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1987年,红星机械厂死了。

马建国把一叠厚厚的钞票塞进仓库角落的草堆里,这是他十年接济的终点:

“兄弟,拿着。以后……没人给你送饭了。”

他以为,这会是一场和过去一样,只有他一个人说话的无声告别。

然而,就在他转身准备永远离开时,一个他从未听过的声音,沙哑得像生锈的铁片划过水泥地,从他身后响起:

“马师傅。”

马建国全身的血液仿佛瞬间冻结。

他猛地回头,只看到那个他叫了十年的“哑巴”已经站了起来,目光如电。

十年,他第一次开口,说的不是一句感谢,而是一句让马建国魂飞魄散的命令:

“领我去见见你们厂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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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马建国觉得自己的骨头缝里都灌满了铁锈味。

他在红星机械厂干了三十年,从一个毛头小子干到车间主任,这股味道就跟了他三十年。

早上吸进去,晚上带回家,睡觉的时候,呼出来的气都是铁锈味的。

他的婆娘总说:你就算烧成灰,那灰也是红色的。

马建国不说话,只是嘿嘿地笑。

他觉得,这辈子大概就这样了,跟这个厂子绑在一起,生是它的人,死是它的鬼。

可现在,厂子要死了,比他死得还早。

最后一声汽笛响过之后,厂区里就乱了套。

人们像是没头的苍蝇,在办公楼和车间之间乱撞。

有人在骂,骂厂长李建斌没本事,把一个部级标兵单位搞垮了。

“他娘的,就知道开会!”一个壮汉把手里的扳手狠狠摔在地上。

有人在哭,一个叫王秀芬的女工,抱着一台小车床的机座,哭得像死了亲爹。

“我的机床啊,我跟了你十五年啊……”

更多的人不哭也不骂,他们只是默默地收拾着自己的工具箱。

他们把扳手、榔头、卡尺擦得锃亮,再用油布一层一层包好。

那样子,好像那不是冰冷的铁疙瘩,而是自己的孩子。

马建国站在车间门口,看着这一切。

他的心像被一只冰冷的手攥住了,不疼,就是发紧,透不过气。

副厂长带着几个科长在清点资产,他们拿着本子,在一个个机器上贴封条。

那白色的封条,像是一道道符,贴上去,机器的魂就散了。

一个年轻工人想把自己用了多年的台钳带走,被副厂长看见了。

“干什么!”副厂长吼了一嗓子,“那是厂里的财产!”

年轻工人梗着脖子回敬道:“我青春都给厂里了,拿个破钳子怎么了!”

两个人就那么对峙着,像两只好斗的公鸡。

马建国走过去,拍了拍年轻工人的肩膀,声音很低。

“算了,放下吧。”他说,“不值当。”

年轻工人看了看马建国,眼圈红了,把台钳重重地放在地上,头也不回地走了。

马建国没去收拾自己的东西。

他的办公室里没什么可收拾的,几张生产报表,一个裂了口的搪瓷茶杯,还有半瓶没喝完的二锅头。

他穿过混乱的人群,走向厂区最偏僻的角落。

那里是三号仓库,早就废弃了,堆满了报废的零件和几十年前的旧设备。

仓库的铁门虚掩着,门轴早就锈死了,推起来“吱嘎”作响,声音难听得像鬼叫。

厂里的人都说那里不干净,晚上有怪声。

只有马建国知道,那里没有什么鬼,只有一个活人。

一个他偷偷养了十年的活人。

他不知道那人叫什么,从哪里来,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不说话。

他只知道,十年前的一个冬夜,他发现了这个蜷在角落里、像一堆垃圾一样的人。

他本来想上报,可当他看到那双在黑暗中亮得吓人的眼睛时,他犹豫了。

那双眼睛里没有乞求,只有一种让他心惊的平静。

从那天起,他每天都会带一个窝头,一碗热水,放在仓库门口的破砖头上。

十年,风雨无阻。

今天,是他最后一次来。

他手里提着一个布袋,里面是两个白面馒头,一小块酱肉,还有他办公室里那半瓶二锅头。

他想,厂子没了,我也要走了,总得跟这个老伙计告个别。

虽然他从来没说过一句话。

他走到仓库门口,习惯性地朝里望去。

那个熟悉的身影还在,蜷缩在角落的草堆里,一动不动,像一块被遗忘的石头。

马建国叹了口气,推开了那扇沉重的铁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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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时间回到1977年的冬天。

那年的雪下得特别大,北风像刀子一样刮在人脸上。

马建国刚当上车间主任没多久,正是意气风发的时候。

他兜里揣着厂里发的“先进生产者”奖状,心里热乎乎的。

那天晚上轮到他值夜班巡查,他裹紧了军大衣,提着手电筒,在空无一人的厂区里走着。

雪花落在地上,发出“沙沙”的轻响。

整个世界都安静得只剩下风声和雪声。

当他走到三号仓库时,他听见了另一种声音。

一种很轻微的、牙齿打颤的声音。

马建国心里一紧。

他听老工人说过,这三号仓库以前是批斗“反动技术权威”的地方,吊死过人。

他握紧了手电筒,那手电筒又大又沉,像一根铁棍。

他想,真要是有什么不干净的东西,就给它来一下。

他悄悄地推开仓库的门,一道光柱扫了进去。

光柱的尽头,他看到了那个声音的来源。

不是鬼,是个人。

那人蜷缩在一堆破麻袋中间,身上披着几片烂纸板,冻得浑身发抖。

他很瘦,脸被污垢和乱发遮住了,看不清长相。

但那双眼睛,马建国一辈子都忘不了。

手电筒的光照过去,那双眼睛没有躲闪,也没有惊恐,就那么直直地看着他。

那里面有一种东西,马建国说不清楚是什么,不是绝望,也不是愤怒。

像是一口枯了很久的井,深不见底。

按照规定,他应该立刻上报保卫科。

厂区里出现来历不明的流浪人员,这是大事。

可他看着那双眼睛,脚步就怎么也挪不动了。

他想起了自己刚进厂时,饿得发慌,一个老师傅塞给他半个窝头的情景。

他叹了口气,关掉了手电-筒,转身走了。

过了大概十分钟,他又回来了。

他把晚饭剩下的一个窝头和一碗热水,轻轻地放在了仓库门口的一块砖头上。

然后,他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他对自己说,就这一次,明天他就没饭吃了,自己就该走了。

可是第二天,那人还在。

门口的窝头和水都不见了,碗被放在原来的地方,很干净。

马建国愣了一下,又回车间拿了一个窝头过来。

第三天,第四天……就这么一天天过去了。

那个人成了马建国的一个秘密。

他从不跟任何人提起,包括他婆娘。

他不知道那人是谁,也不想知道。

他只是觉得,一个大活人,不能就这么冻死饿死在自己眼皮子底下。

他叫他“哑巴”,因为他从来没听过他发出除了牙齿打颤以外的任何声音。

“哑巴”很安静,安静得像仓库里的一台旧机器。

他从不走出仓库,也从不弄出大的响动。

马建国有时候会靠在门边,跟他说说话。

他不说自己的事,就说厂里的事。

“今天又开会了,李厂长在台上讲了两个钟头,唾沫星子喷得老远,说的全是空话。”

“二车间的王老虎,操作机器不规范,把手指头轧断了半截,唉。”

“新来的那批钢材不行,杂质太多,做出来的零件全是次品。”

他就像对着一口树洞说话,把心里的烦闷都倒出去。

“哑巴”就静静地听着,有时候会抬起头看他一眼,那眼神依旧深不可测。

马建国觉得,跟这个“哑巴”说话,比跟车间里那些点头哈腰的组长们说话,心里舒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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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十年,就这么过去了。

十年里,红星机械厂的墙皮掉了一层又一层,马建国的头发白了一片又一片。

那个“哑巴”,也从一个看不出年纪的流浪汉,变成了一个鬓角染霜的中年人。

他还是那么瘦,那么沉默,但马建国觉得,他好像跟这个仓库融为一体了。

他的身上,也带上了一股铁锈和机油混合的味道。

这十年,马建国和“哑巴”之间形成了一种奇怪的默契。

马建国每天中午会把自己的午饭分一半出来,用饭盒装好,放在老地方。

有时候是一个馒头,有时候是半份米饭和一点菜。

如果厂里改善伙食,有肉了,马建国就会多分一些。

“哑巴”总是在马建国离开后才出来拿,第二天再把洗得干干净净的饭盒放回原处。

马建国甚至觉得,那个铝制饭盒,被“哑巴”洗得比他婆娘洗的还干净。

他跟“哑巴”说的话也越来越多。

他把他当成了一个不会说话的朋友,一个可以倾诉一切的垃圾桶。

“唉,你说说,这日子怎么就越过越没劲了呢?”

“想当年,咱们厂的‘红星’牌车床,那是部里挂了号的,订单多得做不过来。”

“现在呢?没人要了。都说南方的机器好,进口的机器好。”

“咱们这些傻大黑粗的铁疙瘩,没人看得上了。”

他会蹲在仓库门口,抽着劣质的卷烟,烟雾缭绕中,他的脸显得很疲惫。

“哑巴”依旧沉默。

但他并非全无反应。

有一年夏天,厂里为了赶一批出口的订单,所有机器连轴转。

马建国负责的那台从德国进口的老机床,突然开始发出异响。

声音很奇怪,不是齿轮磨损的声音,也不是轴承缺油的声音,是一种沉闷的、断断续续的“嗡嗡”声。

马建国带着几个老师傅,围着机器查了一整天,把能拆的地方都拆了,还是找不到问题。

所有人都急得满头大汗,要是这台机器停了,整个生产线都得停。

那天晚上,马建国愁得没吃饭,只给“哑巴”送了一碗水过去。

他靠在门上,喃喃自语:“老伙计,你要是会说话,会修机器,就好了……”

第二天早上,马建国照例去仓库门口取饭盒。

他惊讶地发现,在饭盒旁边,放着一颗小石子。

那石子被磨得非常光滑,一头尖,一头圆。

石子底下压着一张从水泥袋上撕下来的牛皮纸。

纸上画了一个很粗糙的图,但马建国一眼就看出来,那是机床的底座。

石子的尖头,正对着图上一个用力画出来的黑点。

马建国心里一动,拿着那张纸就冲回了车间。

他趴在地上,用手电筒照着图纸上标注的位置。

那是一个非常隐蔽的角落,被厚厚的油污覆盖着。

他用铲子把油污刮掉,一道细如发丝的裂缝,出现在了底座的铸铁上。

就是这个裂缝,导致了机床在高负荷运转时产生了共振。

马建国惊出了一身冷汗。

如果不是及时发现,机床很可能在运转中断裂,后果不堪设想。

从那天起,马建国看“哑巴”的眼神就不一样了。

他不再只是可怜他,而是多了一份敬畏。

他知道,这个仓库里藏着的,不是一个普通的乞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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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那次机床事件之后,马建国对“哑巴”的态度变得更加恭敬了。

他送饭的时候,不再是随手一放,而是会把饭盒摆得正正的。

他跟“哑巴”说话的时候,也不再是纯粹的抱怨,有时候会带上一些请教的口气。

“你说,这批新来的小年轻,怎么教都教不会,心都太野了。”

“不像咱们那时候,师傅让干啥就干啥。”

“李厂长又从上面要来个项目,说要搞技术革新,我看就是瞎折腾。”

“图纸都没吃透,就想一步登天。”

“哑巴”依然不说话,但他会用他的方式回应。

有一次,马建国对着一堆报废的齿轮零件发愁,说精度总是不达标,废品率太高。

“哑巴”听了,就在他第二天的饭盒旁,用几块碎铁片摆出了一个奇怪的形状。

马建国看了半天,才明白那是一个改良的淬火流程示意。

他半信半疑地让老师傅试了一下,结果生产出来的齿轮,硬度和韧性果然提高了不少。

马建国心里翻江倒海,他越来越肯定,“哑巴”是个高人。

一个深藏不露的技术大拿。

他为什么会沦落到这个地步?他到底是谁?

马建国心里有无数个问号,但他不敢问。

他怕一问,这个脆弱的平衡就会被打破,“哑巴”就会消失。

他宁愿守着这个谜,继续这种奇怪的共生关系。

日子一天天滑向深渊。

红星厂的衰败是肉眼可见的。

先是订单没了,然后是原材料供应不上了。

工人们开始拿不到全额工资,一开始是发百分之八十,后来是百分之五十,最后干脆打白条。

厂区里再也听不到机器的轰鸣,取而代之的是无所事事的工人们聚在一起打牌、吵架的声音。

厂长李建斌的头发也白了。

但他依然每天穿着笔挺的中山装,在各种会上慷慨陈词。

他号召大家“发扬主人翁精神,与工厂共渡难关”。

工人们在底下听着,面无表情,心里都在骂娘。

马建国也老了。

他的腰杆不再挺直,走路也有些蹒跚。

他看着这个自己奉献了一生的工厂,像一头慢慢死去的巨兽,心里说不出的难受。

他最后一个月的工资,只拿到了一张写着“欠薪200元”的白条。

倒闭的消息,就像一颗终于落地的靴子,传来的时候,大家反而都松了口气。

散伙饭都没吃,厂里没钱。

工人们自己凑钱,在食堂里喝了一场大酒,哭声和骂声响了一整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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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建国没去,他不喜欢那样的场面。

他拿着自己仅有的一点积蓄,去国营商店买了一瓶二锅头,两个烧鸡,走进了那片熟悉的黑暗。

他觉得,这场散伙酒,他只想跟“哑巴”喝。

这是他欠他的,也是欠自己的。

05

三号仓库里比外面更冷。

风从破了的窗户里灌进来,吹得挂在墙上的蜘蛛网不停地晃。

马建国把布袋放在地上,拿出了酒和烧鸡。

他把一个鸡腿撕下来,和半瓶酒一起推到“哑巴”面前的草堆上。

他自己也盘腿坐下,拧开瓶盖,给自己灌了一大口。

辛辣的酒液顺着喉咙烧下去,他的眼泪差点被呛出来。

“兄弟,”马建国开口了,声音有些嘶哑,“厂子,没了。”

“哑巴”没有动,也没有看他,仿佛那句话是说给空气听的。

“十年了,”马建国又灌了一口酒,“我在这里守了你十年。”

“其实,有时候我也不知道是我在守着你,还是你在陪着我。”

他自嘲地笑了笑,“一个车间主任,跟一个不会说话的哑巴,说了十年废话。你说可笑不可笑?”

他把一只烧鸡撕开,大口地嚼着,像是要把这十年的委屈和不甘都嚼碎了咽下去。

“我这辈子,没干过什么大事。”

“就是勤勤恳-恳,想把活干好,想让厂子好。”

“可到头来,什么都没剩下。”

他的声音里带上了哭腔。

“李建斌,那个王八蛋!他懂个屁的技术!就知道开会,搞虚的!”

“这个厂,就是毁在他手上的!”

“当年……当年要是林工还在,厂子绝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

他说到“林工”两个字的时候,“哑巴”的身体似乎轻微地颤抖了一下。

马建国喝得有点多,没有注意到。

他继续说着:“林工,那才是真正的天才。”

“二十年前,咱们厂最牛的那个‘二级联动齿轮组’,就是他搞出来的。”

“我那时候还是个学徒,见过他。人瘦瘦高高的,戴个眼镜,不爱说话,但一说到技术,眼睛里就放光。”

“后来……后来运动来了,他被打成了‘反动权威’,听说……听说没了。”

马建国用袖子擦了擦眼睛。

他把一个厚厚的信封从怀里掏出来,放在“哑巴”面前。

信封因为塞得太满而鼓鼓囊囊。

“兄弟,这里面是我大半辈子的积蓄,有八百块钱。”

“不多,但你拿着,离开这里,找个地方,好好过日子。”

“别再当哑巴了,也别再当乞丐了。”

他站起身,脚步有些不稳。

“我得走了。我婆娘还在家等我。”

“以后,没人给你送饭了。”

他走到仓库门口,手扶着冰冷的铁门,最后回头看了一眼那个黑暗的角落。

他觉得自己的心被掏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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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扇门一关,他跟红星厂,跟这十年荒唐的岁月,就彻底告别了。

他叹了口气,准备拉上门。

这十年,就像一场梦。

现在,梦该醒了。

06

就在马建国的手即将把那扇沉重的铁门合上的瞬间,一个声音,从他身后响了起来。

那声音沙哑、干涩,像是两块生了锈的铁片在摩擦。

但每一个字,都异常清晰,像一颗颗子弹,精准地射进了马建国的后脑勺。

“马师傅,等等。”

马建国全身的血液仿佛在这一刻凝固了。

他僵在原地,一动不动,以为是自己喝多了酒,出现了幻听。

十年了,整整十年,这个仓库里除了他自己的声音和风声,再没有第三种人声。

他慢慢地,极其缓慢地转过身,像一个上了发条的木偶。

他看到了他这辈子见过的最不可思议的景象。

那个蜷缩了十年的“哑巴”,站了起来。

他不再是那个佝偻着背、缩着脖子的乞丐。

他的腰杆挺得笔直,像一杆标枪。

虽然他身上的衣服依旧破烂不堪,但他整个人散发出的气场,让这间破败的仓库仿佛变成了一个庄严的审判庭。

他脸上的污垢似乎也因为某种内在的力量而褪去了,露出一张轮廓分明、饱经风霜的脸。

最让马建国心头发颤的,是他的眼睛。

那双他看了十年的、深不见底的眼睛,此刻,所有的浑浊和死寂都消失了。

取而代之的,是冰冷的火焰和锐利的锋芒。

那是一种能刺穿人心的眼神。

他看着目瞪口呆、像傻了一样的马建国,又重复了一遍。

声音比刚才平稳了许多,但那股不容置疑的力量却更强了。

“这十年的窝头,我记下了。”

他顿了顿,目光越过马建国的肩膀,投向了远处灯火通明的厂长办公室。

“现在,领我去见见你们的李建斌厂长。”

马建国张着嘴,喉咙里“嗬嗬”作响,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他感觉自己不是在看一个人,而是在看一个从坟墓里爬出来的幽灵。

一个带着十年风霜和无尽怨气的幽灵,回来索命了。

他的大脑一片空白,身体却不由自主地听从了那个声音的指令。

他像一个被操控的木偶,机械地转过身,为这个“哑巴”——不,是为这个陌生而又可怕的男人,拉开了通往外界的门。

两人一前一后地走在空旷的厂区里。

马建国在前,脚步虚浮,像是踩在棉花上。

那个男人在后,步履沉稳,每一步都像是踏在历史的回响上。

几个还没离开的工人看到他们,都停下了脚步,脸上露出惊奇的表情。

他们看到了,那个在厂里讨了十年饭的哑巴,正跟着车间马主任,走向厂长办公室。

他们想不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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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长办公室的门虚掩着,里面传来打包东西的声音。

马建国深吸了一口气,推开了门。

李建斌厂长正背对着他们,小心翼翼地把一个金光闪闪的奖杯用绒布包起来,准备放进皮箱。

那个奖杯,是二十年前,部里为“二级联动齿轮组”项目颁发的。

“厂长……”马建国艰难地开口。

李建斌回过头,脸上带着一丝不耐烦:

“什么事?不是说都结束了吗?”

他的目光先是落在马建国脸上,然后,在移到了马建国身后的那个人身上时,他的脸色在瞬间变得像墙壁一样煞白。

他手中的奖杯“哐当”一声掉在了水泥地上,发出一声刺耳的巨响,摔得四分五裂:

“你……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