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 年 5 月，第二次反 “围剿” 的战令下达后，毛泽东连着几天睡不着觉。红军兵力不足，敌人兵力数倍于己，不少干部对着地图唉声叹气，有人甚至私下议论 “这下怕是熬不过去了”。面对满屋子的焦虑情绪，毛泽东没有召集会议空谈办法，而是拉上彭德怀直奔白云山。
两个人在山里跑了整整一天，爬遍了大小山头，仔细察看每一处沟壑、隘口，向当地猎户询问山路走向，听老农讲往年官兵进山的情形。夕阳西下时，毛泽东站在山顶指着地形对彭德怀说：“红一军团打正面，红三军团打包抄，这里就是敌人的死穴。”
战后毛泽东回忆起这段经历，语气十分肯定：“我的经验历来如此，凡是忧愁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去调查研究，一经调查研究，办法就出来了，问题就解决了。” 他对着围坐的干部们强调：“如果不去看呢？就每天忧愁，就不知如何打法。调查研究就会有办法。”
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里尖锐地批评：“许多新接任的工作干部，喜欢一到就宣布政见，看到一点表面，一个枝节，就指手画脚地说这也不对，那也错误。”
他给出的解药很直接：“迈开你的两脚，到你的工作范围的各部分各地方去走走，学个孔夫子的‘每事问’，任凭什么才力小也能解决问题。”
1927 年秋，秋收起义的部队登上井冈山，新的焦虑又冒了出来。这支队伍里，农民战士占了大半，不少干部连基本的战术都不懂，毛泽东自己也没有上过军事院校，更没有多少带兵打仗的经验。
敌人的 “进剿” 很快就来了，工农革命军在茶陵城硬拼了一场，虽然守住了城池，却付出了惨重代价，部队士气低落到了极点。
有人私下抱怨：“连怎么打仗都没学明白，这根据地怕是守不住。” 毛泽东没有回避问题，他在战后总结会上说：“我们现在没有本钱打消耗战，得想别的办法。” 他想起当地老乡讲的 “山大王” 朱聋子的故事：官府抓了他几十年都没抓到，就因为他懂得利用山形地势，跟官兵满山兜圈子。
毛泽东把这个故事讲给干部战士听，接着改了朱聋子的话：“不要会打仗，只要会打圈 —— 这话要改一改，我们既要会打圈，又要会打仗。打圈是为避实击虚，强敌来了，先领他转几个圈子，等他晕头转向暴露弱点以后，就抓准狠打。”
接下来的几个月里，部队边打仗边总结。打了胜仗就坐下来分析怎么打赢的，吃了败仗就复盘哪里出了问题。
1928 年 4 月朱毛会师后，接连打退敌人的几次进攻，毛泽东和朱德把这些实战经验概括成 “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 的十六字诀。
多年后毛泽东回忆起这段经历，笑着说：“我是靠总结经验吃饭的。” 那些当初发愁 “不会打仗” 的干部战士，就这样在一次次战斗中练出了真本领。
全面抗战爆发后，延安成了革命圣地，不少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投奔而来。
两种人都陷在焦虑里：懂理论的愁不会做事，会做事的愁没有理论。
1941 年 5 月，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报告，一针见血地指出了问题：“有书本知识的人向实际方面发展，然后才可以不停止在书本上，才可以不犯教条主义的错误。有工作经验的人，要向理论方面学习，要认真读书，然后才可以使经验带上条理性、综合性，上升成为理论。”
他给大家举了个通俗的例子：“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 这句话很快在延安传开了。
中央党校的课堂上，毛泽东进一步强调：“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 他不赞成把理论当摆设，更反对 “饱食终日，坐在机关里面打瞌睡，从不肯伸只脚到社会群众中去调查调查” 的做法。
当时有位从苏联回国的干部，整天捧着 “本本” 讲战术，却从没上过战场。
毛泽东找他谈话：“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 后来这位干部跟着部队去了前线，在实战中学习指挥，慢慢成长为合格的指挥员。
延安的干部们也渐渐明白：不用等把所有理论都学透再去工作，在做事中学习，理论才有用，本事才扎实。
1949 年新中国成立，共产党人从打天下变成了坐天下。更大的焦虑摆在面前：搞革命打仗有经验，可搞建设、管城市、发展工业，大家都是外行。有干部在会议上直言：“以前指挥打仗心里有底，现在看着工厂的烟囱都发愁，不知道从哪儿下手。”
毛泽东在中央会议上给大家鼓劲：“我们过去熟悉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悉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 他带头学习新知识，找来工业、农业、科技方面的书籍，还经常请专家到中南海讲课。更重要的是，他坚持让干部们 “到实践中去学”。
1956 年，全国各地都在搞建设，出现了不少新问题。毛泽东用了两个多月时间，听取了 34 个部门的工作汇报，走遍了大江南北的工厂农村。
在这个基础上，他写出了《论十大关系》，提出了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任务。他在报告里说：“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学习别国长处，借鉴别国经验，走自己的路。”
当时主持经济工作的干部回忆，毛泽东反复跟他们说：“如果有了正确的理论，只是把它空谈一阵，束之高阁，并不实行，那末，这种理论再好也是没有意义的。” 那些当初对着工厂烟囱发愁的干部，深入车间跟工人一起劳动，走进田间向农民请教经验，渐渐从 “外行” 变成了 “内行”。
1960 年，毛泽东在上海会议上作《十年总结》时还不忘提醒大家：“忘记了实事求是的原则，就会出问题。”
他告诉在场的干部：“民主革命阶段，要进行调查研究，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阶段，还是要进行调查研究，一万年还是要进行调查研究工作。”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前，我军从未与美军大规模交手，很多指挥员对着情报发愁，不知道该怎么应对这个装备精良的新对手。
毛泽东没有等大家 “学好” 美军战术再出兵，而是立刻安排人去实地调查：向正在作战的朝鲜人民军了解情况，找曾与美军合作过的原国民党军将领咨询，派遣干部赴朝摸清美军作战特点。
正是这些在 “干前” 就开始的 “边干边学”，为制定作战策略提供了关键依据。
毛泽东曾把调查研究比作 “十月怀胎”，把解决问题比作 “一朝分娩”。这个比喻恰如其分地诠释了他的理念：焦虑的根源往往是停留在 “想” 而没有开始 “做”，就像光想怀孕却不肯付出行动。
而一旦迈开步子，在干中调查、在做中学习，问题自然会像胎儿成熟一样，迎来解决的时刻。这或许就是 “不是先学好了再干，而是干起来再学习，干就是学习” 留给后人最实在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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