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午时分,从海拔384米高的岭头山顶俯瞰,千亩茶垄如镀了一层金。这些由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知青种下的老茶树,曾因效益低下而几近荒芜,如今却成为国企盘活乡村的起点。
半小时车程外,黄麻社区“鹅山新所”艺术空间里,创始人蒲亭利在谋划新展——这是她扎根乡村的第二年,数百万投入尚待回报。
而在去年8月刚开业的广州茶博馆里,馆长连宗豪介绍着从潮州运来的古董茶桌。这座由民企投资的广州首座“茶和世界”主题博物馆,已免费接待游客12万人次。
三个场景,三种力量,正悄然勾勒出广州黄埔深入推进“百千万工程”的另一种可能——不追求大拆大建,不见千村一面,而是让不同逻辑的主体找到各自支点,共同唤醒一片土地。
广州黄埔的乡村风貌。
国企的“重”与“轻”
站在岭头山茶园观景平台上,陈灿——身兼广州市岭头公司总监与黄埔红公司总经理——指向眼前的连片茶垄。“很多人以为国企做乡村振兴就是修路建房,”他说,“但我们真正的任务是‘搭台’。”
这个“台”,是一个总投资约5.58亿元、融合26个子项目的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系统。 “我们没有简单开发,而是在做生态治理与产城融合的综合开发。”
起点是4万株老茶树。它们由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知青种下,构成广州少见的千亩连片茶园。目前,陈灿的团队已完成其中400亩核心茶区的生态恢复。
站在岭头山茶园观景平台上俯瞰,千亩茶垄绿得发亮。
平台上,科技是主角之一。项目引入了中国工程院院士刘仲华团队,从品种选育、生态种植到工艺提升进行全链条合作。团队建立了50亩茶树种质资源圃,引进53个优质品种,为老茶园埋下“科技的种子”。
最特别的或许是这里的生态种植模式。“我们的茶是林中有茶、茶中有林。”陈灿指向茶树间高大的荔枝树,“茶树生长在荔枝树下,形成特有的花果香。”这种差异化风味,让“黄埔红”成为港澳客商青睐的伴手礼。
岭头山茶园观景平台设置有品茶区域。
乡村项目往往融资难,难在缺乏抵押物和回报周期长。在这里,最关键的突破发生在融资环节:企业自筹1.06亿元,撬动国开行广东省分行4.37亿元政策性贷款。
政府定方向,国企负责落地和风险承担,政策性金融提供“耐心资本”。“政府引导+国企实施+金融支持”,陈灿说,这个“铁三角”破解了乡村项目融资难、周期长的老问题。
重资产投入的另一面,是“轻运营”的探索:茶园委托村民合作社管理,文创产品外包设计团队,研学课程交给专业机构。国企从“全能建设者”转向“平台搭建者”。
2023年以来,岭头红茶园项目已累计实现营收产值约2085万元,并直接为当地80多名村民提供了“家门口”的就业岗位。在有效的长期规划之下,茶园的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同步提升。
青年创客的“慢生意”
蒲亭利的选择更像是一场冒险。
2023年,在广州市区打理着一家国家三级博物馆的她,决定走向城郊,租下黄麻社区两栋旧楼。“当时这里只有框架结构,需要想象力”,她站在如今已是艺术中心的庭院里回忆,“我最看重这里的自然环境。透过展厅,能感受到自然与文化的交融,有天人合一的感觉。”
“鹅山新所”一层设有艺术市集、茶室、轻餐饮区,二层布局研习室与展览空间。阳光透过玻璃窗洒入,整个空间流动着自由、开放与创造的气息。
阳光透过玻璃窗洒入,整个空间流动着自由、开放与创造的气息。
它的商业模式较独特:靠艺术展览和自然研学吸引家庭客群,用市集和工作室维持日常运营。开业一年举办了六场展览,开发出植物染布、陶艺DIY、夜间观虫等体验项目,仍处于投入期。
“我做好了五六年才能回本的准备。”蒲亭利说。她的底气来自长三角等地区的考察经验——苏州本色市集用了七八年才形成规模,成都明月村更是历经十余年培育。乡村的“慢生意”,更需要市场耐心。“广州很少有民间组织发起这类事情。我们希望更多有趣的社会力量参与,跳出博物馆的框架,做市场能接受的事。”她说。
更深的矛盾在于角色定位。作为外来者,她刻意避开农家乐、采摘园等本地人擅长的业态,转而聚焦“城市需求嫁接乡村资源”:亲子关系修复、自然缺失症疗愈、传统文化体验。这让她避免了与村民的直接竞争,这也意味着更窄的客群和更高的市场教育成本。
鹅山艺术市集。
在森林覆盖率97%的黄麻社区,如何将生态禀赋转化为经济增长点?转变始于“街道主导+社会运营”模式的探索——街道统一规划,将村民闲散土地集中流转至村集体,再通过农村“三资”平台引入青年创业项目。蒲亭利把“鹅山新所”打造成开放平台,吸引了手工艺人、非遗传承人、艺术家和设计师共同参与内容创作。
青年带来的不止于艺术。丹虎艺术工作室、竹林俳舍、中华非遗宣纸刺绣等一批个性鲜明的艺术工作室相继落成,与天鹅谷森氧营地、橄榄树小院等特色营地交织共生。这些“微改造”项目,让黄麻社区的旅游模式从观光转向深度体验。
“鹅山新所”吸引了不少文艺爱好者前来参观。
黄麻社区第一书记孙立华提供了另一种视角:“艺术成了‘软基建’。”他手机里存着数据:2024年,社区集体经济收入同比增长70%,达1330万元。青年人才的活力,最终转化为了集体经济的实力和社区的治理效能。
民企的“文化账本”
连宗豪的广州茶博馆里,一支调研团正围着场馆沙盘听讲解。这座依山而建、建筑面积1.26万平方米的综合性文化场馆,光是电费每月就需数万元,却坚持免费开放。
“常有人问,民企为什么投钱做不赚钱的博物馆。”作为潮汕人,连宗豪自然深谙中国茶文化的重要性。父亲连俊江是广州瑞丰实业董事长,这座茶博馆是“情怀项目”,也是商业布局的关键一步。
“黄埔是历史上重要茶叶出口港口的渊源。我们选址于此,正是希望溯源茶文化,搭建产业平台,链接产业资源。”连宗豪认为,文化底蕴是最可持续的竞争力。
连宗豪在介绍茶文化。
馆内,“茶和世界”主题展览贯穿四层空间。 展品中既有1200年古茶树标本、法门寺出土的复刻唐代茶具,也有宋代茶宴图、葡萄牙皇室捐赠茶具等珍品,2300件(份)典藏串联起一部立体的茶叶文明史。
连宗豪的算法更复杂:茶博馆带动周边茶庄、民宿、餐饮的隐性收益;企业品牌通过文化赋能获得的溢价空间;甚至员工在公益项目中提升的归属感。
后山正在建设的茶树基因库,已收到全国四大茶产区的种质资源捐赠,每棵茶树上都挂有身份信息牌。“各种茶苗集中于此,代表历史上全国茶叶汇聚黄埔港出海通达世界”,他说,“这可能比茶叶本身更珍贵。”
后山茶树种植基地。
民企参与乡村振兴,优势在于灵活性。联和街道的“百企助百村”行动中,200多家次企业累计投入资金684万元,推动89个民生项目落地。民企的灵活性得以释放——有的修路,有的提升风貌,有的捐建充电桩。
更深层的连接在于文化认同。茶博馆四楼的“茶撼世界”展区,详细记述了黄埔港作为茶叶贸易口岸的辉煌历史。“从明嘉靖年间的‘一口通商’到清道光年间的‘五口通商’,这段记忆正在被遗忘,必须加强文化传承。”连宗豪说。
这位对茶文化有着近乎考据癖的馆长,甚至能从一个名称中窥见历史的流转。“为什么广东的草本汤饮叫‘凉茶’?”连宗豪解释,中国茶的制作工艺深刻影响了其他植物的炮制方法,中医便将用相似工艺制成的汤剂也称为“茶”。“一个‘茶’字,背后是工艺的流转与文化的交融。”
如何走出“盆景式振兴”?
多方参与“百千万工程”,面临一个现实问题:如何避免成为各自为政的“盆景”?
黄埔的实践提供了一种思路——构建分层协作的生态系统。政府负责顶层设计和政策保障,国企担当重大项目的投资建设和资源整合平台,民企发挥市场敏感度和运营灵活性,青年创客则提供内容创新和活力注入。
例如,在岭头红茶园,这种协作正在向产业链延伸。“我们也在与时俱进。”陈灿透露,团队正在开发新式茶饮,已试制出红茶与咖啡结合的“茶咖”产品。同时,园区计划通过点状供地政策引进英迪格酒店,盘活闲置资源,形成“生态修复+产业升级”的闭环。
有趣的是,不同参与者对时间周期的预期也不同:国企项目有政策性金融支持,可承受长周期;民企靠隐性收益和品牌价值平衡;而像蒲亭利这样的青年创客,则做好了“五六年才能变现”的心理准备。
“创业园的人流和出租率实际上比村落差很多。”蒲亭利观察到一个反直觉的现象,“我更看好未来近郊的文旅发展。”当多个区向她抛出橄榄枝时,她保持着开放态度。
关键仍是找到各方利益的交会点——国企需要示范项目和可持续模式,青年需要创作空间和生活成本,民企需要市场机会和品牌价值,村民需要就业增收和环境改善。当这些需求能在同一个项目中得到满足,协作才会持久。
例如,茶博馆的研学团队带学生上山参观茶园;“鹅山新所”的艺术家受邀为茶产品设计包装;国企建设的健身步道成为艺术社区的户外展场。这种基于市场需求的连接,比行政推动的“拉郎配”更为牢固。
乡村振兴或许没有标准答案,但在黄埔,国企、青年和民企正用各自的方式,探索一种更开放、更多元的可能性。不追求立竿见影,而在乎不同力量能否找到契合的节奏,共同织就一张既保留乡土肌理、又充满现代活力的网。
南都广州新闻部出品
采写:南都N视频记者 莫郅骅
摄影:南都N视频记者 梁炜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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