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真的没有多少时间了,要是按照现在这个生育率和死亡率继续下去,中国人口将从14亿开始暴跌。
人口红利这四个字也将彻底成为一个历史,而中国社会的结构也会因为新的劳动力不足而彻底改变,可以说低生育率正在改写中国的未来。
为什么中国生育率会暴跌?人口减少真的不是好事吗?
联合国那边的警报灯已经亮得发红,甚至有些“看不下去”了,直接对中国抛出了严厉的人口预警,当你摊开全球生育率地图,视线落在这个拥有数千年“多子多福”传统的中国时,看到的数据却是全球倒数第二。
倒数第一是已经把自己卷到极致的韩国,数据惨淡到0.82。而紧随其后的我们,生育率仅仅停留在1.09的危险线上(部分统计甚至更低)。那个被我们长期视作“少子化反面教材”的日本,其生育率竟然还有1.37。
也就是说,哪怕是日本人都在苦恼孩子少,他们的生育水平也要比现在的我们高出近30%,甚至当你把目光投向欧美,美国1.79,法国1.85,就连福利国家瑞典和挪威也都维持在1.7以上。在人口学这门冷冰冰的学科里,2.1是一条被称为“世代更替”的生死红线。
维持住2.1,人口总量才能持平。而跌到1%,就代表着下一代的人口规模,将只有上一代的一半。建国初期的中国,那时的中华大地上只有5亿多人,却每年能迎来两千多万个新生命,仿佛这片土地上流淌着无穷的生命力。
那时候,地球上每出生四个婴儿,就有一个是中国宝宝,高达27%的全球新生儿占比,中国人在急速争夺,然而今天,这个画面已经彻底反转。现在的全球产房里,每14个啼哭的婴儿中,才能找到一张中国面孔。
那个曾引以为傲的占比数据,已经一路俯冲至不足7%,这比任何经济指标的波动都要来得更加不可逆。未来的日子并不会变得更温和,联合国的数据模型预测是这样的,2025年中国的出生人口预计将滑落至871万左右,而同年的死亡人数预计高达1150万。
一边是新生命的锐减,一边是老龄人口的凋零,两者形成的巨大“死亡交叉”正在疯狂张开,我们即将面临每年约350万人口的净减少。
如果不加干预,按照现有的趋势推演,到2050年,我们的总人口可能缩水至12.6亿,这不仅仅是少了1.5亿人,而是少了整整一代人的活力与希望,本世纪末,这片土地上可能只剩下5亿到6亿人。
当我们试图在西藏、宁夏这些传统高生育意愿地区寻找慰藉时,发现那里也不再是避风港,即便是国内所谓的“生育高地”,其实也就是勉强够到了爱尔兰等发达国家的及格线。
而视线转移到东北、长三角、珠三角,乃至北上广深,由于极度的现代化挤压,这些地方实际上正在经历一种比韩国更为深刻的“膝下无子”危机。
许多观察家直呼看不懂,但对于身处其中的年轻人来说,这是一笔再清晰不过的账单,现在的年轻人,哪怕把工资条揉碎了,把房贷算烂了,也得不出一个敢生孩子的结论。
数据显示,在中国,把一个四脚吞金兽拉扯到18岁成年,平均成本接近54万元,如果放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名利场,这个数字会轻松击穿100万的底线。
生孩子,对于上一辈是“添双筷子”,对于这一辈则是“背上一辈子的债”。更何况,谁来带?职场对于女性的苛刻程度,让“全职妈妈”成了一个极高风险的职业选择,如果牺牲一个人的职场前途回家带娃,全家的抗风险能力将变得脆弱不堪。
而如果不辞职,昂贵的托育费用和缺失的公立育儿服务,又是另一重难以翻越的大山,大多数理性的年轻人选择了止损,与其在负债中挣扎,不如将有限的资源投入到保全自己上,这不是自私,这是求生。
比“不敢生”更可怕的,是“能生的人”本身就在消失,即使现在给每一位适龄女性发金条,恐怕也难以扭转乾坤,因为“母体”的基数正在崩塌,20岁到35岁的女性群体,在2020年时还有1.3亿的规模,但到了2035年,这个数字预计将剧减至8000万。
曾几何时的妇产科,为了建档排队、为了抢一张床位,准爸爸们需要在医院大厅通宵排队,现在走廊里空荡荡的回声让人心慌,越来越多的医院产科因为“业务量不足”而面临科室合并甚至关停。婴儿少了,母婴用品市场、奶粉行业紧接着进入漫长的凛冬。
幼儿园的倒闭潮比想象中来得更快更猛,仅一年时间,全国幼儿园数量就锐减了超过两万所,在园幼儿人数凭空消失了五百多万,既然没有了孩子,小学还开给谁看?预计到2035年,全国小学生在校人数将腰斩至5100万左右。
过去四十年,中国经济腾飞的秘密武器就是巨大的人口红利,那些吃苦耐劳的工厂工人、那些996的互联网精英,本质上都是庞大年轻人口基数的变现。但现在工厂招不到年轻人,科技企业都在抱怨新鲜血液不足,当敢闯敢拼的年轻人变少,整个社会的创新活力必然会受到抑制。
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快速衰老的社会图景,我们正在跑步进入“深度老龄化”,并在不远的将来迈入“超老龄化”社会,到那时候,满大街都是白发苍苍的老人,养老金账户的压力将全部压在日益稀缺的年轻人肩上。
现在是几个年轻人供养一个老人,未来可能是一个年轻人就要扛起两三个老人的生存重担,但也不是完全没有“好事”,现在的孩子们正在千军万马过独木桥,高考竞争之激烈可以用惨烈形容,但对于2040年的高考生来说,情况或许会截然不同。
那是出生在人口低谷期的一代,届时参加高考的人数预计将降至900万出头,比现在的巅峰期少了整整400多万,那时候,上大学或许会变得像今天普及高中教育一样稀松平常。同理,无论是找工作还是买房子,供需关系的逆转可能会让“内卷”这个词成为历史。
但这不仅是“人少了好混”那么简单,竞争的减弱是建立在社会整体萎缩的基础之上的。那将是一个低增长、低欲望、甚至有些萧条的社会形态。年轻人虽然不用抢破头,但也失去了在增量市场中博取巨大财富的机会。
面对这艘正在急速转向的人口巨轮,任何迟缓的反应都是在透支未来,因为人口政策有一种天然的“滞后性”,现在的任何操作,都要等到近二十年后才能看到新劳动力走入市场,这意味着,我们没有任何时间可以浪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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