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字号在包头摊开来的局面，虽然时不时被搅得天翻地覆，但总体还是守住了自己的地盘。外来银庄想进来，在本地巨头的注视和条件下，往往得先把“账”摆清楚；本地几股势力你来我往，打得有板有眼，输赢有时就在一笔货金和一个禁令之间定下来。
最晚的一回，要追溯到民国二十三年。太原有家叫晋兴的钱庄，决定在包头开分号。经理刘仁山年纪轻，作风直，惹得本地老牌不太高兴。开张前的那段日子，复字号那边派了人来摆明态度，孙焕基代表复盛公出现，广顺恒派出贾子美，两人明确提出一条：你要开，就先把资金、账目和原有包庄说清楚，别糊弄人。刘仁山那边没准备这一套，到了开业时整不出个说法，结果只能暂缓。后来太原总号派了副理宋品三，带着三万元现金来包道个歉、打个招呼，才把开张的手续走通。过程不复杂，关键点是，老庄之间讲规矩，不按规矩来的人不能直接发言权。顺带一说，这事儿能压住，是因为复字号在本地有长久的网络和话事力。
往前推到民国十二年那波更猛的混战。京绥铁路通到包头后，外地的银钱行一窝蜂来设庄，市面上银钱外流严重，缺现象成常态，大家就开始玩所谓的“制钱盘子”——用制钱和铜元做一套投机生意，靠买卖差价赚钱。广生店的掌柜胡振业和通盛远的老板刘仲华（掌柜是邢克让）一开始做得还不大，每次几千两、万把两的规模。结果越斗越大，半年内单笔就冲到十几万两的量级，银价被一拉再拉，从原来每两一吊六七百文，涨到两吊五六，这种涨幅放在今天也够吓人。
通盛远那边动作快，从张家口、大同、归化城买进大量制钱，手里货多，看起来占上风。复字号不会坐视不理，复盛公这边的武祝三和广顺恒的张采臣出面帮了广生店，天津方向也被调拨出四十万银元送到包头来，银价立刻松动，广生暂时稳住阵脚。好处有了，坏处也来了：大量的制钱和铜元堆在仓里，必须想办法运出，才不至于压死资金流。
这时邢克让的身份不只是商人，他同时是都统府的筹饷局长，半商半官的地位让他有手段。邢克让和绥远警务处长余鼎铭搞到一起，打着“防止金融混乱”的旗号，发布公告禁止制钱和铜元出境，违者严惩。结果就是广生店堆的那些小钱成了一滩死水，进不了外面去卖。胡振业想办法求情、想办法让禁令松动，走了不少关系，实在不行才不得不在本地低价折卖，赔了不少钱。复字号也被连累，虽未被打垮，但损失在所难免。说句不中听的，金融一出问题，能把人压得喘不过气，生意人翻来覆去都是钱的问题。
再往回看，复字号在包头的根还早。光绪五年那阵，乔家从祁县派人来包头查点生意，是叫乔务的人。那回他看上了葫麻油的机会，指示复字号在葫麻油的盘子上多买。对手那边是大益魁，得到了归化城大盛魁的撑腰，双方就此起了冲突。大益魁受不了，跑到萨拉齐厅去告状，说乔务做油粮霸盘。局面一下紧张起来，乔务当时只好骑着他的沙力兔马，赶紧从托县渡河撤回祁县。过了些日子，复字号把那批葫麻油通过黄河运回山西卖了个好价钱，赚了一笔。那会儿做买卖有时候就是敢不敢下手，敢下手就可能遇上麻烦；但敢做也意味着有机会翻一番。
更早一层是乔家的来头。乔氏出身山西祁县，是晚清到民国期间那类典型的山西大户。最早在包头起家的叫复盛公，后来所有陆续开的店铺都喜欢在字号前挂个“复”字，久而久之，人们把祁县乔家在北方各城镇开设的铺子统称为“复字号”。这家人做生意一向稳健，有时也会为了一笔大利冒险押盘，在粮油和银钱上都干过狠活，和同行之间的争斗常常不留情面。
细节上讲，复字号的方式既有利益驱动也有地域保护色彩：他们既想把生意做大，又想控制风险，遇到外来竞争不会一味对抗，也会用经济手段来稳固地位。那些年商战的武器不只是现金和货物，关系网、官职、地方势力都能成为筹码。就像民国那会儿，能调天津银元、能和绥远警务处长串通的，并不只是单纯的商人，身份和背景放在桌上就是一张张王牌。说白了，生意场上不是单靠胆子，也得靠人和资源。
这些事儿放到一起看，很容易明白为啥复字号能在北方这么多城镇站稳脚跟：既会在关键时刻出手，也会用关系和规矩把自己保护起来。但谁也不保证永远不会被反制，输赢往往就是几次叫价和一纸禁令之间的事。照这样，下回有外来钱庄想插一脚，还得先看看本地几大家的脸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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