央集权的官僚体系直接统治之下，不仅是危险的，甚至是不可想象的。
强大的惯性力量，会将他拉回熟悉的轨道。
正是嬴政那不容置疑的意志，和李斯那算无遗策的谋划，共同击碎了这种强大的惯性。
他们强行推动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政治实验：废分封，立郡县，书同文，车同轨。
这一系列举措，从根本上重塑了中国社会的政治基因。
如果缺少了这两个特定人物，及其独特的个人特质，中国是否会在公元前三世纪，就完成如此彻底的大一统，并奠定此后两千年的基本政治格局？
也许统一会推迟，也许形式会完全不同，个人的选择在这里，再次展现了其颠覆“必然性”的力量。
因此，我们必须摒弃那种将历史视为自动播放的磁带的机械观点。
随机的因素：一个人的诞生、一次偶然的相遇、一场突如其来的疾病、一个瞬间的决断或犹豫……
每一个突如其来的偶然，都在深刻地介入并扭转着历史的进程。
当然，我们不能否定结构性因素的作用，经济基础、社会矛盾、技术发展等条件，确实构成了历史活动的舞台和背景板。
但戏剧如何上演，剧情如何发展，高潮何时出现，却极大地依赖于舞台上的演员。
他们的台词、他们的演技、他们临场的情感爆发，都可能让剧本走向意想不到的结局。
承认历史发展中的随机性与个人因素，并非是让历史研究陷入不可知论，恰恰相反，它是对历史本身复杂性和丰富性的一种尊重。
历史从来不是一条直线通往今天的单行道，而是在无数个岔路口，由于具体个人的具体选择，而最终走上了我们所知的这条路径。
我们对过去要抱有敬畏，对未来要抱有审慎：因为今天的每一个决策，同样是充满不确定性的个体所做出，并将成为塑造未来那个“必然”的一部分。
真正的历史智慧，在于理解这种必然与偶然、结构与个人之间动态而微妙的相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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