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5月11日，北京细雨连绵，送殡的车队在八宝山门前停下，人群默然。掌灵人是周恩来总理，抬棺者里有开国将军，也有老华侨代表。眼前这番场景让围观者低声询问：这位名叫司徒美堂的老人，到底是什么来头？
如果把时钟拨回到1880年春天，就能理解答案。那一年，12岁的开平少年司徒秀川（后改字“美堂”）揣着母亲借来的二十块龙银，钻进通往旧金山的轮船底舱。晕船、饥饿、冷风，他都认了，因为他清楚，家乡的贫瘠留不住人。
落脚唐人街，他像大多数“金山客”一样，从洗碗工干起。三年后，一场意外彻底改变命运。有流氓来餐馆收保护费，拳脚了得的小伙子忍无可忍，一记重拳把对方打倒，竟误伤致死。
美国警察草草结案，法官当庭判死。华工忍辱多年，终于爆发，全美侨界筹款请律师。钱不多，只够雇一位刚从哥伦比亚法学院毕业的年轻人——富兰克林·罗斯福。这场官司打了十个月，陪审团被辩护词和舆论压力说动，判定自卫过当，司徒美堂死里逃生。
铁窗十个月，他在狱中出名，出狱后成了唐人街的“打不倒汉子”。也就是那年，他在旧金山洪门致公堂拜了把子，誓言“振兴中华”。人们戏称：一个美国法学院毕业生救下了一位未来华侨领袖，而那位学生后来成了美国总统。
1894年，他嫌致公堂内部松散，拉出一批生死兄弟，另立“安良堂”。为防日后麻烦，他再次请老友罗斯福担任法律顾问，这份合同一直延续到1933年罗斯福入主白宫。有人感叹：“在美国，总统也是他请过的律师。”
1904年秋，孙中山第二次赴美筹款演说。司徒美堂听得热血上头，握住孙中山的手说：“用钱尽管开口，兄弟们认你这个总理。”自此，安良堂成了同盟会在北美的最大金库。辛亥革命胜利后，1912年1月，孙中山发电报请他回国任职，他回了十个字：“不求做官，但愿国强。”
时间转到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炮火轰向沈阳。司徒美堂在纽约拍案而起：“再不集资，祖国就没了！”可第一次捐款汇回，被南京政府层层扣留。气得他改走银行电汇，并写明“蔡廷锴亲收”。最终到手的只有五十分之一。他摇头叹：“钱不是进了前线，而是进了某些人的口袋。”
1933年，福建事变爆发。蔡廷锴、蒋光鼐反蒋抗日，司徒美堂连夜发电支持：“得道多助，独夫必诛。”事变失败，蔡将军流亡美国。纽约码头，三千侨胞举花相迎，外围荷枪实弹的国民党特务虎视眈眈。司徒美堂干脆贴出广告：“想动蔡将军，先过我这关！”从此特务不敢再露面。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枪声响起后，仅数小时，美洲华侨抗日救国筹饷总会成立。一张薄薄的捐款明细贴在安良堂墙上：有人掏出一月工资，有人典当结婚戒指。到1945年，累计折合近两亿美元。美媒称之为“东方人在新大陆的战争背影”。
1941年底，他受邀回重庆参加国民参政会，经香港转机，却撞上太平洋战争。香港沦陷，日军软禁他，逼出任维持会长。老人冷笑一句：“要我给侵略者擦鞋？省省吧。”特高科恼羞成怒，两次暗杀均被洪门兄弟挫败。危急时，周恩来、宋庆龄与廖承志密谋营救，四个月后把老人护到陪都。
重庆的灯火映不亮腐朽。蒋介石整日忙着“剿共”，前线补给却拖延。司徒美堂与周恩来相谈至深夜，他压低嗓子说：“真正在打日本的，是你们。”从此立场逐渐清晰。
1943年，他回到纽约，对媒体直言：“凡爱国者，岂可反共？敌后抗日的主力就在延安。”国民党报纸骂他“老糊涂”，他只是摆手：“糊涂的是把枪口对准自己同胞的人。”
1949年初春，他收到一封来自北平西山的亲笔信。毛泽东诚邀其参加新政协。83岁的司徒美堂拄杖起身：“这次，非回去不可！”同年6月，他抵达北平。香山路陡，警卫要请他改乘吉普车。毛主席得知后，让人把自己常用的藤椅改成软垫肩舆，“别颠着老人家”。于是，北京城惊现一顶“藤轿”缓缓上山，轿里那位鹤发老者，正是司徒美堂。
9月26日，六国饭店午宴，周恩来请老一辈商议国号简称。有人提议保留“中华民国”三年过渡，以安人心。司徒美堂站起，拄杖微颤却声如洪钟：“中华民国与民无关！今后只能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场寂静片刻，掌声骤起，简称提议随即搁置。
政协闭幕，他提出告老还乡。毛泽东微笑着挽住他的臂膀：“建设新中国，还少不了您。”周恩来补充：“这只是长征第一步，别急着退休。”老人沉吟良久，点头答应。冬天来得突然，他旧行囊里没厚衣，周恩来特地让裁缝连夜赶制一件狍皮大衣，温暖如春。
1955年5月8日，司徒美堂病逝于北京医院。讣告写道：“中国致公党主席、中华儿女、中外侨界翘楚。”公祭那天，号码为“01951”的灵车缓缓驶过长安街，两旁簇拥的干部、学者、工人，自发摘帽默哀。有人说：“若无这位老人，华侨这座桥，未必能那么早搭到新中国。”
后来，故乡开平市在城南广场立起一尊铜像，高4.28米。塑像正襟危坐，神情沉毅，仿佛仍在聆听遥远的海风。身旁的沙发，按中南海怀仁堂原样铸就，提醒世人：那张椅子，曾搭起旧金山唐人街与北京中南海之间的一段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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