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六十岁的叶选平当选广东省省长，他是叶剑英元帅的长子，但随着任职消息的公布，关于“第三梯队高干子女”的议论也随之发酵。
有舆论认为革命后代是凭借家庭背景占据的要职，也有舆论质疑叶选平的能力。
面对这些声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瑞环在公开场合作出了明确回应，他直言：“我们选拔干部，看的是资格和能力，不是看出身，”那么，叶选平的能力究竟如何？
叶选平
李瑞环的发声，有其明确的时代背景，八十年代初，干部队伍面临新老交替，中央提出要选拔培养“第三梯队”，即年轻后备干部。
在这一过程中，一批革命后代因缘际会走上台前，这本是正常的人才更替，但不可避免地社会上出现了一些杂音，将“高干子女”与“太子党”等封建标签挂钩，质疑选拔的公正性。
这种论调，本质上是一种新形势下的“血统论”——它预设了家庭出身决定个人前途，认为权力会在特定家族中传递。
这种观念不仅有失公允，更会挫伤一大批实干者的积极性，污染健康的政治生态。
80年底北京
李瑞环的回应，正是对这种错误思潮的当头棒喝，他强调：“评判谁能当接班人，首先不能看他是谁的儿子，而是看他够不够资格。”
这清晰地划出了一条红线：选拔的标准是资格与能力，而非血缘亲疏，不能因为父亲是高干，就对其子女另眼相看，无论是优待还是歧视，都背离了任人唯贤的原则。
为叶选平个人辩护是表，捍卫一套客观、公正的干部选拔制度才是里，李瑞环以自己“木匠”的出身与叶选平“总工程师”的资历对比，极具说服力地阐释了“革命工作只有分工不同”的平等观，以及“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人才观。
他是在向外界表明，在新的历史时期，党选用干部的逻辑，是看其能否服务于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中心任务，而非其他。
李瑞环
那么，叶选平究竟是否“够资格”？答案不在其父的丰功伟绩里，而深藏于他本人长达数十年的基层履历中。
叶选平的人生上半场，与“省长”的行政光环毫无关系，他是一位地地道道的技术专家，一个自称的“机械匠”。
他的起点是延安的自然科学院，1941年，16岁的叶选平奔赴延安，进入自然科学院的机械专业学习，这所学校是我党在艰苦条件下创办的高等科技学府，旨在培养自己的技术人才。
在这里，他并非特殊照顾的对象，而是与其他青年一样，在窑洞中苦读，在大生产运动中锻炼这段经历为他奠定了扎实的技术基础，更烙印了务实求真的精神底色。
叶选平和叶剑英元帅
新中国成立后，叶选平将所学全部投入工业建设一线，从沈阳第一机床厂的车间副主任干起，后赴苏联实习深造，归来后历任总工程师、副厂长。
他在我国最顶尖的机床厂一干就是二十多年，从东北的沈阳到首都的北京，长期与图纸、机床和工人师傅打交道，这是一段远离权力中心、沉浸于具体专业技术的“沉潜”岁月。
他解决的是一個个具体的生产技术难题，管理的是一个现代化工厂的复杂体系，这种经历锻造了他严谨、细致、尊重科学规律的工作作风。
当他后来主政地方，要求汇报工作必须数据准确、拒绝“大概可能差不多”时，其源头正是这数十年技术工作养成的职业习惯。
1980年，55岁的叶选平调任广东省副省长，这次调动，并非对其技术生涯的否定，恰恰是时代对知识型、专业型干部的强烈呼唤。
改革开放序幕拉开，百业待兴，尤其需要懂经济、懂管理、懂技术的干部来开拓局面，叶选平这样拥有深厚工业背景和现代管理经验的专家，正是国家急需的人才。
从“机械匠”到“省长”，这不是什么“荫庇”，而是一个专业人才在历史转折点上，其能力与国家战略需求的高度契合。
如果说之前的资历是“资格”的证明，那么叶选平在广东主政十年的表现，则是其“能力”最硬的答卷。
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广东的省长位子压力巨大，考验的是真刀真枪的改革胆识和治理智慧，叶选平展现了鲜明的“工程师式”施政风格，他善于将复杂的系统问题拆解分析，抓住关键。
例如在推动物价改革这一棘手难题时，他没有冒进，而是选择从蔬菜、鱼类等副食品入手，逐步放开。
当市场出现短期波动和群众不满时，他敏锐地洞察到问题核心是供应不足，而非价格放开本身，于是双管齐下，一方面打击投机，一方面大力鼓励生产，最终稳定了市场，丰富了供应。
这个过程，宛如解决一个复杂的工程问题：诊断症结、测试方案、调整参数、达成稳定运行。
在更宏观的层面，他坚定推进各项体制改革探索，在基础设施建设中，大胆推行“以桥养桥”、“以路养路”的创新投资机制，加速了广东交通面貌的改观。
80年代广州
他坚持和完善财政包干制，极大地调动了地方发展的积极性，这些举措，现在看似平常，但在当时都需要巨大的政治勇气和实事求是的担当。
他用行动诠释了自己后来总结的广东经验：“认认真真做猫，把老鼠逮住！”——即在中央划定的框架内，以实践效果为导向，大胆探索，务实干事。
叶选平主政广东的时期，正是广东经济起飞、奠定全国领先地位的关键阶段，他的工作获得了党和人民的高度认可。
后人在纪念他时评价道：“在广东改革开放开局起步的关键阶段，叶选平同志勇当开路先锋，坚持大抓经济建设不动摇，为广东‘先走一步’、实现跨越式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这份沉甸甸的政绩，是任何关于出身的议论都无法抹杀的铁一般的事实。
叶选平在广州宴请尼克松
回看李瑞环那句有力的辩护，其深远意义早已超越为叶选平个人正名的范畴，它标志着一个政治文化的进步：努力从“看出身”的窠臼，转向“看能力”的尺度。
当然，我们不必回避，良好的家庭环境可能为个人成长提供更优的教育资源和视野起点，但这与“世袭”有着本质区别。
关键的区别在于，个人的最终位置，是否经由公开的选拔程序、是否经受住实践的长期考验、是否取得了公认的工作实绩。
叶选平的案例清晰地表明，他的晋升路径符合这些现代政治的基本要求：他从最基层的技术岗位起步，经历了革命战争、工业建设、改革开放多个时期的长期锻炼，最终在改革开放一线的重要岗位上以实绩证明了自己。
今天，当我们讨论任何领域的精英时，无论是政治、经济还是科技，最核心的问题依然应当是：他是否具备胜任该位置的卓越能力？他是否为社会发展创造了真实的价值？
叶选平从延安的窑洞、车间的机床旁，走到改革开放的浪潮之巅的人生轨迹，以及那句“水平比我高”所承载的选拔逻辑，正是对这个问题最有力的回答。
它提醒我们，评价一个人，最终要看他的实践与贡献，这才是超越一切出身论、推动社会前进的根本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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