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晚不是梦工厂，是绞肉机。”我第一次听到这话，是半夜两点蹲在央视旧楼门口等盒饭。那天袁德旺拍拍我肩膀说：“《辣椒情》哭了半排观众，可上头要笑，不要泪。”一句话，我三个月的命被毙了。
我当场把剧本撕成雪片。雪片落在脚背，像小时候我妈拿扫帚打我——疼，但清醒：没人替我兜底。天亮前我写了佘太君百岁挂帅，锣鼓一响，欢天喜地，拿了三等奖。同事们说我是弹簧，压越狠蹦越高。他们没看见，弹簧里裹的是山里孩子的骨头。
后来年年找我，不是因为我多牛，是我肯用没人敢用的娃。2001年《过年我当家》，导演组看见名单就皱眉：贵州留守儿童，连鼓都没摸过。我让他们把扫把、皮球、塑料桶搬上排练场。节奏打错就错，错到整齐，就是新节奏。直播那天，娃们一槌下去，我耳机里传来导播室集体爆哭的声音。那一下我知道，穷孩子的响动，也能盖过北京城的鞭炮。
最险是刘欢《大家一起来》。离直播48小时，伴舞团集体食物中毒。我蹲在通道啃指甲，看见保洁车里的羽毛球拍，忽然来了邪招：拍子当扇子，球当鼓，刘欢唱一句，娃们抡一拍。刘欢看完直咧嘴：“哥们，你拿我命排小品呢？”结果他边唱边打，全场跟拍子一起喘，第二天微博热搜第一是“刘欢打羽毛球”。
外人看是灵光一闪，其实全是被逼到墙角的狗急跳墙。春晚的规则只有一条：观众笑完就忘，你得让他们在忘之前先心疼。所以我专挑没人敢用的孩子，专捡没人敢上的废招。他们说我创造奇迹，我说狗屁，我只是把别人眼里的废铁，磨成能上舞台的刀。
赵丽蓉老师临走前一年，春晚后台塞给我一张纸条：“别让他们把你的娃练成样板，要让他们像野狗，敢抢话筒。”我攥着那张纸条二十年。每年腊月，我还是先奔山里，再进京。娃们问我：“老师，北京大吗？”我说：“大，但大不过你们嗓子眼儿里那口敢喊的气。”
今年没人请我。我窝在贵州破排练厅，带一群新娃敲水桶。隔壁村支书跑来喊：“上不上电视？”我说不上。他撇嘴：“那白练。”我让他把娃们桶里的节奏听完。老头听完没说话，掏烟的手抖得跟打鼓一样。我懂他，那一刻他听见了春晚没给过的——自己的心跳。
舞台再大，灯再亮，也照不到山沟。可只要娃敢把桶敲裂，裂口就是他们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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