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7月6日下午，上海，长治路口。
一辆黑色小轿车不合时宜地冲入游行队伍，车速不快，但很突然。
人群顿时骚动，前排的人慌忙让开，后排的还没反应过来。
警察哨声响起，游行暂时中断，气氛一下子变了。
车停下的时候，气氛凝固了几秒。
车门一开，一个身穿西装、金发碧眼的外国人下来了。
他下车的第一件事不是解释，而是淡定地点了一根香烟，抬头看了看围上来的警察，嘴角还带着点讥笑。
没人动。
警察不动，围观群众更不敢吭声。
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要搞清楚，还得从头说起。
那一年，上海刚刚解放不久。5月27日，第三野战军进城，陈毅出任上海市长。
那时候的上海，可不是一座普通的城市。
它是全国工商业最发达的地方，租界林立，各国势力交织，光是驻沪的外国机构就有将近三百家。
美、英、法、日，几乎都有自己的地盘。
街上跑的是福特、雪佛兰，报纸上还在刊登百货公司的外文广告。
说白了，这是个“洋人规矩”说了算的地方，老百姓早就习惯了低着头过日子。
陈毅接手这座城市的时候，形容得很贴切：“瓷器店里打老鼠。”打是要打的，但不能砸了店。
他不只要把敌特清除，还得让城市尽快恢复运转。
工厂得开工，银行要营业，市场得稳定。
所以他定下两件事：第一，稳住市场；第二，搞一场像样的大游行，让大家知道，上海真的变了。
游行定在7月6日。
阅兵加群众游行，规模空前。
百万市民上街，几十万人参与组织。
解放军各兵种列队接受检阅，群众穿着各民族服饰跳舞唱歌。
那天下午，从溧阳路一直到长治路，整个上海像过年一样热闹。
谁也没想到，这场庆典的高光时刻被一辆轿车打断了。
那辆车从溧阳路拐进来，直接冲向人群。
警察试图拦截，没拦住。
车子一路冲到长治路口才被逼停。
接着，就是那个点烟的洋人下车。
警察看着他，迟疑不动。
群众看着警察，也不敢多说。
有人低声问：“他谁啊？”旁边人小声说：“洋人，听说是美国领事馆的。”
那时候的人对“领事馆”这仨字太熟了。
几十年了，谁惹得起外国人？从清末到民国，洋人在上海可以横着走。
哪怕出了事，最多也就是“请回领事馆”，从来没人敢碰。
就算是刚解放，很多基层警察还是旧社会留下来的。
他们心里也犯嘀咕：真抓了？会不会惹麻烦？
结果这事儿一路反映到了陈毅那里。
陈毅听完，沉了一下脸。
“副领事？什么副领事？我们跟美国建交了吗？在我们地盘上捣乱，就该依法处理。”
当时在场的人说，陈毅的语气很重，脸色很冷。
他只说了一句话：“抓起来。”
就这仨字，把台下的官兵全震住了。
命令一下，警察立刻行动。
车门被拉开，洋人被拽了出来，戴上手铐，直接押去了提篮桥分局。
他叫威廉姆·欧立夫，是美国驻沪总领事馆的副领事。
这身份，不小。
但在那天，他没能靠这身份逃脱。
消息很快传开。
美国领事馆第一时间打电话到公安局要人。
局长李士英的回答很直接：“中美尚未建交，不承认其外交身份。
按普通外侨处理。”
欧立夫被拘留三天，还得赔偿公物损失，公开道歉。《人民日报》第二天就登了这事，还发表了一篇短评，题目叫《警告美帝国主义者》。
这场风波虽然不长，但影响很大。
那几天，街头巷尾都在议论。“洋人被抓了”的消息传得飞快。
一个老太太在菜场边上说：“这是真的解放了。”
事实上，在此之前，上海并不是没发生过洋人违法的事。
只是从来没有一次，像这次这样，被明明白白地处理，被当众戴上手铐，还上了报纸。
陈毅在这件事上的态度，后来也被一些老干部回忆过。
他不是一时冲动。
他知道，这不是一辆车冲了队伍的问题，而是新政权是不是说得算的问题。
那天以后，提篮桥附近的警察开始有了底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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